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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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民”到“四化”



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是美国总统林肯，孙中山后来经过提炼，形成民国式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100多年后的今天在胡温的领导下，新提出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加贴近民生。每一个转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都是人类的重大进步。

然而，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是：国民似乎并不信任自己的国家，并不热爱自己的国家，纷纷跑去移民。一些政府部门宁愿把资金去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也不投放在本国的民生保障上。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人申请移民的人数渐渐增加，在国家不允许双重国籍的限制下，以及不合理的户籍政策桎梏下，争着获得欧美国家国籍的观念也逐渐成为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摆脱长达30多年的封闭状态，中国人开始涌向一些传统的移民地，如北美。粗略计算，移居在外的国民超过百万人，以每人带走100万-1000万计，流失在外的的财富将达到10万亿-100万亿之巨，这绝非危言耸听。

为什么这么多国民选择移民？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是有些失望。具体说来：一是国民权利没有获得公平对待。繁琐的制度和手续，不公正的地域区别待遇，使国民产生厌恶、排斥和抵抗的情绪。

二是国民对自己国家缺乏信任和安全意识，在中国，即使宪法规定的国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物产权等，以及强调了百余年的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依旧没有获得严格保障和切实解决，权利与权力比较下来，权利总是不断做出让步。致使国民经常浮生危机感，对本国的司法制度实施缺乏信心。相反在欧美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你都可以完全享有，并且谁也不能随意剥夺你的正当权利，司法机构保证你的正当权利丝毫不受侵犯，否则即属违法。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是需要一种规则约束的，这个规则就是宪政。制定一部好的宪政法律，维护宪政的权威性，以宪政来平衡社会矛盾和不公待遇，保证国民的权利得以落实。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不仅从政府层面，或者群众层面，都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在这方面上，台湾确实做得很好。龙应台先生曾讲了个典型事例，说在台湾任何一名国民，低至农夫，都了解陈水扁被羁押的情况和司法程序。那么回望中国，其实连宪法的普及也是寥寥可数而已。因此，以民主制度来带动社会的发展，来确保国民权利，是最合适最理想的管理方式。

面对这个国民问题老大难，解决的方法概括起来是“四化规则”。就是：“资本阳光化、税赋均衡化、公民一体化、华侨国民化”。

简单阐述，所谓“资本阳光化”，就是应积极推动政府官员财产的透明化、阳光化管理，鼓励和要求官员积极进行财产申报。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进行财产完全申报，现有财产就归官员所有，不再进行追究。这样做虽容易引起争议，但也不失为好办法，而在此之后官员还有不明财产收入，则必做严惩。

所谓“税赋均衡化”，就是要求各地的税赋收取标准要统一，并且税和费应该合并或者单收一项，太多的收费会动摇企业的创业信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根据福布斯杂志推出了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税负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则是法国。可见，中国大陆的税赋问题实在太重，国民很难承担得起。将税赋均衡化合理化，是保障民生最直接最有用的措施。

而“公民一体化”则要求每一位中国国民，无论在什么地区什么身份，只要是在中国国土上生活的，其基本权利都应该是一致的均等的，而不因省内省外的限制以及身份等级上的差异有所区别。宪法所规定每个公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都应该落到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从最基本的教育、社会保障上，推动公民权责一体化的顺利实施。

“华侨本土化”主要面对国外中国人群体，国内现有的对华侨的保护和回乡手续依旧非常繁杂，台湾要有台胞证、港澳地区要办回乡证、华侨要办侨民证，回去一次就要一系列证明以及签证，否则则无法实现“常回来看看”“家人团聚”之心愿。这就等于给想要寻根、归根的侨胞们筑起了坚实的围墙，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予废除。

在许多人看来，欧美国家就是一个安全的温床，一道坚实的壁垒和屏障，不需要过于担心财产、人身的安全问题，更不需要担心法律程序不公正不合理，而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却只是挑战法律制度的试验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想法犹如沉重痛击，击碎赤诚爱国之心。如果国家之于国民有归属感及安全感，“新三民主义”和 “四化”都得以落实，国民就真正得以长治久安、安居乐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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