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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研究中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专家介绍,中国政府是在1986年改革
开发的政策环境下,允许欧洲的NGO进入中国。虽然远在这以前,国际NGO在上世纪初
即已参与中国的发展建设。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资助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建设、北京猿人的挖
掘鉴定,也支持过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后,该基金会与中国
方面的合作才被迫停止。
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国际NGO大量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草根NGO随之迅
速发展。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恰恰说明中国“NGO现象”的突出。
本世纪初,中国NGO的数字是惊人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
2004年曾经指出,将中国所有的NGO加在一起:包括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如中国
妇联、残联等,在中国体制下也被归类为“民间组织”);民间的草根N G O,以及
海外NGO,这三者总数大约在300万左右。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不过,尽管数量庞大,中国草根NGO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非常薄弱。基本上能
够代表公民社会与政府部门对话,影响当局决策主要局限在环保NGO。在环保领域以
外,多数的NGO只能发挥社会帮扶、救助等服务性的功能。多年来,政府对NGO的态度
也始终暧昧不明,虽然NGO的慈善救济功能渐渐受到认可,但是注册与募款难的情况
一直不变,不少NGO于是采用商业注册的方式运作。
而在另一方面,随之社会的发展,NGO的维权色彩加重了。一些NGO将推行制度改
革为己任,并更积极地干预社会现实。于是,体制与NGO间关系,从博弈角力,升级
到贴身肉搏式的冲突。
最近一个月来,体制外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话题,恐怕是著名NGO“公盟”创办
人许志永被控逃税、遭警方带走的消息。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就收容遣送制度提起违宪审查的阳光宪政研究中心,2005年
6月重新注册法人名称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据其网站介绍,公盟主张
中国和平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他们将人权、民主和法治视为努力的方向,主要工作
是“选择中国典型的前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
许志永被捕后,在维权NGO群体里造成了风声鹤唳的效果,许多人将之视为当局
打压NGO的前奏。也有知识分子警告说,当局连作风温和的公盟都无法容忍,恐怕会
将其他NGO都推到激进的道路上。
中国基层领域里官权与民权的冲突,不是因为NGO出现才产生,而是源于现行体
制本身的监督漏洞、利益分配不均与权责不符。在这个环境下,维权NGO与民间力量
集结起来的趋势,难免给以“维稳”为最高目标的政府造成压力,然而,问题的解决
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与决心,而非其他。
采用拖延战术,其实是给未来投下更大变数。把矛盾留到未来,社会情绪积累后
爆发出的能量或许更大。近期,我总感到知识界忧心忡忡,忧虑的气氛越来越重。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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