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芸：公民抗争不是勇敢比赛：从南周事件看公民抗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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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周事件看公民抗争

一、公民抗争不是勇敢比赛
南周事件，尘埃尚未落定，大局似已明朗。照例又有一些人士出来批评南周人不够勇敢，过早妥协，未能将抗争进行到底。他们期待南周人公开挑战新闻审查制度，而不是在承认现行制度的前提下见好就收。在我看来，虽然驱庹出粤未能实现，审读室也未取消，此次事件仍不失为继乌坎之后公民抗争的又一个范例：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抗争，有限然而正面的结果。和乌坎不同的是，这次抗争发生在极权统治最敏感的地带：新闻媒体，且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震荡，尤其是1月9日夜新京报的抗命，形成知识阶层24年来的首次集体抗争，以致有的外媒把此次抗争称为“媒体起义”，而在乌坎抗争中，并未见到这种说法。和乌坎相同的是，尽管成果非常有限，未来仍将面临长期的拉锯战，这次事件却证明了：“抗争不一定死，不抗争一定死。”（左志坚语？）因而能够鼓励更多的人起而抗争。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被治者的配合，倘若社会中的多数人当遭遇压迫时不是选择屈从，而是起而抗争，那么不义的制度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然而，“良心的不服从”是要付出代价的，极权主义之所以是最邪恶的制度，就在于它系统性地压抑良知，扭曲人性，即使抗争取得成功，不管是“决不秋后算账”的承诺，还是法不责众的惯例，都不会妨碍在风头过后将为首者治罪。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人们已经见多权力的野蛮和无耻，无力感弥漫整个文化界，既然无数青年的热血尚且不能令对方有丝毫让步，却招来更残酷的镇压，而以其才智混淆是非、指鹿为马者可获赏高官厚禄盛名，那么，不愿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似乎就只有退回到观念领域，对世事冷眼作壁上观。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发酵的各类群体事件中，独少文化界的身影。因此，南周抗争之初，无论是南周人自己，还是微博上一干围观声援的看客，对结果都并不乐观，有的大V称之为24年后又一场左右国家命运的生死之战，我甚至一度担心历史可能重演。
对思想的统治是极权体制的基础和核心，而教育和新闻出版是社会文化的两个主要载体，因此，从体制的角度看，必须确保对这两个领域的绝对控制。南周此次公开以下犯上，倘若作出了哪怕极微小的让步，都有可能令其他媒体起而效之，成为导致整个体制崩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然而，无论是对强调专业精神的职业媒体人，还是对朝野的自由化分子来说，假如不能遏制庹震对南周的打压，真理部就会得寸进尺，从而导致社会言论空间的进一步紧缩。由于此事发生在换届尚未完成之时，庹震的去留可能会对接下来的人事部局产生微妙的影响，因此，其他政治势力也必然会插手其中，争取对己方有利的结果。小小一张新年特刊，由此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最坏的可能是，某些人趁机铤而走险，作困兽之斗，将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目前看来出现最坏结果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幕后的角力似乎仍在激烈地进行，不过，从抗争开始不久，南周人，以及南周的支持者们，就已意识到，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种意识有助于人们克服长期以来的无力感，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并见诸行动。而传说中的省宣妥协、黄灿去职，也令人们大感振奋。虽说所谓的妥协只是取消事前审查，退回到庹震来粤之前的状态，庹震本人看似安然无恙，问题是，对于这个体制来说，组织是不会错的，即使有错，也是由下一任官员或更高级别的组织发现和纠正，现在让庹震收回成命，等于是要他打自己的脸。从体制的逻辑来看，这比奉调他处更让人难堪。
“媒体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编委会始终扣紧出版事故，仅仅要求彻查事故真相。批评者们认为，南周人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新闻自由的诉求，反而公开宣布承认党管媒体的原则，这降低了抗争的意义。问题是，在此时要求废除新闻管制，无易于与虎谋皮，因此不应把南都人对党管媒体原则的承认视为价值上的认同，而应看作在非理想状态下进行公民抗争的一个策略。罗尔斯认为，进行公民抗争需以整个社会存在基本共识为前提条件，在不存在社会共识的地方，就不能采取公民抗争。例如，他曾谈到，对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干掉。对此次南周事件来说，有没有可能达成朝野共识呢？答案是有的。白纸黑字的纰漏，即使是从党国的宣传纪律来说，也是无法抵赖、也不能容许的。对南周人来说，明确宣布承认党管媒体的原则，仅仅要求彻查出版事故的原因，预先排除将事件之解决与新闻管制存废捆绑起来的可能，这可以防止反对者蓄意将事件往扩大分歧的方向引申。由于事故是在违反正常编辑流程的情况下发生，因而此前庹震一系列插手南周内部事务的越权行为（包括将事后追究改为事前审查）也可以至少暂时得到遏止。从政府这方面来说，将黄灿当作替罪羊抛出，丢车保帅，也还是可以维持颜面。
罗马不可能在一夜间建成，已有60多年历史的制度不可能在一次抗争中废除，目标越宏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反抗者所要承受的损失则越大。当觉醒的人们还寥寥无几时，“一腔热血洒乾坤”的壮烈，可以成全少数勇士的英名，却会把不少觉醒者吓成装睡者。反之，参与者的风险越小，则可能参与的人就越多。参与的人越多，打破铁屋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抗争者不应轻言牺牲，而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后果，尽力将抗争造成的个人损失降至最低。降低损失的方法，也不应寄希望于“参与的人越多越安全”，拿支持者作挡箭牌，而应设法找出朝野双方有可能达成共识的点，力争事件和平解决。在政治行动中，倘若明知对方野性未驯，还一意孤行，提出对方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在我看来这不是勇敢，甚至也不是愚蠢，而是变相自杀。而那些自身处于安全地带，却要求他人高调抗争的，往轻里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往重里说则是想吃人血馒头。
公民抗争不是勇敢比赛。当民间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保存有生力量，尽可能多地叫醒沉睡或装睡的人们，是当务之急。“惟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浪漫主义豪情，对公民抗争来说有害无益。至于如何叫醒沉睡的人，在我看来也可以从南周事件中得到启发。
注：公民抗争（civil disobedience），旧译“非暴力不合作”，通译为“公民不服从”，这里译作公民抗争。相关政治理论参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