贺承业：右派是怎样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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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往事微痕》24期（2009年6月5日），从目录中就看到一个标题：“共產黨把我从‘左派’改造成‘右派’”（浙江叶光庭）！这不正是我多年有感的一句话吗？该期还收有我的小诗《赠耄耋友人》，我还想写一文“右派是怎样形成的？”。

　　先说什么叫右派？就是被认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这由谁来认定呢？经什么程式呢？……，就不了了之吧！可是怎样才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一个是什么才是黨`才是社會主義？一个是什么样才叫“反”？如果黨言行不一致时，什么代表黨呢？是言呢还是行？是组织呢还是个人？是这个人呢还是哪个人？至于社會主義，究竟又是什么代表真正的社會主義呢？什么样才叫“反”呢？提了不一致的意见就叫反吗？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口说这样，行又那样，这林林总总，说法与做法就更多了，这么多之中，要反了什么才算反呢？……这完全是一本糊涂账，反正由有权者说了算吧。

　　五七年之前，一致拥护黨与社會主義，基本上没有人反对的，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过反对一词，正因为拥护它，热爱它，才听黨的话，帮黨整风，提意见也是爱之愈深，信认有加，望之愈切，言非外人；黨却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实为大施阴谋），强将上百万拥护之人硬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据官方公布错划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面对这错划的百万右派份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岁月里子，是怎样度日的呢？除了经受巨大的肉体折磨外，还要受更为广泛与深层次的精神煎熬，他们长期处于不人不鬼的尴尬境地：按他们的信仰与对黨和社會主義的赤诚，他们义无返雇地接受了黨给他们的一切处理，几个有名的大右派被处分后，曾允许他们出国，他们也有条件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来！可是做人的操守使他们不能口是心非，他们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就必须认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这又绝不是事实，他们从没有也不愿反黨反社會主義啊；他们就只有不计个人一切，选择“悔过”“改恶从善”之路，可却是无过可悔，无恶可改呀！特别是难以面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与子孙后代们，如果是未婚青年更无法面人生的爱情！这是何等残酷的人间悲剧啊！这是怎样的人生啊！

　　他们别无他路，只有选择痛骂自己的深刻检讨与认罪，至今还可读到不少右派当年痛苦流涕地检讨书，是真情呢是被迫呢？或各占几分？……？此外就是拼命折磨自己的劳作，无怨无悔地忍辱负重，那样的大面积的沉重的饥饿与折磨，却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为，这是举世罕见的赤诚！…………，他们日日夜夜只盼望黨能给摘帽，这却是没有时间表的，当初处理时宣布的几年几年，那是不作数的，可盼来的摘帽后仍是不断地甚至更多的无穷的不讲理的折难。黨仍是用不可告人的 ‘阴谋’来处置右派：从称为人民内部到划为四类份子公开宣布为敌人，从名义上不作司法处理，到实际上无期限地劳教，花样耍尽后，被迫平反时，仍别出心计，来个不痛不痒地‘改正’，可又至死不认错，不赔礼道歉……；面对这一切灾虐，痴心不改的儿女们啊，却还坚信“是母亲错打了儿女”，相信慈母总有一天会悔悟的！谁曾想到这是一位只要自己面子的，从不会悔悟的恶娘（我是从不赞同把组织比为母亲的，母亲是养育了儿女，是纳税人养活了黨呀）；面对这一巨大而全面的从不认错的无端加害，并百般折磨`凌辱`戏弄的草菅人權（成语有‘草菅人命’一语，这里改用为‘草菅人權’，事实上剥夺人權比录取人命更为凶残，史载：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现代版的「人彘」，就是打入另册，让其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活着受罪），却也是被称为黨与社會主義给的，应当拥护呢还是反对？至少是在心里认同上，当然是后者了，若进一步认真起来，还要讨个说法，还要提什么索赔，这不就是反对了黨与社會主義给的东西吗？这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吗？这正是右派了啊！所以说；是共產黨把人从‘左派’改造成‘右派’。平心而论，这词语上的“黨和社會主義”得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正面宣示与理解的“黨和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是实际上背道而弛干的“黨和社會主義”，为方便计，我们暂且把前者叫A，后者叫B，问题就是：坚持了A，就反对了B，若坚持了B，又反对了 A；例如，A制定了宪法与法律，而B又不让执行它们，现在你若要求执行宪法与法律，那就是反了B，那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那就破坏了压到一切的稳定，

　　我说这些话是出自亲身感受的：1949年冬我初中毕业时刚13岁，在阆中家乡热情地迎接了解放，1950年考入了黨办的高中，51年便入了团，一直任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后1953年考入西南师大数学系，到1957年毕业一直是团支书，从中学到大学，经黨的培养教育。一直是品学兼优，毕业前反右运动中，混入黨内的不良分子苟仪表等，把持了大权，陷害好人，把他们看不顺眼的十人打为右派，这被害者中就有我，后处理为分配工作考查两年，便分到重庆四十二中任教，每月发生活费26元5角，我坚决服从处分，决心努力听话，苦干，可从此不管如何也是处分任意加码升级，两年考查期满，我写了数次申请也不理会，我又交了入黨申请书也不理，后无端又从教学岗位上换作职员工作，只说是为了有利于改造，后又下放到时农场劳动，只说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历经了最重的劳作与非人的饥饿折磨，到1962年底，经考查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一直仍在农场劳动，不理不问，我更无任何新的过错，到1963年8月，重庆四十二中学黨支部突然通知我：要我即退职回原籍阆中，我再三口头并书面询问，申诉问这是为什么？有何依据？一致回答说，这不是处分，只是压缩大城市人口，我再三表示并不自愿，他们便欺骗我说，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回阆中安排工作，我回阆中后才知，他们并没有同阆中联系过，阆中方面也无法安置工作，他们这样把我骗回去后，就不管了，从此连每月生活费也不给了，我心中敬爱的黨也会公然骗人呀！这让我惊呆了！这就是公开不讲政策，不讲黨公布过的决定（‘摘帽后不再视为右派分子’），就是不守原处理决定，无端加升为“开除公职，自谋生计”处置，但又只做不说地黑操作，这是无法无天不讲信用的暗中处置，是见不得天的！我当时多次向重庆市有关部门申诉反映，他们最初是转来转去地推，后又威胁说我无理取闹，我据理据实反驳后，就不理我了。此后我又不断向各上级直到写信给毛主席反映，纹革清队时为此对我隔离审查了半年多，查证了八十多封信（原来绝大多数信都被当地扣押了！）结论是‘无反动言论’，对所反映的事却无回答。改右后重庆四十二中副校长曾专程来阆中登门请我回校，我当时答应回去，只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要求就是必须讲清楚当年是如何离校的，他们自然无法面对这一问题，我也一直没有回去。后来我把如实写有此事经过的回忆录也寄了一本给四十二中，叶校长收后复信只说深表歉意！此后多年来（从1963年8月到现在的四十多年里）我为此书面通向各级反映数百次，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任何回答啊！这还是光明的慈母吗？

　　从1963年10月27岁起，我就开始过自谋生计的活着的日子，从学徒工做起当上了一名真正的泥瓦工，从阆中`苍溪`广元城乡奔走出卖劳力，得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苦命女恋爱结婚安家生子，从大龄青年到艰幸中年，历经了十年浩劫什么活都干过，甚至为干活而从高楼跌落致残，命在旦夕，贫贱夫妻百事衰啊！到1978年12月开始的改正，经历了一言难尽的十五个春秋，此时已是四十二岁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了。

　　此后的年月，更是付出千百倍的努力：一方面，历经长达八年的申诉，艰苦曲折，到一直惊动了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我爱人被害的假案 1985年才得以平反；另一方面，日夜苦读，恢复业务，整天忙碌，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从中师`高师到重返西南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从教学到学术论著，又在曲折中奋斗了二十年，1997年退休后，只留下衰老残躯与处处伤痕，更有那无尽的回忆与万千思索，于是写惯了数学的笔又写下了回忆`诗歌与更多的杂感……，却又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奈何？（写于己丑端午）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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