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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不是英雄是恶人（一、二、三、四）
标题: 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215 reads) 时间: 2003-4-05 周六, 上午9:50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1" target="_blank">罕见奇谈[</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
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芦笛
尊敬的陪审团诸位先生：
法庭辩论现已结束。请允许我在此作总结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嫌疑人的辩护人云儿大律师和非文人大律师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的主动合作，使本虚拟法庭能够开起来，对愚昧的大陆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确，哪怕是在许多所谓“海外精英”中，起诉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骇人听闻之举。这些人白白出国多年，却连“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起码感性知识都没有，连“审判≠批斗≠定罪≠侮辱”都不懂，连“审判”、“嫌疑人”是个中性词汇都不知道，以为“审判柴玲＝侮辱柴玲”，为此在观众席中对本检进行了种种侮辱。
在这种愚昧的国情下，两位律师以敏锐周密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风度，为在中文网上进行文明政治辩论作出了楷模。希望他们的表现，对只知道以人身攻击侮辱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人士会有所触动。
光从这些“民主人士”的表现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如果１９８９年真的发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独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今日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本检在此想着重指出：沙滩上是建立不起宝塔来的，出于污泥，岂能不染？一个被万恶的党文化特别是“斗争哲学”浸透了每一寸领土的腐恶国度中，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领袖，有的只会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党妈妈教给他们的那套童子功，欺骗煽动人民去和政府较量，实现私人野心或达到卑污的个人目的。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是一场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他这话说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说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恶人”，意思大概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错误者。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当局，而学生领袖是没错的，连道德责任都用不着负。他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直到现在，“天安门一代”还在被许多人当成英雄欢呼。
本检认为，这个评价违反了历史真实。本案审理表明，某些学运领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其中情节特别恶劣者，甚至触犯了刑律，其实是罪犯。最可悲的是，这些人作恶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来坞电影中的坏人那样，因为天性邪恶，蓄意犯下反社会的罪行来，而是真诚地为他们的信念斗争。可惜，他们相信的完全是党文化那一套。斗争方向错了，车再好，马再快，不但永远到不了楚国，而且必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恶”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悲剧式的人物。
为说明这点，请允许我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一番剖析。
一、我们的“斗争”和他们的“斗争”
六四迄今已近１４年了。中外议论这一历史悲剧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检的文章，似乎没有哪个论者一语道出了症结，那就是：运动之所以以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完全错了。无论是草根民众、是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和幕后可能有的高参、还是举起屠刀的独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其实都是同一个：万恶的“斗争哲学”。
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学运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出谋划策者们的思路都只能是我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当然需要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达成对人民有利的妥协。
因此，斗争必须是有明确、具体、有限诉求的，每次斗争的诉求，都应该统治者让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观可行性和渐进的特点。斗争应该是有节制的，斗争者应具有高度的灵活应变能力，如果发现诉求超出了统治者的最大让步极限，领导者们应能及时调整己方要求，及时达成妥协，使斗争在迫使统治者作出一定让步后胜利结束。在本质上，它与农贸市场上司空见惯的讨价还价活动并无差别，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
纵观文明世界史，这就是人民逐渐获得政治权利的斗争正道。西方民主社会的建立，走的是一条缓慢渐进的上升曲线，在每一个微观阶段都因人民的有限斗争或统治者的主动被动让步而出现一个明显进步，但绝不是大幅度飞跃或突变。英国、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只造成了使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混乱局面。社会的稳定持续进步，还是在革命结束将近百年后才开始出现的。
我党提倡的“斗争”则在本质上完全与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来争取具体的权益，也不是谋求社会进步，而是为某个集团夺取政权。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谋求妥协，而是通过“合法斗争”来羞辱对方，在拒绝与对方合作并作出任何让步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对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堵死对方下台的一切可能，使对方在恼羞成怒之余举起屠刀，从而向人民暴露统治者的反动残暴本质，以此“唤醒民众”、“教育人民”，将他们拉到己方来形成统一战线，最后达到孤立对方并最后推翻对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战略目的。
因此，这种“斗争”，其实是“战争”的同义语，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战争，目的是消灭对方，而不是和平共处。实质既然如此，则它最大的特点自然就是所谓“坚定性”，亦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妥协”就等于“投降”。任何主张妥协的人，都要被谴责为“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等等。从志在夺权的野心家们那面来说，这倒确实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既然是中国式夺权，它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软”、“书生气十足”就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
这就是“天安门一代”长大时学会的东西。他们对“斗争”和“妥协”的理解，绝对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鱼缸里的金鱼不会长出超过鱼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见南极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样。因此，当他们在８９年起来和当局斗争之时，绝对只可能使用党妈妈耳提面命教会他们的童子功。
８９学运最明显的表象特点，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号，根本没有明确的具体诉求。此特点不但为许多论者在事后指出，而且已经为采访柴玲的记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历史性证言中，记者多次询问柴对学运的具体打算以及实现它们的计划，柴却除了“指望人民起来和下流政府较量”这个不着边际的梦想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讲话还暴露了柴玲作为一个硕士生，其精神世界的惊人的苍白与荒凉。她不但对自己追求的“民主”毫无最起码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对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无所知，甚至还不伦不类地篡改了鲁迅的诗句，把它强加在谭嗣同头上。
如果说她毫无建设性知识，对党教会她的那套破坏性知识却非常精通。如果我们把她谴责的对象置换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则那个讲话完全可以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教材，送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的确，她不但是最坚定的“坚定分子”，反对一切妥协，和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作斗争，而且彻底看穿了反动政府的残暴本质，根本不对之抱任何幻想，将对话轻蔑地斥为“白日做梦”。总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电影里“江姐”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里，中共政府就是她从小看熟的《农夫和蛇》里的那条毒蛇、《东郭先生和狼》中的那只狼。
柴玲的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其实是所有学运参加者和涉及者包括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我党只教会了大家怎样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懂并禁止大家去学习怎样和平推动一个旧世界发展，使之逐渐转变为一个新世界。
这里，历史对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当初他们发明并向人民传授这套邪恶功夫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旧世界，变成当年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类似物；而电影小说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却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样和灵感来源。这样，当他们无限惊恐地发现作法自毙、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来对付自己时，就必然要进入深度的paranoia状态，以为大位行将不保，自己将会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过度反应，杀人立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
对人民来说，历史作的最大嘲弄是，党妈妈在教他们那套邪恶功夫时，忘了告诉三个事实：第一，天下并不是只有我党发明的那种破坏性斗争方式，还有别的建设性斗争方式；第二，我党发明的那种斗争方式是为夺取政权特地设计出来的，只有一个功能──夺权；第三，那种斗争是一条单行线，是不可逆反应，一旦上了那贼船，就再无回头路，只有两种可能结局：无从和解的对抗导致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以此来透视学运，则所有的事态发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变成了必然的表现：学运从头到尾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设性诉求，是因为参与者、涉及者、领导者们自己就不知道他们要追求的民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遑论实现它的具体斗争步骤。当然，他们的主观意图很可能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实无关紧要，那种传统斗争方式，决定了它不但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成果，反而只会招来当局的疯狂镇压。
的确，学运在发展和恶化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体现了这个破坏性特点：领导者们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规蹈矩，以剥夺政府的镇压借口，却处心积虑地利用戈氏访华，在全世界面前羞辱当局；学运领袖对对话毫无信心，却急不可待地采取绝食的极端措施，以此将当局的军，并引起民众对当局的愤慨；阎明复代表赵紫阳去说服学运领袖撤出广场，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学运领袖却被其他人罢了官；在戒严令下达后，部份学生仍然顽固拒绝撤出广场，甚至号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场的戒严部队……自始至终，学运的发展，一直指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对抗。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1" target="_blank">罕见奇谈[</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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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不是英雄是恶人（二）
[<div id="message1634970" class="t_msgfont">标题: 不是英雄是恶人（二） (469 reads) 时间: 2003-4-05 周六, 下午4:36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1" target="_blank">罕见奇谈[</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
不是英雄是恶人（二）
芦笛
二、“革命浪漫主义”的罪恶
示威者采用的斗争方式，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他们后来的厄运。由毛酋钦定并花了三十年的功夫，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灌输给全民的“斗争哲学”，其实主张的是一种视野中没有休止符的无限运动。因此，学领们知道怎样去发动一场学潮，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结束它──教科书里从没讲过这一段。就连民运人士中唯一能写点通俗小册子的“理论家”胡平先生也看不出这种斗争的荒谬本质来。他在事后提出“见好就上，见坏就收”的策略主张，其实是梦想左右一场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运动，雕凿一株触手成灰的朽木。
因此，当人民发动起来后，领袖们便必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局面，不知道怎样利用眼下的局面去谋求一个最有利、最实惠的结局。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过的，这些人最初起来闹事，其实是出于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引起的对“秋后算帐”的恐惧。然而就连这个有限的、完全可以实现的目的，他们都没有本事达到。其所以如此，完全是拜“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之赐。
似乎可以说，世上一切民族中，再没有哪个比敝民族那样轻言“暴力革命”和“流血”了。共党在大陆执政三十年，把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也没想过“流血”是怎么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从来没见过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的恐怖人脸，没见过被重机枪子弹掏空的筛子状躯干。他们更不知道也不愿相信，由于现代武器的出现，他们从小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革命”、“起义”不过是进了博物馆的恐龙。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连武警来说，一万革命民众不过是一堆肉。
更严重的是，党的教育，让他们错误地把人民当成了万能的救世主。在他们浅薄的头脑中，“人民”占据的其实是“上帝”加“圣人”的位置，它不但是全知全能的，而且是世上一切美德的象征。另一方面，吊诡的是，党妈妈同时还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在实践中把人民当成实现领袖私欲的方便工具。因此，为了革命需要，必须牺牲一部份人民的性命，以便唤起民众，和专制政权较量，但革命的长远利益规定，领袖们的血是万万不可流的，以便“人亡旗不倒”，使革命在遭受挫折后还能进行下去。
因此，世界在他们眼中，其实不过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场景，比好来坞卡通片还滑稽荒诞：要推翻一个政权，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要作的，不过是像伟大领袖在《愚公移山》上教导过的，去感动那个人民上帝。上帝感动了，就会派神仙下凡把那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搬走。一切就像他们从小看惯的电影场面一样简单：那里面见不到血污，被打死的多半是坏人，偶而牺牲的好人也毫无痛楚，而且一无例外地能在英勇就义前交上最后一次党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不但是８０年代大多数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而且竟然仍然是如今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出身的“知识”分子（包括个别大“汉奸”在内）的理解。就是这种昏乱的神智，构成了他们轻言革命的全部“理论”基础。这种全民共同走火入魔的奇特昏悖现象竟然会出现，光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党文化造成的民族灾难之深重。
在这种党文化世界观指导下的学运，必然就只能是我们见到的那个样子。既然斗争哲学同时为双方在主观上排除了达成和平妥协的可能，运动当然也就只能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当统治者拒绝让步时，学运领袖便一筹莫展，只能回应以更极端的手段。这反过来又让统治者更加相信他们面临着“亡党亡国”的深刻危机。当迹象显示出镇压在即时，学运领袖想的不是如何撤退，避免毫无必要的惨痛牺牲，却只知道如过河卒子一般拼命向前。当危机一触即发之时，他们便按党妈妈的教材指示，效法革命老前辈，乞灵于那个万能的人民上帝，躲在“人民战争”的肉盾之后，靠人民去为他们保驾护航。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就是柴玲证言中描述过的情景。现代文明读者很难设想、也不愿相信一个２３岁的年轻人会有如此险刻深沉的心术。他们不知道，这种心理在文明世界显得非常恶毒荒谬，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国家里，它的出现完全是“必然导致的偶然”。共党本身就是如此发家的，每个青少年对这套成功秘诀都耳熟能详，根本就不觉得邪恶荒谬。当邪恶被奉为国教后，人民也就必然进入“集体无意识作恶”的“气功态”中，柴玲不过是这种不以恶为恶的无数青少年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这就是为何她在屠杀前夕还约见外国记者，坦率向全世界详细披露了她用人盾来逃避秋后算帐、期望流血而自己又不愿流血的罪恶心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她当然知道那谈话会被发表，实际上，记录稿中还有她交代记者暂时不要披露某段内容的话。
在她，党的斗争哲学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她自己根本就不觉得反对妥协会是什么错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更让她天真地以为，只要流血事件发生，人民就会起来推翻那个反动政权，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就会诞生，而她自然也就是开国功臣。那些反复标榜自己是学运元老、绝食发起人和反复拒绝妥协的“坚定分子”的话语，其实是作为功劳记录下来预先存案的，以待革命成功后作为她的政治资本。这一招她其实也是从革命老前辈那儿学来的：毛泽东和江青都干过类似的事。
也许有的读者要觉得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淑女之腹。但仔细阅读文稿的客观读者不难得出这种感觉：它的主旨就是表功，表明她本人如何自始至终与各种各样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们坚决斗争，坚持了决不妥协的正确路线，与敬爱的江青同志回忆她本人在“路线斗争”中的英勇表现相似到了极处。特别能说明这点的是，仔细阅读文稿可以发现，柴虽然是绝食团指挥，但其实绝食的主意并不是她想出来的，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却要把“绝食发起人”的“功劳”勉强拉在自己名下。
总而言之，阅读那份讲话，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不止一次地毛骨悚然：江青同志的幽灵在８０年代的青年一代中借尸还魂到了如此逼真的地步，不能不让人为党的教育之成功感到彻底的绝望。看来，要摆脱党文化的深重毒害，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作到的。
当然，柴女士并不是江青同志，她不过是一个被党文化彻底洗脑洗到不辨南北的浪漫主义者加上精明的个人盘算的野心勃勃的小青年罢了。真实的世界其实根本不是洗脑电影小说中描绘的那个世界。急转直下的事态，无情地粉碎了她的革命浪漫幻想。
首先，人民并不是那个万能的上帝，不过是像你我一样的无所作为的庸人罢了。他们可以做的，顶多就是上街游行示威一阵子，还得担心奖金和工资不被扣了，让一家老小生计成问题。面对具有强大镇压机器的独裁政府，他们可以为学生作出的最大牺牲，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徒劳无益地搭进去，而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学领的厄运。
其次，虽然口口声声看穿了独裁政府的反动本质，对之不抱丝毫幻想，柴玲其实不过是在下意识地重复党妈妈在政治课里教给她的话，只是把“美蒋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字样换成中共政府罢了。党可以凶残到何等地步，她对此根本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我相信，虽然她口口声声“期望流血”，“让广场上血流成河”，但在内心深处，她不但没去仔细想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如同那些以血肉之躯去阻挡钢铁怪物的市民学生一样，她骨子里大概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会对人民开枪。要摆脱几十年洗脑教育造成的幻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此，她虽然畅谈流血，并准备欺骗同学们去为她送死，但那其实只是理论上的计划，纸上谈兵而已。当事实无情地证明万能的人民并不能挡住坦克装甲车，“人民子弟兵”竟会真的疯狂屠民，而现实中的流血情景又是何等可怕时，她必然会受到极度震骇。其他学领大概也有类似的感情经验。从那个时刻起，他们才第一次知道了“流血”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学领们逃出来后全都变成了“事后温和派”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当年他坚决反对撤出广场。就是柴玲本人，如果不是她事先记录了那个“功劳证言”，我深信她也一定会摇身一变，成了坚决主张撤退的“事后温和派”。这种急剧转变，其实只不过反映了理论上和现实里的“流血”的巨大差别。
我想，今日在论坛上放言高论暴力革命的政论家们，其实全该送到巴勒斯坦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亲眼看看流血是怎么回事。而亲身经历了六四还坚持暴力革命主张的人，必然是世上最无天良的丧心病狂之辈。
这就是柴玲本人的悲剧：她其实如同一个梦游患者，把党妈妈从小教会她的那套本领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本能地使了出来。她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她特别忠实于剧本，一丝不苟地念了党妈妈为她写下的对敌斗争的台词。悲剧就在于历史为她和别的党的好儿女们提供了一个表演机会，因此而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她因为最忠实于党教条，造成的恶果就特别严重。正如本检在法庭辩论中反复指出的，如果不是她效法我党建立人盾保护自己，世上也就不会多出数百甚至数千怒目苍天的冤魂来。
因此，清算以柴玲为代表的学领犯下的错误和罪恶，说到底，是清算党文化对全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彻底清算视人命如粪土、以鲜血染顶珠的万恶的“斗争哲学”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类似的更大的民族悲剧还会在未来不断发生。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1" target="_blank">罕见奇谈[</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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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英雄是恶人（三）
[<div id="message1635229" class="t_msgfont">作者 / 芦笛
三、六四血案的罪责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过去一系列文章中反复指出过了：中共当局是罪魁祸首。
学运之起，不过是因为胡耀邦猝逝，让“挺能杰儿”们伤了一阵子心。这种自发的民间追悼活动不是什么对抗性示威，根本就没有什么犯法可言，何况追悼的还是前共党元首，并不是蒋介石、李登辉那样的钦定“阶级敌人”。
然而中共党内的死硬派却抓住这机会作文章，推出“动乱”社论来，因而激起了学潮。因此，从一开始，８９学运就是官逼民反。这里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大学生们从小就从父兄辈那儿听惯了共党“秋后算帐”的整人伎俩，此时不过因一时冲动，公开表达哀思，却变成了“动乱分子”，后果可想而知。出于这种合理的恐惧，他们当然要起来要求政府平反，以免后患。这一抗争行动的合理性无可怀疑。
学领们犯的错误是在后期。学运一开头还不失谨慎，但后来党内势力半公开地卷入进来，促成了百万民众大游行。学运领袖看不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却为自己呼风唤雨的巨大能力陶醉。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毫无必要地将运动步步升级，干出了一系列过激行动：从占据广场妨碍接待重大国宾、绝食、在戒严令下达后仍拒绝撤出，直到最后使用人民去作肉盾。
所有这些错误，除了最后一条，都只是策略错误，谈不上道德责任问题，虽然构成了妨碍管理社会秩序罪，但在毫无法治观念的国家出这种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还有党内势力半明半暗地参与。但学运领袖干出来的最后那件事则不但在道义上绝对不能原谅，而且构成了过失杀人的刑事犯罪。
类似关于这个问题，本检已经在先前的证词中反复证明过了，陪审团诸位先生也听到了熟悉法律的云儿大律师的辩护，本检认为，她的辩护并不能成立。本检已经指出，大律师的主要思想局限，是用确定民间普通杀人案因果关系的一般性原则，来套这桩多人参加、由间接杀人者作为主凶的头绪纷繁的大屠杀案，因而不适当地强调了杀人行为的直接发出者。其实，如果我们机械套用只涉及顶多三四人的民间杀人案的因果判定原则，只会得出更不利于嫌疑人的结论来。
这里以大律师举的案例来作个说明：
“例如在某案中，某甲意图使某乙受伤，致使乙受伤躺地。这时， 原来根本打不过乙的某丙，趁甲不备突然走来将乙的头割下。试问甲是否犯有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
答案为否。假如甲与丙没有任何共谋，则甲的行为只构成了伤害罪，并不构成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因为在甲的行为以后发生了丙的行为，这就打破了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刑事责任时，就不能把乙的死亡说成是甲的行为的结果。犯杀人罪的是丙而不是甲。”
如果我们机械套用这个案例揭示的因果关系确定原则，则只能有利于专制政府的辩护人。他们可以辩称说，戒严部队本来只是去赶走占据广场的学生的，而这事本可和平解决，正如部队突入广场后发生的真实情况显示的那样。“派兵──学生被迫和平撤出广场”，这就是原定的因果关系，但因为嫌疑人鼓动市民学生拦截部队，打破了原来的因果关系，造成了原计划外的大量市民的死亡，因此，确定刑事责任时，就不能把市民的死亡说成是派兵的结果，犯杀人罪的不是派兵的人，而是嫌疑人。
由此可以看出，此案决不能机械套用简单的民间杀人案来判定因果关系。本检觉得，确定此案刑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该根据两个主要原则，第一，当事人各方杀人行为的主动性高低；第二，追究“能避免而不避免”这种主动决策中的各方责任。
如果用这两个原则来考量，则当事各方的责任一目了然。从“动乱”社论的发表、宣布戒严令直到派兵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清场，这一切行为都是政府主动发出的，与学生无关，而且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激起学生民众的反感，从而激化恶化学潮，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衅行为。到最后杀人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也是政府一方，也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我在旧作中多次指出的，在遭到拦截后，不开枪，撤回原地又有什么不可以？民众堵截军车的唯一目的是不让他们伤害广场上的学生，并不是蓄意和军人过不去。军队撤回，市民并不会追击。军人根本就没有面临任何威胁，需要自卫还击。
从嫌疑人那一方来说，她和同志辈如李禄者在戒严令发布后还长期占据广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藐视当局的对抗挑衅行为。而号召民众冒死犯难，让他们在第一线用血肉之躯拦截坦克装甲车，自己却坐在市中心大后方“保卫天安门”，这本身就是一种借刀杀人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行为，但应视为主动发出的间接杀人行为。而且，它的后果不是不可预见的，更不是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７９年刑法第十二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如我在本总结发言中第二段指出的，嫌疑人其实已经在理论上预见到了这种可能，但她大概在骨子里并不相信“人民子弟兵”真会对人民开枪，所以，客观地说，她属于“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属于过失犯罪。
这里要强调指出，嫌疑人犯罪行为情节之恶劣，还不光在于出于自保的私人打算而主动发出间接杀人行为，更在于她一意孤行，顽固拒绝悔改补过，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祸。哪怕嫌疑人在紧急通知广播后迅速动员学生撤退，屠杀就可以在最后一刻避免。就算是她动员无效，学生仍然赖在广场，屠杀照样发生了，那么她毕竟还是尽力补过了，本检今天也就不会来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在这方面，刘晓波先生和侯德健先生为国民作出了光辉榜样。虽然刘先生在惨案发生前一两天还跑到广场上去搞什么“君子绝食”活动，给斗志丧尽的学生打气，但在大祸临头时，他还能以苍生为重，迅速和侯先生与部队指挥官接洽，并动员学生主动撤离，从而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更大血案，有大功于苍生百姓！
与此相比，虽然嫌疑人也在场，但却无任何证据表明她参与了这一旨在消弥大祸、拯救生黎的努力。如果她不是被杀气腾腾、刀出鞘、弹上膛的兽军吓傻了，本检敢说，她还要谴责刘、侯是“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
非文人大律师指出，柴玲不过必然推出来的一个偶然人物。这话本检其实早就说过了，在党文化浸透的腐恶土壤上，必然要长出无数毒蘑菇。没有柴玲有米玲，没有王丹有金丹。但这丝毫不能构成开脱柴玲刑事责任的理由。相反，非大律师没有看到，追究柴玲个人的刑事责任，正是拆毁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罪犯的罪恶机器的第一步。
柴玲这种人物的出现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长期奉行“奖恶罚善”的邪恶国教。任何不明白这一点或对此有怀疑的读者，请去看柴的历史证言。在那里，柴将所谓“革命坚定性”当成了最优秀的道德品质，将“妥协”视为“投降”、“出卖运动”的“阴谋”勾当，将“流血”当成了社会进步的充分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在毛共制度下生活过的大陆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东西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党教条。
令人吃惊的不是柴如此精通这些教条，甚至不是她说出这些令文明人震骇不已的话语时的那种理所当然、视为天经地义的从容态度，而是这种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党文化污浊的角色，竟然是所谓“民主运动”的领袖，而且竟然在学运后期逐渐占了上风，以致任何人都奈何她不得，凡是反对她的激进政策的学运领袖都要变成“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而被罢免！
这种怪现象说明，党文化那一系列颠倒是非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了一种无从抗拒的负筛选机制，任何稍有三分理智的学生领袖，如果胆敢逆这价值观念而动，立刻就要身败名裂。而身体力行那一套的学领因为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变成“道义权威”，就能顺利击败竞争者，掌握权力。这就是学运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不可控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从国民观念上彻底粉碎这个负筛选机制，则未来中国一定还会出现柴玲这样的领袖，也必然会让这些人因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主宰运动。而粉碎这负筛选机制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党妈妈颠倒的是非价值观念重新颠倒过来，彻底清算由这种负筛选选择出来的佼佼者犯下的一系列道德错误，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使得后来人对类似行为深恶痛绝，至少要让他们失去本不该有的榜样鼓舞作用。
在本检看来，这就是起诉柴玲的重大历史意义。在此敬请诸位陪审团先生尽可能摒除主观情绪，潜心思索一下本检所说的有无一丝道理。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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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不是英雄是恶人（四）
[<div id="message1635240" class="t_msgfont">四、为什么要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和道德责任？
本检明白，许多善良人对我坚持追究８９学运领袖的个人责任深具反感。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三年前，我在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中就说过：
六四大屠杀，使人们无比憎恨残暴的中共当局，悲悼死难烈士。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对学运领袖心存宽容，不去揭露他们的错误甚至罪行。而那些靠学运挣来个人的巨大政治资本的领袖们更不愿人们去细细端详他们当年的丑陋。哪怕是某些立场比较超脱的人士，对于反思六四的尝试也投以“马后炮”之讥，浑忘了一切反思都不可避免地是“马后炮”，而中国人正是因为从来不会走“马后炮”，才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前人的错误。
在许多人看来，追究学领的个人责任，就等于否定了那场运动，就等于开脱了屠夫刽子手们的责任，就等于抹黑了死难烈士的形象。就是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使得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触犯了刑律的学领逃过了理所应当的人民质询。
这种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自己就一度有过这种想法。学运发生时本检在国外，虽然从头到尾持反对态度，但大屠杀发生后我也破例参加了游行抗议。此后多年，出于对万恶的刽子手们的痛恨，我一直缄口不言，没在公开传媒上说出心里话，一直到３年前才把早就形成的思想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促使我最后跨过心理障碍的，还是那些学领毫无悔过之心、对客观上配合中共完成大屠杀的罪孽毫无认识、不以为罪、反以为功的表现。正如我在旧作《东方人的良心和西方人的良心》中指出的：
永不认错，决不忏悔，这就是我党的党性，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不幸的是，所谓民运领袖那些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同样具备了这种钢铁般的党性。
“天安门一代”基本就是这种小毛泽东。柴玲、李禄、吾尔开希辈，居然丧天良到这种地步：在戒严令下达甚至紧急通知广播后，不但赖在广场不走，还要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听任或唆使人民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装甲车。他们干出这种事来，基本目的就是怕政府秋后算帐，把他们抓到牢里去。为了这自私的目的，他们竟然想出了用人民作肉盾的下流招数，直到肉盾被武力突破，面临着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兽军时，才现了原形，仓惶遁去。如果他们真有勇气“保卫天安门”，用鲜血去擦亮人民眼睛，此其时矣，何不“吾以吾血建中华”（柴玲女士语），效法谭嗣同颈血溅地，丹心书青？
说到底，“自大”建立在“合群”的基础上，“勇敢”建立在安全的盘算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慷慨”体现在唆使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上，“良心”发作在不负责任的煽动上，“聪明”用在寻找替罪羊上。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
最体现出这些人毫无天良之处，是这些人在事后毫无忏悔之心。本来，那些人虽然是在中国那种人事关系无比险恶复杂的环境下长大的早熟青年，我党耳提面命传授的革命策略本是童子功，但毕竟还是一群青年人。如果他们稍存三分天良，只需诚恳地说：
“对不起，我们万没料到党会这么凶残，以为用人民去堵军车就会一步棋把党将得死死的，只有丢脸的份。没想到我们的轻举妄动却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让难属日夜以泪洗面，从此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悲恸折磨中。纵是己身万死，也赎不回我们铸下的大错，挽不回我们闯下的大祸。我们深知，光是谢罪，无论如何诚恳，也无法让时光倒流，换回那些倒在长街上的热血青年的性命。毕此有生之年，我们唯有日日夜夜椎心泣首，尽一切努力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协助大赦国际查明死者名单和就义情形，为烈士早日平反、凶手早日得到审判而日夜努力，并虔诚献上自己的全副身心，尽自己财力，去抚恤安慰烈属，争取补过于万一。”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说、这么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包括老芦在内，都会原谅这些无知无德的竖子。然而他们作了什么呢？柴玲想和大陆作生意（按，这是２０００年５、６月间倒共义士剿芦时透露的），李禄开香槟庆贺高风险投资成功，吾尔开希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那倒在长街上的数百甚至数千名市民就像被屠的死猪烂狗，在他们那古井无波的黑洞洞的心眼里激不起一丝波纹！也许，在他们心目中，那些无辜英魂不过是用来敲开美利坚财富之门的敲门砖。门既敲开，砖头当然也就该扔掉了。
更不能容忍的还是他们不容别人揭疮疤。像毛共凶残镇压胆敢怀疑批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样，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愧悔之心，还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谁要敢出来说他们其实起到了帮助屠夫完成屠杀行为的客观帮凶作用，他们就要使出我党那套文化战争的下流手段来万炮齐轰，打哑天良的声音，让中文网上只回响着对屠夫的谴责和对革命领袖们的赞颂。
难道这就是民运？这就是民主？这就是中国之路？没有良心的民运，到底和人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百多年来，还没让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骗子们利用够？
由此，我认识到，这些人其实和我党当年的革命领袖也没有什么差别，搞的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一套。如果说我党用成千上万的白骨搭起了魔鬼宫殿，那么这些人就是把无数烈士的鲜血化作了个人的政治甚至经济资本，利用国际社会对死难烈士的同情，获得了如果光凭个人努力根本就达不到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在获得这种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又何尝对当年为保护他们而默默倒在长街上的烈士遗属有过丝毫表示？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
“情感讹诈”再次奏效。人民的侠义心肠被唤醒被触动了，集体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为了保护他们的子弟，他们如同狼牙山壮士一般，迎着弹雨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里，让全世界观众为他们的英雄气慨屏住呼吸。我不知道那位当年谋划学生自焚（其实只会是“他焚”）的副总指挥、如今成了腰缠千万贯的现代陶朱公的李禄先生，在开香槟庆贺自己的高风险经济投资成功时，会不会有那么一刹那想起当年高风险政治投资的伟业丰功？可曾拔一毛以利天下，救助死难者的遗属？午夜梦回之时，“天安门一代”在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之余，又会不会偶尔记起只身挡住坦克阵的王维林和永失爱子的丁子霖教授夫妇和类似的父母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最恨世间薄幸儿，这个民族竟然会生养出这些良心如初生羊羔一般洁白的宝货来，端的是世上第八大奇迹！
所以，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了保护他们不受伤害，赤手空拳迎着钢铁怪兽走上去，倒在弹雨之中的无名英雄们，决不是这些先用人民作肉盾、后以鲜血为资本的恶人！不清算他们的罪过（sin）甚至罪行（crime），我们就对不起倒在长街上的那些烈士们，对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丁子霖教授那样的烈士遗属！
更重要的是，不清算他们的过错，让国民培养起码的社会公德心，则未来类似悲剧还会层出不穷，这我也早在旧作中指出过了：
在这种刁滑的民风中，产生柴玲、吾尔开希那样毫无公民责任心的人物就毫不足怪。如同围棋高手，他们“未谋胜，先谋败”，在煽动别人流血的同时早就营就狡兔三窟、安排下退步抽身的逃路。对于他们来说，“领袖”意味的就是“权力”而不是对中国、对人民乃至对同志的“责任”。“权”、“责”分离的结果，就是“发财不见面，倒楣大团圆”。前呼后拥、一呼百诺时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血洗长街、万象肃杀时就“身有彩风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天下竟有切腹自杀以谢战败的日本武士这种荒唐事，在他们那高智商的脑筋里是从来不值一笑的。如今他们回顾自己留在中国改革史上的黄白之物，依旧毫无忏悔之心，反倒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似乎那明黄之处，真的就黄如金銮殿的宝顶，而雪白之处，确实白似柴女士的良心。
为了纠正这种浇薄的民风，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享受那些轻佻的领袖们留下的黄白之物，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停止姑息养奸，把那些闯下大祸的民间领袖押上道德法庭，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轻率留下的严重后果，让他们想想那些为了保卫他们而断送在长安街上的年轻的生命，让他们知道当领袖不光意味着鲜花、掌声和水银灯，更有着严峻、沉重和无法逃避的道义责任。什么时候民间领袖们知道会发愁、会忧虑、会着急、会后悔、会内疚，什么时候这个堕落的民族也就有了点希望。
我再度重申本人在《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中提出的两项有关要求：
（１）敦促伪民运人士公开向全民族就他们在六四大屠杀起到的客观帮凶作用道歉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未来的统治者再度实行“杀人治国”，人民必须永远铭记造成六四大屠杀的各有关方面的责任。首先要追究的当然是中共屠夫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伪民运人士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协助国内死难烈士家属秘密调查和收集作出屠杀决定的主凶和负责具体行凶的刽子手的名单和罪证。其次，在客观上配合了屠夫的学运领袖如号召“保卫天安门”的柴玲女士等人必须出来向全民族道歉。
必须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后一条要求几乎和坚持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一样重要。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残民以逞、屠民自保、相信“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流氓政府，固然是毛共那个无比残忍血腥的流氓集团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从来没有珍视人命的传统使然。为了震慑未来的统治者，我们一定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咬住六四血案不放，坚持当局平反六四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大大小小的刽子手们。
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追究那些扮演了客观帮凶角色的学运领袖的道德责任，用舆论压力逼迫他们出来公开谢过道歉，以震慑未来那些想利用无辜民众来作自己的肉盾的野心家们。只有全面清算历史的血案，才能杜绝类似的血案再度在中华大地上发生。
（２）敦促伪民运人士慷慨解囊，救助死难烈士遗属
前学生领袖（包括实际的和精神上的领袖们）自现代陶朱公李禄以下，必须尽自己的一切财力为当年犯下的严重错误补过。他们应该公布自己现在的经济收入，捐出百分之二十来成立一个“天安门母亲基金会”，以资助彻底查明死难烈士和受伤、受牵连等一切受害人的数字和受害经过，将这些情况整理成具体的材料，送交大赦国际存档，以作为将来为六四平反的铁证。这个基金会还应该长期补助那些痛失爱子爱女的母亲们，在每个母亲节都应该寄出慰问品和由学生领袖们签署的悔过卡。
必须指出，这一措施具有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是帮助咱们这个视人命如粪土的民族建立珍视人命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第一步。如果统治者们知道自己害死的每一条人命都将被人民世世代代牢牢记住，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究到底，那么他们就会像前苏联短命政变的左派头子们，只因为有两三个平民死于事故就吓得自动向戈尔巴乔夫投降。而学运领袖如果想证明他们自己不是利用人民自保自肥的政治骗子，就起码应该作到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
这就是本检提出来的对本案嫌疑人及其同志的微不足道的惩罚，其实这根本也就不是什么惩罚，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处在他们的位置上都会作出、而他们至今未作的最起码的补过措施。
本检在此诚恳请求陪审团先生们仔细阅读本庭辩论记录和双方的总结发言，经过自己客观的、审慎的独立思考，在自己心中投下庄严的一票。如果您同意本检的看法，请尽自己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形成舆论，迫使学运领袖们作到以上所列的两项最起码要求。谢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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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3-2009 00: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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