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书记59年饥荒调查：比鬼子三光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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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书记59年饥荒调查：比鬼子三光还厉害


核心提示：谭启龙指出：“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04期，作者：肖磊，原题：谭启龙的饥荒调查

由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折腾(刮“五风”也是由此引发)，造成了连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在山东，这场饥荒在“大跃进”的1958年冬即暴露出来，1959年春全面爆发。当时全省许多地区已是满目荒凉，路有饿殍，非正常死亡开始蔓延。

山 东各地许多群众、干部纷纷向省委来信、来访，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同志(后为第一书记)从四面八方的告急信及各地党委的灾情报告 中认为：形势十分严峻，而并非报纸上说的“大好”。为了回答被颠倒的形势评估，并研究造成严重困难的真正原因，谭启龙同志带领部分干部，于1959年春赴 济宁、菏泽两地区调查研究。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两地区的十几个县，100多村庄。在鲁西南辽阔的大平原上，他见到的是破败的农村，一片惨相，听到 的是广大群众“要吃饭”的呼声。同人民公社一起诞生的“食堂”，只几个月就无粮可炊，连烧柴都没有。群众家中已是家徒四壁。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因没 饭吃，已面黄肌瘦，有的患水肿，已无力劳动。老人和孩子的景况可想而知，有的已气息奄奄。有的群众全家外逃，有的逃出去又逃回来，说外地灾荒更严重。

随 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猖獗，“共产风”刮得最凶。农村群众私人喂养的大牲畜全 部归公，因缺少草料，全部饿死，耕种土地不得不以人代畜。农村生产力破坏殆尽。“共产风”刮尽了群众家中的一切。做饭的锅全被砸光，一方面为了炼钢，另一 方面是逼着吃食堂，结果没有炼出钢，食堂艰难地办了几个月就无粮可吃了。还有的公社推行实物储蓄，强令群众交出桌椅板凳、箱子柜子，名之曰“高息投资”。 大批的家具堆在广场上，风吹雨淋，无人过问，成了一堆烂木头。村头、庭院的树木全部砍光。

谭启龙同志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后，在济宁市召开了 济宁、菏泽两个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把两个月的调查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种种饥荒惨状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与会人员对饥荒都了 解)，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措施。会后，省委把谭启龙同志的“济宁讲话”印发给地、县、社党委及省直各厅、局。经过传达学习，各级干部认为“有了希望，有了 信心。”

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主要披露了当时的灾情、困难的真相及其发生的原因。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由此引发的“32风”， 特别是“共产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 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 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 “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这样下去，别说增 产，保产也保不住。”“现在是一触即发之势。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干。’我是党内反对派，党内缺乏孙安，要提倡孙安精神”。 (引自1959年春谭启龙同志在济宁市的讲话)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谭启龙同志在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建议，主要是：首先要抢救 群众的生命，不能再饿死人。为此要停办食堂，公社要把粮食发给群众，要他们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 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 动。


1959年5月29日谭启龙同志以个人名义把以上的讲话书面报谭震林和中央。报告发出后没有下文。

地、市、县、社的干部听了谭启龙同志的讲话，认为这是“苦口良药”。但上面不表态，下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两个月之后，庐山会议召开。会议中因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而大批彭、黄、张、周。谭启龙同志自知在劫难逃，等着挨整。据说因没排上“俱乐部成员”得以幸免。

庐 山会议后，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凡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刮“五风”有不同看法或说了与“三面红旗”不相宜的话，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受到各种处分下放劳动。此后最高领袖狠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强调了阶级斗争。但谭启龙同志不改初衷，仍坚持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破坏生 产力的根源。他为了进一步揭露破坏生产的弊端，又于1962年上半年派人到齐河县作调查，写出了“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 1958年以来大伤元气的事实：三年内人口减少百分之四十二，耕地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牲畜基本死光，不能应付生产。社员生活十分困难，妇女不孕，人的身体 很弱，恢复很困难。建议提倡“保本田”、“借种田”。又说：“听少奇同志讲，安徽包产到户，恢复很快，今年好过。办法多种多样，应该百花齐放。”

齐 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上报到华东局、中央，下发到地、县、社党委。地、县、社的干部见到这个文件很受感动，认为：如能照这个文件 办，农村生产力三五年就可恢复，困难局面就会得到根本的好转。但这个报告如同1959年5月29日的报告一样――没有下文。

农村生产力尚 未得到恢复，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又开展“四清”运动。“23条”上规定：“四清”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组织贫 下中农阶级队伍，大整村干部。有些地区群众流行顺口溜：“斗村干，吃饱饭。”大多数村干部被斗一遍，农村生产、生活问题仍未解决，只是不像三年灾害时期大 批饿死人。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又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省委书记全被 打倒。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首当其冲，对他一次又一次地批斗。1967年夏，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专批评谭启龙同志1959年春“济宁讲话”、向中央的报告 及1962年齐河县“一个生产大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报告。”无理指责“讲话”和向中央的报告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攻击‘三面红旗’。”造 反派手持谭启龙同志在济宁的“讲话稿”，和向中央报告的存档原件，逐段宣读，逐句追问，逼着谭启龙同志交代：“为什么说‘三面红旗’快成了‘三面黑旗 了’?为什么说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损失都厉害?”谭启龙同志毫不含糊地回答：“共产党员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嘛!”造反派气急败坏而又野蛮地对谭 启龙同志施以打骂侮辱，还大叫着：“这是对谭启龙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高呼：“造反有理”。笔者从收听批斗现场的有线广播中清楚地听到造反派对谭启龙同志 的打骂声。面对造反派的打骂，谭启龙高亢地回答：“我准备牺牲了!”造反派仍骂声不止。

谭启龙同志是“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面对造反派野蛮的摧残，更加显出他的革命傲骨和气节。

十 年浩劫终于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谭启龙同志以高度的热情撰写文章，投入这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并以他亲 身经历的实践说明“左”的思想路线的严重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谭启龙及全党坚持真理的同志的进言和愿望得到体现，也被历 史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