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拒绝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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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和解（文/云也退）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逢着一个“九”字辈的年份，不觉一代人又像雨后春笋一样，慢慢地零部件都长全了。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这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虽然儿时年年逢九，却独独没经历过上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重要的“九”字年，成熟以后的脑子里只剩下新世纪的花花世界；相似地，当我们要追溯七十年代时，就得找那些提前两代出生的人，他们对六九、七九都有个深深浅浅的理性印象。

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原名“郭路生”，就像称一个圈里的师哥那样）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长歌当哭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等院校。”这已是一位成熟的文化报春鸟了，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企盼和预感，一点也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七十年代，同极左政治，同逝世之前的毛的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陈丹青甚至有些轻蔑地指称“控诉承平时代的恶”是容易的，言下之意，“怒二代”没法继承“怒一代”的记忆资本，理当蛰伏在民间老老实实练级，听取后者的叙事积累经验。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但那种坚实的快乐未对时代构成屏蔽或粉饰，它们不是阎连科所谴责的知青文学里那些“欢乐的历史记忆”。蔡翔也旁证道，“诉苦”往往是选择性的，“个人诉苦的背后有着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生存毅力上不见得强于大众，不过他们长于对不同的情感叙事进行抽样药检，鉴定其中有没有多余的、异化的兴奋。

偷鸡摸狗，不劳而获，漠视乡民，知青下乡时不光彩的道德表现，让阎连科萌发了摆脱“出身农村”这一灾难性命运的决心——他的忿怒最终以知识分子气的、内省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被自己的时代劳动筋骨、折磨蹂躏，不如说被它“蒙上一层阴影”，阎连科们以暗暗发愿的方式走上立言立功之路，且不论他们此后的成就如何，这个过程足当钦佩。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并不是非得信点什么超验思想才能不虚无；一个人对不远的“殷鉴”哪怕只有一点点兴趣，也能让他的笑容坚实睿智一些。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典型韩氏的取景和对焦，既深且准，毫不留情。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途：就冲着这一点，我接过她递来的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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