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统计数据为什么如此让国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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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6月27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新统计法，它将自2010年元旦起施行。新统计法加大了对数据造假等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再次强化了以下的主张，即：国家各个层次上的数据应当以各级政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虽然可能只是凑巧，但这部法律来的确实很及时。因为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国内的一批学者对近期公布的许多统计数据提出强烈质疑，一时引发了舆论的空前热议。在经济学家王建等人看来，公布出来的GDP、工业增加值与CPI、进出口额、发电量等呈现全然反向的态势，这种相互“打架”的状况令人很难相信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对中国经济数据的疑问，同样也反映在像国际能源组织（IEA）这样的国际组织的报告以及《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的版面上。

国内媒体对此的评论大多集中在要求权威统计部门作出“公开真诚”的解释方面，这十分符合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对政府的一贯期待。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很快就作出了从善如流的回应，通过发表专业分析文章和接受媒体采访，多次解释了他们对数据“打架”的看法。然而，正如相同的宏观经济数据会让两位性格气质不同的股评家得出截然相反的趋势展望一样，尽管统计局官员一再表示不存在数据失真（或造假）现象，舆论仍然不依不饶。

其实，类似的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早在近10年前就曾掀起过更大的波澜。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学术文章，全方位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他的结论可谓惊世骇俗：1997-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的上限应当是 2.2%。而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7.8%的。这一论断与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此前的疑虑遥相呼应，素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他曾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时代》周刊等国际主流媒体随后的推波助澜之下， “中国统计数据造假论” 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重要话题。

如今王建等人使用的分析方法几乎与当年的罗斯基如出一辙——主要从能源消耗量的增长入手来探究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两次大动静的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都发生危机时期——罗斯基那一次适逢亚洲金融危机，而本次则正值全球金融海啸。因此有论者认为，如果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无法做到“超脱”和“独立”、甚至有人为“修正”的话，根源在全社会对经济的“复苏急躁症”。换言之，政府希望通过好看的数字激励民心，官员期待以令上级满意的数字谋取令自己满意的前程，而老百姓则总是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评论中国历史时曾一再指出，中国从来“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在黄仁宇看来，这是中国始终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历史上，中国也许是最不重视统计，数字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视数字，而且数字最多的国家之一，就连罗斯基教授在批评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同时也由衷地称赞：“今天中国的统计数据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比如要想获得企业层次的数据，中国可能比美国还要方便。中国各项统计不仅全，而且也对外界开放。”

那么，对数据的重视、膜拜以及因此应运而生的数据失真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问题呢？新统计法要求的对统计数据发布口径的集权和社会广泛要求的加强对统计的监督，的确能够如愿改善中国的统计质量吗？我的答案是：不仅不能，反而还很可能导致其他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上述这些措施都是在进一步强化统计数据的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

GDP也好，CPI也好，还有其他许多衡量经济社会状况的重要指标，从这些缩写表述方式就可一目了然，它们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不过，在这些指标的用途方面，西方社会与我们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美国可能是各种经济指标公布得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但无论是GDP还是其他什么指标（甚至包括失业率），在美国只有两个功能：一是为政府制定和评估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二是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数据。然而在我们这里，它们除了扮演上述两种角色外，还承担了另一项非同小可的使命，那就是作为上级对下级官员进行考核的依据。

考试（考核）从来都是一根最有效的指挥棒，相信有过一千多年科举制度历史记忆的国人都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为GDP（今后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其他指标）一直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指标，所有官员当然也就都自然而然地成为“GDP至上”的信徒，就像科举时代所有读书人和官员都是儒家经典的忠实传人一样。但是，即使再怎么包罗万象，再怎么科学严密，再怎么严格监督，这些指标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每个老百姓的真实需要和满意度。因为老百姓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衡量一个政府合格与否的，在每一个具体的老百姓那里，专家官员们使用超级电脑统计和计算出来的那些数据，还不如他家门口大街上的汽车尾气和社区犯罪率更重要。

对西方国家来说，不仅是GDP，就算他们一向至为强调的环境指数，都不承担官员考核标准这项职能。所以很少看到那里有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在统计数据上的虚报、瞒报等弄虚作假，这就好比我们这里不常见到有官员会篡改自己的学历和党龄一样——它们虽有相当重要性，但毕竟不是考核的硬指标，那样做得不偿失。在西方国家，考核各级政府首脑的指标只有十分简单的一个东西：选民的选票。没有什么指标比选票更能够真实地表达民意了，而选民是不会根据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些数据去投票的。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对每一级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终极标准当然应当是本地区人民的认可程度，而不是GDP、CPI这类数字，更不是上级政府的主观意见。因此，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去考核政府，而在于由谁来考核。用经过严格监督产生的GDP取代过去的在不透明情况下取得的GDP，用所谓“绿色GDP” 取代不带绿色的GDP，不过是换了一根稍微养眼一点的指挥棒而已，并没有改变考核本身的性质。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要增加GDP数据中的“科学”、“客观”、“权威”或“绿色”成分，就必然要赋予统计、环保、绿化等部门更大的权力，但它们也同样需要被考核和监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主体，而是片面地强调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化”，那么到头来很可能我们GDP中的真实可信或绿色环保并没有见到多少，社会上却又多出了另一些新的寻租空间。过去一向是清水衙门的统计局和环保部门近年来日益变得炙手可热，甚至出现贪污腐败现象，就是一个明证。

写于2009年6月28日，发表于2009年6月30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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