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狄仁杰3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1）---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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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KYWALKER (SKYWALKER), 信区: PoliticalScience
标  题: 神探狄仁杰3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1）---上访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Apr 26 17:43:09 2008)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 也是愚蠢的年代；
人们信仰一切，却又怀疑一切；
这是光明的季节，但又充满黑暗；
这是希望之春， 也是失望之冬；
人们拥有一切，但又一无所有；
人们直奔天堂； 却又堕入地狱。”

     等一等，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述的处于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吗？是的，但又不是。当时的法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不管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如何笔下生花，我们也无从再见。但用心阅读吧，相信大多数人的联想中会不断跳跃出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

     难道不是吗？现今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大国中首屈一指，总量规模在即使按照世界银行新衡量方法计算下大幅缩水，也仍然位居美国之后，暂居第二，当年伟大领袖吹破牛皮也没办到的“赶英超美”，如今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席卷全球，大小通吃；军事开支和科技投资以几何速度上升；大型基础设施也大规模上马，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效应正像一个磁石，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赞美和诅咒，以其独特的方式宣告一个新的全球性力量的出现。而这一强劲的增长和发展，给国内外无数胸怀远志、不甘寂寞之士，提供了大好的机遇和舞台。这个时代，不愧是伟大的、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个时代所提供的正面刺激效应，通过此次奥运火炬在全球范围传递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海内外华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团结和自豪感，已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它不是虚幻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过，这个伟大的、光明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却也似乎表现得就像18世纪的那个法国在现代的投影----经济在增长，但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GDP越来越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却依然低劣；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成人文盲的绝对数却不降反升（2000-05年间竟上升了3000万）；大多数人都在变得更富裕，但中下层的群众却对最富裕的那部分新权贵充满怨恨；市场经济改革在贯彻，但打着国有资本旗号的官府垄断却更加隐蔽、贪婪和强大；政治自由在缓慢增加，但国内外的知识界却无时不在想象北京的巴士底狱究竟什么时候倒塌；以往的意识形态已经崩溃，但关于民主—自由—开明专制的争论却持续而激烈，似乎永无止境；政治家宣布要共建和谐社会，但官民关系却仍然紧张，彼此互不信任；新闻媒体一度热衷于宣传“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取代，而学界则担忧会不会出现“拉美化”… … 这是个把团结和分裂、光明和黑暗、和谐和紧张、希望和失望、强大和虚弱这些本来是相互矛盾甚至势同水火的各种因素都统一在一起的、矛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

      要解释这些现象是很费力的工作，不过，相对于给出解释而言，把现象整理一下，为理清思路进行一下准备，却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一条终南捷径便是好好了解一下国内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因为根据SKYWALKER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当然也是和周围师友商讨的结果），目前我国各领域，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重大特征及其发展，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时下的政治制度设计和结构上去。不过，哪怕即使是介绍一下国内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也是一个相当浩繁的任务。所以我们这里不妨轻松一下，通过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3》，来进行一个简单的现象类比。就先从群众上访谈起吧。

    《神3》第二部“邗沟案”，讲的是武则天时期官匪勾结、杀人越货、欺行霸市、鱼肉百姓的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好就好在它所揭示的现象，实在是… …也许是编者无意，但观者有心吧。呵呵！

    言归正传！故事一开始，我们的狄仁杰狄阁老和他的好学生曾泰（是Tzeng，不是Kzeng，呵呵）以及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领导安全事务的高级干部李元芳同志在神都洛阳闲庭信步。此时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市面喧嚣繁华，看得狄公等人心情舒畅。不过，很快就发现有人拦街告状。原来是扬州邗沟渠大运河拉纤的纤户们，因为朝廷负责漕运的官员腐败，克扣工资，无法养家糊口，扬州地方政府官员又官官相护，无处申冤，只得来京上访。几个场景很有点看头：上访户代表方九，拦下了大理寺丞（最高法院院长）的轿子，喊冤告状。不过领导看罢状纸，立即根据本朝律令制度相关规定，教训方代表不应越级上访，而应将状子返回地方政府，即扬州刺史府处理，否则即杖笞40。可怜方九等人在京落魄多日，靠要饭维持生计，就是为了拦街告状，却落了个因递交案子不符合程序规定而不予受理的下场。而回扬州告状，无异于与虎谋皮。

    不过方九命好，虽然寺丞大人不受理，却被一旁旁观的狄公等人看在眼里。狄公招待方九等人下馆子，开始询问案情。并安排这些上访户代表到宾馆住下，准备觐见皇帝之后，再来了解详情。可惜这一切被扬州漕运衙门（政府负责漕运的专职部委机构）派来专门拦截这些上访户的公安人员看在眼里，因为害怕这些刁民进一步的信息，竟来到宾馆，将上访户代表全部杀死，仅方九侥幸逃脱。

     以后相关事件的发展没必要再介绍了。重要的是，这里观众看到的，不是官员腐败（这个大家都已经是见惯不怪了），而是整个中央-地方-群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本朝规定，草民按制只能逐级上访，严禁越级上访，否则告状者要受惩罚。这一规定，出发点是维护广大地方干部的威信和防止刁民诬告，但却把群众利益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果真若是地方官员坏事，又哪有自己审判自己的道理？就如方九对狄公所说，真要是能在下面得到秉公处理，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冒着多余的风险来告状呢？

     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朝廷体恤下面的干部，增加了上访的成本，但其实并没有完全堵上越级上访的路子。实际上，本朝还规定，如果所告确属事实，那么群众不受惩罚。不过现实中，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均更（或只）强调前面的惩罚，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后面的补充规定，加上很多时候群众法律知识欠缺，难怪方九等人在听了大理寺言辞训斥之后，只能打打悲情牌，涕泪横流，却完全不晓得运用制度内规定争取权益。这表明，由于官员们掌握了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他们对规章制度的运用和解释，往往是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在当代，群众的素质的确还是相对提高了不少，对地方干部的这套把戏也知晓得越来越多。为了使自己的抗争显得有理有据，他们往往在此之前熟读各种法律规定、政策文件，以及领导讲话，然后再去和各级领导干部们理论。很多人甚至复印、打印各种文件，或用录音机录下官员的讲话，等等，作为自己抗争的合法性依据。在拆迁对抗中，钉子户们则高举宪法、竖起红旗、播放国歌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增加自己的抗争力度。按照O’Brien and Li (2007)的说法，这样做也是在向高层的领导们发信号，表明自己的抗争只是针对具体官员的不当行为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反对整个体制，从而为自己争取来自上面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就像李敖在北大演讲所说的那样，你不要以为法律上有关公民的自由权利规定的都是虚假的许诺，但你要享受它们，就要去亲自争取呀！

     不过，虽然群众越来越精，地方上的干部们也非平庸之辈，自有对付这些刁民的办法。上次Li来芝加哥开MPSA2007年年会，介绍了地方官员各种对付访民的办法，真是蔚为大观，令人叹为观止。只有想不到的，而没有不敢想的。一种是掏钱，上下打通关系，把信访办留有的相关记录抹掉，所谓“销账或销号”是也；一种是派人在路上，层层设卡，要么口头说服群众返回，要么直接派人把群众架回去，免得他们到上面损害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过，如果有漏网之鱼，或那种铁了心对抗到底的群众，办法则是派人一直跟到北京，守在群众必经之路，要么直接强行遣返，要么围在有关机关门口，轻则不停地冷言冷语，重则对群众你推我攘，冷拳冷脚，总之不能让你轻松通关。像《神3》中这种官差直接动刀杀人，毕竟是夸张了些，但若说这些人因为在天子脚下就胆子不大，那真是小看了他们。比如，远的不说了，前不久还有某地方的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不满记者“造谣”，派县里的捕快直接到京城政法部委直属的机关去抓人呢！而经过多次博弈后，地方相关人员发现若直接动手可能会有麻烦，则干脆来个各地串联，你来对付我这边的群众，而我则对付你那边的群众，这样即使在肢体冲突的时候出现“技术性失误”，也不容易被追究责任。

     这场猫与老鼠的游戏，因为现有的制度设计，正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被不停地重复甚至放大。在干部眼里，上访群众是“刁民”。而在上访群众眼里，那些官员干部们则是“狗官”。也许在这场对抗中，并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够区分究竟谁更有道理，尤其对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中央相关部门官员来说更是如此。毕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愿望不合理或根本不能得到满足的“刁民”，但无论是从统计还是从常识上看，这样的人都只可能是极少数。所谓“刁民”者，更多的是握有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人对草民本能的蔑视和鄙夷，以及对持有不同意见者的强行定性。我说一个自己的例子吧。出国前曾经受北京有关部门的委托，到市所属的一个行政村搞扶贫，帮助他们进行扶贫规划。一次办完事准备回家，一个村长开车送我，另一个村的村支书喝的醉醺醺，对我说：“教授，你现在知道治理一个村有多难了吧？这些人那，都是刁民！要治就得像十三爷一样治住他们（SKYWALKER注：十三爷是当时正在播放的一个叫《关中匪事》的电视剧里土匪头子的名号，管着山寨中众多土匪）”。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对那些村民的印像，完全不是他所描绘的那个样子啊。都是人，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就像《神3》中矛盾的解决最终只能由狄公这样的帝国高级干部来处理，现实中刁民和狗官之间的矛盾，也往往需要更上级的直接干预，很少是能在地方内部直接得到解决的。但问题在于，依靠上面的干预，同样面临这监督和执行成本巨大且效果也不一定能如人意的窘境。对此，我曾经在评论广西博白骚乱事件中对此有过简单的分析。更深一步分析，实际上即使中央政府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地方官员总是希望得到上级甚至中央的赏识，而中央的各个首长们，也是很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的。并且，恐怕相对于丰收一点普通百姓的民意支持来说，来自下面各级官员的支持还更重要一些。毕竟，能对首长们的政治生命说得上话的，不是来自普通百姓的直接支持，而是党、政、军各个精英集团的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地方官员们深谙这一点，也会把他们能用到的权力发挥到极限的。这样一来，很多时候结局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强行回避或压下矛盾，为下一次矛盾的扩大和激化做准备；或者，群众对各级政府彻底丧失信心和信任，转而依靠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在这种 矛盾出现--上访--官民冲突--上级干预--新的矛盾 的循环中都不会有胜利者，政治家不仅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无疑会遭到严重挫折，其执政能力也会不断受到质疑；地方干部也不停地把自己置于和群众对立、上级怀疑的陷阱中而身心疲惫、无法自拔；而群众则在物质和精神上则会受到双重打击，其行为可能变得更为激愤或不可预测。这样没有赢家的局面，难道不是正在复兴的中国所应极力设法避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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