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六四”大屠杀/首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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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知联”，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简称。1989年5月在八九民运的高潮中成立，“六四”大屠杀以后被中共中央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全部首脑人员遭到通缉与逮捕。）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
    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
    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
    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
    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
    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
    、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
    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
    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
    、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
    、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
    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
   
    悲哀的中国。
   
    向“1989年敢于向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2009年7月13日

   
    附录
   
    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长平/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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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人持有居住地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心胸外科，精神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遗传学科所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健康证明，可证明本人无心脏病史及家族病史，无做噩梦病史及家族病史。同时还持有由本人幼儿院老师，院长，院党委书记，小中大学班主任，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数十亲友共同签字证词，可证明本人素无参与或企图参与躲猫猫，弹脑门及任何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不良游戏之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