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bridged

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

陈子明



在中国当下的普通语境中，独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有很大的重叠；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二者又有很大的差异。本文导言先给出二者的初步定义；第一节从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考察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衰轮回；第二节从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考察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定位是如何从“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的知识分子；第三节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给出较为详尽的分析。



谁是独立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纪念碑碑文中，对于此类知识分子的典范，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斯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和“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与做法，笔者年轻的时候，还分辨不清二者之差异，要等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



一、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首先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古已有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径；只有少数读书人，才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东林人物“事事关心”的境界。在西方，早期大学里虽然有良好的人文教育，但是其培养目标是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而不是知识分子。像蒙田、卢梭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先驱，就不是出身于大学。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与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无关。中共所谓“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苏区肃反的时候，小学毕业就被列入可杀之列；抗战初期的时候，中学生就是吸收党员的优先对象；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1957年“反右”的时候，中专学历以上才入法眼；1980年代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划界已经升至大专或本科；到了21世纪初，如果不是“海龟”或戴上一顶博士帽，就很难提拔到较高的领导层次。朱苏力说：20年前，作家和诗人在中国肯定是知识分子，可自打王朔点出“过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后，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笼统地认为作家诗人都属于知识分子了。所以，知识分子既不能用学历来界定，也不能用职业来界定。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俄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包括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有“谋求公众福利的献身感”。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义、价值和品质的代表，而不是国家、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拥有预言的使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根本性颠覆。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法国。1898年，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莫奈、克列孟梭等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等一系列文章，挺身而出为遭受诬陷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辩护。“知识分子”当时在法文中是一个贬义词，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写道：“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党！在这喊声中有种挑战，有种逼人的傲慢……这是一种方式，非常大胆的方式，将一个近乎侮辱性的称号作为一面旗帜来舞。”“成百上千的诗人、画家、教授，他们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的事务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就是这样出现的，当时“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话题。



知识分子不是产生于现代化领先国家——英国，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新旧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英国的著名思想家都是毕业于大学，职业是教授、法官、议员、行政官员等。无论是思想创新还是政治创新，最初都是发生在一个上层的小圈子内，然后再逐渐扩散到全社会。直到19世纪的宪章运动，才有群众性的运动发生，而从这些运动涌现出来的明星也不是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新型政治活动家——工会领袖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言人。萧功秦说：“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而在像俄国那样的后进国家则不然，一批留过学或者受到留学者影响的人，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许纪霖指出：“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于是，他们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诉诸于社会，启蒙颟姗的统治者与愚昧的民众，以达成“赶超”先进国家的共识。如果现行体制过于保守与封闭，迟迟不能响应他们的呼唤，他们就要发动民众打破这个“铁屋子”。所以，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



前面萧功秦的话，也有不尽然的地方。譬如说美国知识分子，虽然不像在俄法两国那样声名显赫，但是在上个世纪也曾有过两次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针对垄断财团的“扒粪运动”，一次是在1960年代针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一旦社会出现新问题——不论是新产生的问题如资本垄断化，还是新感受到的问题（久已存在但过去不认为是问题或不认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如种族歧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如果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能V型或U型反弹，而是长期拖延下去，就会孕育出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最先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问世，宛如美国1960年代那一茬公共知识分子在离开历史舞台时的一声悲鸣。波斯纳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干脆就以《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命名。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学院化趋势，是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钱满素说：“由于大学增扩，几乎将知识分子尽数收入。现代大学的庞大、富裕、安逸、自由是学者们难以拒绝的，目前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就业于‘思想库’和政府部门，绝大部分是教授。同时也只有在自己领域里有了学术地位后，面对公众才有权威，才会受到媒体邀请”。学院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规范化要求，弱化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反抗性。



    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功，导致了他们的衰落。如果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真的到来了，公共知识分子将会万劫不复。专制政府垮台后，各阶层的民众可以通过民主渠道自己向政府施加压力，对于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代言人的需求就下降了。所以有人说：“异议人士与专制政体共存亡。”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已经饱尝了民主转型后的世态炎凉。



布尔迪厄、古尔德纳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可以把“文化反抗者”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拥有者。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如许纪霖所说“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此时，他们之中不愿意被“体制化”的人，或者说“永远的反对派”，便只能从公共知识分子沦落为独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乔姆斯基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青睐他、追随他；但他在美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独立知识分子，几乎无人问津。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有“批判”、“破旧”的功能，还有“建设”、“立新”的使命。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永远不可能被主流社会采纳，这种言说只具有为“文化多样性”保留一种“文化基因”的价值。



除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还有另一类独立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对错，全身心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美国社会其实是很“讲政治”的，很少有人敢于冒犯“政治正确性”，但就是有学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他们是陈寅恪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知识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奥秘”，而不在乎“人间之冷眼”。



二、从“独立”到“公共”



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我们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而中国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发展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写出来，后代人和外国人想要研究的时候，将会遇到研究资料不足的困难。根据留在文字上和记忆中的材料，可以勾画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轨迹，是从“独立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有着类似心态，他在1902年《敬告留学生诸君》，首先强调的就是“我国今日之学生，其天职与（西方列强）他国之学生有异矣”。“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故他国之学生，所求者学而已。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则学虽成，安有用之。”他所谓“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学生回国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今日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像王宠惠、胡适这样的“海龟”，果然不负期望，尽了自己的“天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极致，后来则每况愈下。到笔者这一代蒙顿初开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已经被扫荡干净。



徐友渔指出：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文革“动乱”期间，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一个是遇洛克，一个是顾准。遇洛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为这一点，他被最高当局下令枪毙。异端思想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马上就夭折了。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转而求其次，满足于成为一个独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况下，将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时代的一个高峰。他的思想成为“公共财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经有过许多顾准式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朱学勤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需要我们进行“考古”发掘。



打倒“四人帮”之后，体制内有“思想解放运动”、理论务虚会、四千人大讨论，体制外有民主墙、民刊、高校竞选运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过去二十多年中难得一见的。后来当局以“四个坚持”、“清污”“反自由化”名义屡次进行打压，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再度出现了知识分子议政的新高潮。在此期间，知识精英始终以“独立知识分子”自命，而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新概念还没有从西方知识界传入中国；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则是灰色的，理论认识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



当时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有两个明确的针对性。一是针对毛泽东的“皮毛论”。（毛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所有制五张“皮”上。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不听主人的话”，“明年就不下聘书了”。）二是针对1980年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入阁”“入幕”倾向。



1986年9月，我在胡平《论言论自由》座谈会的发言中说：“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没有绅士风度，实现不了言论自由。同时，欺骗、借助某种权势，也实现不了言论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来，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计。我们只能靠言论的合理性来说服群众。在气候好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借助权势，来加强言论的说服力。”两年半以后我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遗憾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从事政治研究的个人和群体）都尽量使自己的形象模糊，以便谋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政治人格未发育成熟的表现。从政治主体方面，现在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基本崛起了，从88年下半年开始。我认为我们这些人觉醒早一些，但这不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或领导地位的力量，一直要等到88年的北京饭店会议，到今年的签名运动，到这次的学生运动，才最终标志了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它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那么下一步呢，它的成熟化呢，很显然是需要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的自觉到一种组织上有力量的政治主体。”



    1988年，汤一介先生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一文，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道德学问’的人常常自己想当‘帝王’，或者帮助别人当帝王。这样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作为一个自觉的集团的作用大受限制，从而很难形成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群体意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要形成一自觉的群体意识，就必须努力保持其‘不治而议’的特性，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同一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报》联合召开了两次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郑也夫、许纪霖、吴廷嘉、黄万盛、高增杰、阎步克等。郑也夫当时撰文说：“在官僚机构中补充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开明的措施。但掌权者的直接意图往往是为了增加几个能干的官僚，并没有想引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气氛。……这种补充新血只有周期性地不断进行，才能保持住官僚机构中的活力。而要这样做，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后一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向前一领域流动，但前提是：两个领域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他还援引科塞的话说：“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是他的标志，他总能‘在’一个社会中而不完全‘属于’它。一定程度的疏远正是完成知识分子角色的前提，而同时这种疏远是建立在对于社会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的……在他们深切关注的同时，他们应保持独立，这种态度使他们通过‘独立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超越感情上的中立和盲目的卷入。”许纪霖后来回顾说：“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但理论界与权力中心、与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便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



    1980年代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独立性”，强调的是与官僚机构保持距离，而不是与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保持距离。王军涛说：“真正一再挑战执政者的是第三代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文革和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力的文革后受到正规教育并接受西方社会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他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不仅倡导培养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和心态，而且试图上接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他们是民主墙运动、校园民主、学潮、新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通过80年代的这些活动，他们形成自己的多元社会的理念和独立政治人格。到80年代中后期，他们先后发动从书热、沙龙热、民意调查热、文化热、民办学校热、新学科引进建设热和从商从政热、幕僚咨询奏折热、大型研讨会热，开拓独立的影响社会的渠道和机制。到80年代末期，他们与上两代知识界领军人物已经创造出左右舆论和人心的政治思潮格局。尽管从经济基础、制度化空间和思想成熟上他们还不能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但由于政治稳定有序和各界期望，他们对政治演变进程的影响并不小于民国时知识分子。”



    进入1990年代后，“独立知识分子”的含义逐渐变味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偶像。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张爱玲的海派小说，因为远离政治（虽然他们本人或是汉奸或是汉奸家属）而受到热捧。在海外中文网站上，“独立知识分子”的简称“独知”，被赋予类似“小资”的寓意，甚至被认为是“犬儒”的近亲。这种变化由何而来？



许纪霖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了，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九十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其次，由于大规模的政治镇压与快速的经济市场化，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第三，就是“后现代”的崛起。“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们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



但是，中国现在并不是“后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的“衰落”不等于它在当下中国也应当“衰落”。1989年公共知识分子的挫折，只是权力的强制，而不是历史的宿命。波斯纳的翻译者朱苏力说：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然而，单纯经济原理是解释不了许多问题的，吴敬琏先生最近指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廖保平指出：“由于民主法治不健全，社会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不到位，利益的诉求难以传达到位，很多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事，民众难以通过有效程序，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于是呈现出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一旦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公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争取到自己应得的权益时，公共知识分子需求就会大打折扣。……在一个民主法制还在一团糟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不活跃则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期望知识英雄寂寞的时代到来，但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知识精英、思想英雄没有理由犬儒地活着，就要与一切倒退的、阻拦的力量战斗，就要肩住历史的闸门，让人们奔涌向新天地。”



到21世纪初，“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迅速普及和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再度显现，是对于二十年前时代精神的呼唤与回归，同时也是一种提升与弘扬。1980年代的“公共领域”还是比较狭小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大部分只能刊载在《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理论信息报》等“小众媒体”上。 1987年12月2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联合举办“时局与选择”大型学术讨论会，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于会议进行了全程摄像，这是我印象中民间思想界与电视媒体的首次结缘。此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都市报、周刊、互联网络的兴起，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够直接面向社会大众说话。同时，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老子包打天下”的心态有充分的反思，对于知识分子学院化、专业化的必要性也有充分的理解。从二十年前“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重叠，到现在各自涵义的剥离与清晰化，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在大学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想要保留知识分子这个词，就要设立一个较高的标准：知识分子是知识、思想的发明者、制作者、加工者，这些创造物的传播者、享用者、收藏者不在知识分子之列。



许倬云在《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文中，引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来划分四类知识分子，对笔者很有启发，但他把“每一个教师”都算作知识分子，与我在上面的知识分子定义不同。我把“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两组，“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是独立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与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也是一致的。



许倬云说：“‘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泰勒斯等古希腊哲学家，就是不大过问希腊“公共领域”之“俗谛”的独立知识分子先驱者。在中国，与他们最接近的是老庄学派，而《老子》中还是讲了很多治国术的。在现代，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哲学家，而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就比较难以摆脱政治的羁绊，冯友兰、金岳霖都不行，或许沈有鼎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



许倬云把教师当作“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我不赞成，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绝学”。教师主要使命是给学生讲授“显学”而不是“绝学”。譬如说，物理学教师不会在课堂上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化学教师也不会要求每个学生都能理解“燃素说”。物理学史学家与化学史学家，才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许多西方学者研究各种死文字，中国语言学家抢救濒于绝灭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国哲学史家力图复原“杨（朱）学”的本来面目，这些才属于“绝学”。“继绝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人间的当下利益，而是为了保存和显现“天地”所创造和庇护过的一切“真”，为后人留下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文化基因库。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诗》中写道：“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吴宓诗云：“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写出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坚定追求与孤独境遇。



陈寅恪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精神之学问”就是所谓“道”。明代儒者已经指出：“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独立知识分子是自己与“天”对话，他的学问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与国家、种族、地区、社区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共领域”都没有什么关系，都可以置之度外。



公共知识分子则不然。许纪霖说：“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为，其中有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是与社群密不可分的。徐贲认为，杜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他的葬礼在纽约市的一个不属特别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挚爱的社群。’这对杜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威一生关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体)问题。他生活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在美国被称作为‘新激进主义’的时代。……力主民主群体建设和教育改革的杜威就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的桂冠赋予这个概念流行之前的人，马克思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人，西方举办的多次民意测验都是这样排名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确立和实现生活的价值和利益。“为万世开太平”，许倬云的解释是：“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我认为还要加上“提出一系列达到理想境界的方法和途径”。这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礼记·大同》提出的理想境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康有为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大同书》。他认为“诸苦根源是九界”，实现大同则要破除这九界：第一曰去国界（分疆土部落），合大道也；第二曰去级界（分贵贱清浊），平人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分黄白棕黑），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分男女），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业界（私农工商之产），公生产也；第七曰去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至极乐也。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加全面和彻底，其中包括着佛学的底蕴。而要实现美好的目标，需要有人与人的交流和对话，需要社会协商与政治妥协，这些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在1988年的一次知识分子讨论会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发挥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知识界不能完成这种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话，将中国不能发展、危机不能克服的原因推到政治家的软弱无能以及老百姓的政治心理怎么落后，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界中可以有许多倾向、流派形成一个光谱，从参政到智囊团，到战略研究思想库。关键是要减少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即不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无论做什么，只要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全面功能就发挥出来了。我认为应反对在各种角色中跳来跳去的方式，这样会搞乱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首先从个人做起，要给社会树立新的价值标准，提供新的预测、新的思想，应提出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口号”。



二十年过去了，恐怕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两种功能上都做得很好了。现在，既缺少公共知识分子，也缺少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从长远来看，更稀缺的是后者。破除权力的禁锢，挺身而出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勇气和良知；破除“俗谛”的诱惑，潜心于“究天人之际”，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则不仅仅需要耐心与毅力，更需要学界氛围与个人天赋。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有罗素与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家，集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之极致于一身。在中国，我们有梁启超、胡适这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领袖，但还没有产生过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哲学家、大科学家。既要有成千上万的公共知识分子，又要有中国的维特根斯坦、玻尔、韦伯、布劳代尔这样的巨匠，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还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艰难跋涉。



200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