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应忘记――记六四暴徒高鸿卫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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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应忘记――记六四暴徒高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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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六四暴徒高鸿卫

2008年底的某一天下午，我在与友人一起拜会朋友时，意外地见到了高鸿卫，记得当时他穿一件大红外衣，身材魁梧，说话谦和，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鸿卫，也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所谓的六四暴徒。

以后，从朋友们的口中，我陆续知道了有关高鸿卫的种种情况，我的心也就因了他和他们的苦难而无法安静、无法安宁。

高鸿卫出生于1970年4月21日，母亲在他九岁时去世，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二十年前，高鸿卫还是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高鸿卫告诉我：1989年我才19岁，也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我只是每天从朝阳区十里堡的住处翻过铁路桥、经过东大桥、再经过建国门，然后到达天安门广场。我愿意聆听广场上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讲演，我见到大学生们绝食我流过泪，看到北京市民们游行声援学生我热血沸腾。虽然我只读到初中，但我最爱看《水浒》和《三国》，受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见义勇为的影响很深，我从小就有英雄主义情结，就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那场运动，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6月3号夜里，我在去往天安门的路上，在东大桥路口，看到坦克上的军人向老百姓打催泪弹，在建国门的立交桥上，看到一辆坦克开过去，一个人被装甲车里发射的子弹打中了，身穿的白背心上全是血，据说是经贸学院的一个教师，后来这个人的生死也不知道。我再往天安门方向走，在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路口，也不知当时是几点，碰到一帮从天安门撤下来的南开大学的学生，他们衣衫不整，哭泣着说死了好多人，当时我非常气愤，也跟着他们一起哭泣。

记得6月5号下午，在朝阳区十里堡的铁路桥附近，有一辆弃置在那里的坦克。一个人大声喊：“谁快过来，帮我拿着皮管子。”我没有任何思考就走过去了，帮着那个人拿着皮管子，然后用手堵住一头，灌满水后直接插到油箱里，水流出后油箱里的油就会自动抽出来了。实际上坦克早在6月4号就被什么人烧着了。我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多大的严重后果。

1989年的6月20号，我突然被逮捕。警察告诉我说有一张我站在坦克后方的照片，说我是纵火犯，是反革命暴徒。我做的事我承认，但我并没有放火烧坦克，只是帮人拿着皮管子。我也把亲眼看到的事情都说了，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为什么部队要向老百姓开枪？学生们和平请愿有什么错？我也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根本没想到会判这么重的刑。1989年10月19日，我被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接到判决书后没几天，一直有心脏病的父亲在10月28号永远离开了我，我在世上就没有一个亲人了，这时候我只有19岁。

说心里话，听到这里，我实在不知道再如何开口继续我们的谈话，我怕敢触到他内心深处的苦难，一个19岁的大孩子，没有了父母，要在监狱里渡过一生的岁月，而这一切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行为导致的，他能承受吗？

高鸿卫很平静，当我问及他在监狱里的遭遇时，他就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我刚被收监时是在北京市的老一监，1990年12月26号我被转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1991年呈报的减刑，1992年12月份我终于接到了通知：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8年，并剥夺政治权利8年。

记得最早我是负责给北京乳胶厂检验乳胶手套。就是用嘴对着手套吹气，看看有没有漏气的。一天下来，眉毛上、头发上、衣服上都是一层白粉，就是手套里的滑石粉，这样的工作大概做了两年。后来包过一次性筷子，每天定额是一万五千副，这个活又干了一年多。再后来用机器织毛衣，做过纸餐盒和一次性纸杯子，还做过挑捡可乐瓶子里的瓶盖和商标，就是用机器把可乐瓶子打碎，我们负责分捡瓶盖和商标等。还做过挑羊绒里的粗羊毛，是用镊子挑。记得我还加工过服装，主要是裤子等工作服。也拆过纺织品的下脚料，用一根断钢条把下脚料拆成棉纱，供擦拭机器用。18年的监狱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18年的监狱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话从高鸿卫的口中说出来，就像说一个与他无关的久远了的故事，听不出任何的苦难，但我不难想象，这18年，他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这需要有怎样的信心和毅力来坚守？然而高鸿卫却平淡地说：“谁到了那个时候都会挺过来的。”

高鸿卫说起他在一监时挨打的经历：那时候每天都必须从早上一起坐到晚上，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除了吃饭以外不许动，中午可以有15分钟的活动时间，而这所谓的活动，就是你可以蹲在地上，但前提是仍然不许动。我蹲得脚麻木了，就换了一个姿势。没想到被管教看到了，喝斥我，我分辨说脚都蹲麻了，他就把我拽到隔壁的一间空屋子里，没头没脑地暴打了我一顿，边打边说“从来就没有人敢反驳过我”。

由于高鸿卫的父母都已经去世，所以没有任何亲人来监狱里看望他，得不到外面的接济，高鸿卫只能靠监狱里每月发的5块钱卖些生活用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足，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1990年春高鸿卫患上了肝炎，与其他传染病犯人单独关在一起。在一次监狱的清监过程中，高鸿卫捡到了一张别人丢弃的报纸，他在看这张报纸时，凑巧报纸上有一则他姨父的工作单位的宣传广告。高鸿卫根据广告上的地址，试着给他的姨父写了一封信。从被逮捕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他终于与亲属联系上了。1990年10月底，高鸿卫的小姨才得以知道高鸿卫的确切情况，并开始不间断地到监狱里探望他。不幸的是，小姨于2000年去世了，这世上唯一关心他的亲人走了。

2007年1月5号，高鸿卫在以反革命暴徒的身份坐了18年牢后，终于得以平安出狱！但他面临的还有8年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出现在高鸿卫面前的，是18年没有人居住的小平房，荒草凄凄，残垣破壁，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从一个19岁风华正茂的青年，高鸿卫一下子就步入了37岁的中年。这18年的变化，不仅是个人，国家也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由于六四以后当局大力发展经济，一切以经济为前提，使得社会上的很多人可以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丧失了起码的良知，大多数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是要看他到底拥有多少金钱，这让与社会脱节了18年的高鸿卫惶惑之中，很难适应。但高鸿卫并没有气馁，他以一颗顽强的心坦然地面对着眼前的一切。

出狱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户口，但是高鸿卫的父亲早已去世，他面临着无处落户的问题。他的住处又是农村住房，村委会不给开据房产证明，他就跑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因为没有钱坐车，他就每天早上从家里步行近两个小时，到各个衙门去等待，中午11多钟被轰出来，他就坐在旁边的马路上，一直再等到人家下午上班为止，这样跑了好几天，所有的部门都相互推诿，没有人理睬他。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高鸿卫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找过多少部门，小到村委会，大到朝阳区档案馆，土地管理局，每天早晨从家里步行出门，天黑后再步行回家，每天都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最后某部门的一个科长告诉他：“兄弟，我了解你的情况，也同情你，我当时也是学生。他们这是在故意不给你办。”高鸿卫被逼急了，就对某一个部门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办公？今天再不解决我就不出去了，你们叫保安，叫警察都行，大不了再把我抓回监狱去。三天之内你们再不给我解决，我就找区政府，找人大，找国务院。”最后户口问题总算解决了。

高鸿卫的叙述很平淡：出狱后看到家中的这一切，我不能绝望。因为出狱前我就有心理准备，18年都没有人居住的小平房，肯定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家里也没有别的直系亲属了，一切只有靠我自己。刚出来我对什么都陌生，首先面临的就是怎么活着，怎么挣钱养活我自己，怎么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我到社区办理了失业证和求职证，梦想着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在居委会的介绍下，我到苏宁电器公司应聘，面试时他们同意聘用我，并答应我可以到通州区去看管仓库，但当我交上个人简历时，就没有了下文；我的第二次求职是到超市当理货员，开始他们认为我年纪大，我一再跟他们讲，我的身体好，可以多干活，我不怕吃苦，很需要这样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可能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他们答应让我工作，但必须要到派出所开一份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当我找到派出所时，派出所的人告诉我这个证明他们没法开，只能为我开具一个表现良好的证明，结果可想而知；我第三次要求到超市推购物车，没有任何福利，也几乎没有休息日，当我问他们可不可以给我上保险时，遭到了拒绝。生活再苦我也不怕，但找不到工作就没有饭吃，就没办法生存，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只要有人愿意聘我。我还找过物业，希望求得一份看大门、保安哪怕是剪草坪的工作，但物业的人讲不用北京人，北京人事情多，不好管理，用外地人又便宜又没顾虑。我还找过送报纸的活，但人家就用40、50人员，说用这类人国家有补贴，还可以免税，有奖励，我不符合国家奖励条件，所以不能用我。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即不要派出所的证明，又没有特别的要求，是当话务员，实际上就是打电话向客户推销商品。上班后我了解到，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外地人，三个月都没有开过工资了，不给工资我就没有饭吃，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到底找过多少工作，到底碰到多少次壁，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从我出狱到现在，两年多了，也没有一份可以做的工作。尤其是现在，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有学历有能力的人都不太好找工作，更何况我？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这样要求：有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我哪一条也符合不上啊！就是我找到私人的小饭馆，要求一份不需要技能的洗碗的活，人家都嫌弃我，说是用一个外地的小姑娘，工资又低，吃的又少，还听话。原来北京人在这样的工作面前是受歧视的。

我也曾想过做点小生意，但我没有资金，现在不管做多小的生意，都需要本钱，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

我的心随着高鸿卫的话一阵阵地揪紧，我知道人面临绝境时的无助，那种痛苦无法言说。

“你可以去申请政府低保的。”我打断他的话语艰难地说了一句。

“就是申请低保我也不合格啊。”原来高鸿卫的两间小平房经过他和姨父的共同努力，简单地修缮了一下，总算可以遮风挡雨了，但就是这样的房子，高鸿卫自己都舍不得住进去，把它出租给了外地收废品、卖菜的农民，每月可以有三、四百元的房租收入。他自己则在旁边搭建了一个小棚子，大概有四、五平米，高鸿卫就在这间小棚子里生活。别的时候还好，到了冬天，连买煤的钱都没有，他只能用塑料薄膜把窗户糊上，以此抵挡外面刮进的寒风。这就是他不符合申请低保的原因：每月有房租收入。

高鸿卫告诉我：有一天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衣兜里还剩不到10块钱了，我就找到居委会，告诉他们说，我找不到工作，也养活不了自己，你们还是把我送到监狱去吧，在那里好歹还有一口吃的。要不然我就到天安门去，拿着我的判决书，让大家都看看。居委会的人劝我耐心等几天，几天后政府答应给我发放困难补助，我现在就靠每月400块钱的困难补助活着，但这最长也只是半年，10月份就到半年了，到时候又不知会怎样啊。

我无语，这是一种流不出眼泪的心痛。

“你后悔当初所做的吗？后悔因为自己的一个行为而导致现在的困境吗？”

“我不后悔！”高鸿卫没有任何犹豫和思考就说出了这句话，“父亲教育我一个人要能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什么事做了就不要后悔，人应该执着于自己做人的原则，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当初是做错了，我自己选择了，就不应该后悔。”

六四暴徒们，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六四之后，当局疯狂抓捕迫害他们，有的人为此丢掉了性命，有人的被打伤致残，有的人一判就是无期徒刑，他们的刑期之长，定罪之重，人员之多，令人触目惊心。但社会，二十年了，却鲜少提及他们、关注他们。即使他们活着出狱了，也仍然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压力。

高鸿卫告诉我：当初我年纪小，什么事情都不操心。但坐牢18年出来后，父母都不在了，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我自己来做。房子漏水了需要修，柴米油盐需要买。没有多少钱我就每天晚上6点后再去买菜，去超市也是快关门的时候买东西，这样就会买到打折处理的东西，就是要想尽办法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出来两年了，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一张自己的床、一张小桌子，还有了一台旧电脑，我感到生活一天比一天强，我也有信心让日子越过越好。

高鸿卫早在1998年就开始接触电脑方面的有关知识，在监狱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他看到别人丢掉的电脑知识方面的书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出狱后更是对电脑有很大的兴趣，正因为这样，他宁可不吃肉、不吃菜也置办了一台旧电脑。我们的谈话进行中，他说的很多电脑专用名词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会很多实际的应用，因为喜欢电脑，他还开始有计划地学习英语。当我向他表现出惊讶和敬佩时，他只是谦逊地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的水平，只是爱好而已。

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尤其是还有剩余的6年剥夺政治权利，制约着他不可能向别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我问及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高鸿卫有些向往地说：我希望社会能够给我、给我们这个群体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使我们有机会发展。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认为从中可以学到以前不懂的东西。生活就在于积累，积累经验，也积累财富，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给我们一份工作，让我们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从1989年到现在，20年过去了，一个人不管付出了多少，毕竟也会有所收获。高鸿卫告诉我：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些真诚的朋友，孙大哥、老康、老李、还有浦律师，他们从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我，这让我感动。我并没有做什么，有时候一句问候的话对于我就足够了！

近三个小时的谈话，我感动、压抑、欣慰、也伴着痛苦、无奈、自责，我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当我小心地说可以呼吁社会给予人道帮助时，高鸿卫的话再次让我震撼：“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

我问他：如果有条件，你愿意自己做点小生意吗？

“当然愿意了！”高鸿卫的话脱口而出，“我不是怕吃苦的人，只要能够养活自己，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也曾想过，我们这一批出狱的暴徒们，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组织起来，或者买小货车拉货，或者一起做点小生意，但就是苦于没有资金，没有钱你什么也干不成，现在不像二十年前了，现在是只有靠钱才能赚到钱啊。”

2009年春天，高鸿卫特意去了一趟中山公园，站在伟人像前，他这样问自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生？什么是民权？而对于他仅仅帮别人拿着一个皮管子，就因此付出18年自由的代价，不管其荒谬的程度有多大，也早已是逝去的往事了。

文章的最后，我要披露一件让人欣慰的事：高鸿卫出狱后，凭自己的真诚、勤奋，赢得了一位女性的芳心，两个人在花费不到10元钱后，领取了结婚证书，这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最廉价的婚礼，也应该是世上最伟大、最动人的婚礼。

谨以孙立勇先生的一句名言结束此文：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div>

（作者和出处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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