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勇：全能主义的党国体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Y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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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政府，否则不仅社会混乱无序，个人权利也无基本保障。如果说政府是一个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那么广义的政府则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而狭义的政府仅指行政机关。由于政府不仅是以暴力为后盾的社会管理组织，也是税收的主体，还掌握各种资源，因此不仅决定国家的兴亡，也决定民族的前途，还决定个人的命运！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却依其社会制度而不尽相同：一是制定并执行法律，二是维持社会治安，三是调和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平衡，四是维护国家的安全，五是直接指挥国家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器维护社会秩序，六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政府的职权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指挥国家机器，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管理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社会福利等；而对外，则发展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保卫本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独立等。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政府服务的对象依其社会制度而不同。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因为政府不仅由人民委任，还代为人民管理国家，所以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的公仆，以至不仅为人民着想，也为人民服务，还为人民造福；而在专制国家里，政府服务的对象是统治阶层，因为政府不仅被统治阶层利用暴力强行霸占，还协助统治阶层进行并维持统治，所以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的主人，以致不仅只为统治阶层着想，也只为统治阶层服务，还只为统治阶层造福。

进一步说，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服务的对象之所以是人民，原因就在于政府是人民通过选举委任的，必须为人民着想，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为人民造福，否则不但会被人民废除，还会遭到人民惩处，因此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既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结果既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对民族有利，也对人民有益，对家庭有益，对个人有益。

而在专制国家里，政府服务的对象之所以是统治阶层，原因则在于政府被统治阶层利用暴力强行霸占，只为统治阶层着想，只为统治阶层服务，只为统治阶层造福，而不仅压制人民，更封杀反对者，以致政府成为人民的主人，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至于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结果不仅危害国家，危害社会，危害民族，更贻害人民，贻害家庭，贻害个人。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一直被专制裹挟，因此不管是古时的“官府”、“衙门”，还是当代的政府，都为统治阶层着想，都为统治阶层服务，都为统治阶层造福，而从不为人民着想，从不为人民服务，从不为人民造福，因此非但不是人民的公仆，反倒一直是人民的主人，以至于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结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谋福祉，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怀揣天下为公的理想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通过艰苦卓绝的拼争，虽在1911年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建立中华民国，但不幸的是孙中山英年早逝，而继任者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后，非但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非但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非但没有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反而把中华民国打造成蒋家王朝，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饱尝贫穷落后，饱尝磨难屈辱，饱尝艰难困苦！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高唱马列主义颂歌，并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励措施笼络收买人心，骗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而推翻蒋家王朝，夺取国家政权。而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夕，毛泽东不但高调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高调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更高调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可事实证明建立的并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一党专政的党国，因此，毛泽东不仅欺骗了中国百姓，也欺骗了整个国际社会，非但没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非但没让中国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利用制度化彻底剥夺全体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借助土改不仅剥夺了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不但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也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以至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产权。

此外，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而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外，其他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准30年间始终被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强度日，一部分连度日都艰难。其次，尽管蒋介石推行一党专制，但还是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生存空间。而毛泽东不仅取消了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而且，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

再者，由于毛泽东彻底消除了独立的媒体，以致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根本上被剥夺了。特别是毛泽东通过1957年的“反右”，而对奉命提意见的几十万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后，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而到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公民的表达自由已完全被钳制。由于“放卫星”和高指标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由于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由于禁止公民的自由迁徙，结果在明明仓库里堆满粮食的情况下，发生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悲剧。然而，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非但没有齐心抨击，反倒全都高唱颂歌，以至全国各地连一点的杂音都听不到。过去，中国大量饿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发生过，但能让数亿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对导致3000多万同胞饿死的专政制度齐声高唱赞歌，不但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举，更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再者，毛泽东先是剥夺了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致使国家机关中没有一个官员的任职，没有一项政策的通过是由公民的选票决定的；而后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于不仅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泽东看着不顺眼，那不仅成为千夫指，还会下地狱，以至连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军都被整得生不如死，连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钳工，连国家副主席都被整得死在监狱里。相反，如果毛泽东相中谁，那不仅会被捧成榜样，还会扶摇上天，以至连文痞都能变成国家的栋梁，连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能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连无赖都能成为国家副主席。结果导致毛泽东不仅凌驾于人民头上，也凌驾与国家头上，还凌驾于民族头上，以至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再者，毛泽东不仅剥夺了全体公民的财产权、结社权和表达权，而且彻底突破个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的内在的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权利。这种剥夺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所有的宗教都被消灭了，所有公民不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以致仅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致使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换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把权力的触角伸到全国每个角落，不仅伸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伸到厂矿机关班组，伸到每个家庭，而且，不管谁的日常生活，不管谁的思想言行，不管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酷的限定，有些还受到严密的监视。

总之，毛泽东不但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胜得如此辉煌，而每个公民则败得如此彻底，而且通过文革进一步发动了将党变为他个人的驯服工具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党则凄惨地失败了。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17年可以称作党国，那么之后的10年则该被称为毛泽东的国家，因为这时国家的运作已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最后沦为穿着同样衣服的马夫，沦为不断高唱颂歌的奴仆，沦为相互噬咬的囚徒。

综上所述，不管哪个独裁者的伟大和辉煌，都是通过剥夺国民的权利来实现，而对国民的权利剥夺得越彻底，自己就越强大；反之国民的权利保留得越多，自己的强悍和辉煌也就相应减弱。而毛泽东不仅仅深谙此道，还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誓死捍卫他个人的“毛卫兵”；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将每一个真实的中国人的财产权，和结社自由、表达自由、良知自由的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以至于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成吉思汗，不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不论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里数百个皇帝中的哪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都无法与之抗衡，都无不相形见绌！

结果致使中国百姓非但没能站起来，非但没能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能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三十多年前，当毛泽东前去向秦始皇炫耀，而邓小平复出掌握实权后，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出于缓解统治危机，被迫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通过拨乱反正，通过解放思想，通过转变观念，走出一片片思想误区，拆除一个个观念牢笼，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从而促使国家顺利转型，促使社会循序转变，促使经济和其他方面机制逐渐转换，进而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促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促使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政治气候也有所好转，但出于维护一党专制，而并没改变以党代政的党国形象，致使国家权力依然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因此还象过去一样，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首先，就立法而言，一是立法原则强调执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从根本上无视公民权利；二是在立法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法律与政府法规成为一个个自利的工具。其中最能说明当局立法自利性的例证是：中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竟都成为一些专门法律所要刻意剥夺的目标，如《国家安全法》、《示威游行法》、《社团管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专门法律，所设条款无一不在张扬执政党权力，而限制剥夺公民权利，尤其是限制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这些用来捍卫其它权利的基本权利，而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垄断性政治地位，以至确保现存利益分配格局不受任何威胁。

其次，就政治权力传承来说，权力授受本是一个国家遴选政治精英的公开淘汰过程，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直接相关，可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授受过程向来是不宣之秘，与官员的素质、才干及政治道德并没多少关系，而同官员的血统、裙带和暗箱操作密切相关。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不管是高干的子女，还是高干的亲属，不仅有天然的优先继承权，而且，不是担任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要职，就是担当全国或地方人大代表，至少挂上全国或地方政协委员的头衔。而没有高干血统或裙带关系，虽无天然的优先继承权，却可通过暗箱操作攫取权力。由于实行委任制，而不推行选举制，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充斥买官卖官现象，而买官卖官不仅能越级买卖、合法买卖，还能公开买卖、批发买卖等。

再则，就社会分配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不仅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提升，国民的收入也相应有所提高，而相比之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富民穷，确切地说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导致大多数国民越来越囊中羞涩。

不仅如此，由于改革方针一直回避统治阶层，因此除了导致政府越来越富有，还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极少数官僚和富人占有，而广大百姓非但没有获得多少改革开放的红利，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没有话语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换句话说，由于改革政策一直偏袒统治阶层，致使经济增长不仅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极少数官僚和富人的利益，而唯独不符合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以至于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等方面，受益多的并非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百姓，而只是党和极少数的官僚及商人，形象地讲只有党和极少数官僚及富人吃肉，而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喝汤，而用官方数据概括，当今中国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分享社会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总之，由于政府象过去一样是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反而将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工资政策不断向自身政治集团的成员全力倾斜。举例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不管是一般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军人警察的工资，都不断出现刚性增长。 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而且，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而据2008年披露的数据，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公务员的待遇尚且如此，更别说干部群体的待遇。干部群体不仅工资与权递增，不仅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不仅享受高品质的公款消费，还能通过权力寻租获取灰色收入，不断满足私欲。而高干群体的待遇更不用说有多丰厚了，光其子女就有许多简直富可敌国。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

相比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如果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必须面对的社会不公，那么社会保障乏力则是中国失业者及其弱势群体必须面对的生活困境。

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劳动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群体，如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能够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能够享有一定的公有经济分红，能够享有一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能够享有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那么这些群体决不至于沦落到这种无助无奈无望的境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中国当局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于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随着全球化浪潮不断涌入，中国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科教体制；不管是文化体制，还是其它方面体制；不管是思想认识，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是社会需要，还是生活需求；不管是经济运作模式，还是其它方面运作机制，都已焕然一新，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却还陈旧僵化，显然已经不能与之匹配，已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就象老化的主齿轮，不仅由于磨损，更因技术含量过低，而不能与新型齿轮啮合。可是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此非但视而不见，反而还象过去那样依仗强权维护一党专制，依仗强权挂羊头卖狗肉，依仗强权说一套做一套，依仗强权打左灯向右转，依仗强权兜售马列主义，兜售毛泽东思想，兜售四项基本原则，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兜售邓小平理论，兜售三个代表思想，兜售科学发展观，还一味照搬邓小平的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还一味不走民主铺筑的捷径而偏绕专制开辟的弯路；还一味举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弯道；还一味标榜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一味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他改革协助，而不求政治改革配合；还一味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而不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而造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而从根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生产关系的要求，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结果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更致使政府权力不断产生异化，因此不仅导致综合成本不断递增，也导致综合效率一直低下，还导致综合收益不尽人意，最终导致代价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成就；导致损失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收获；导致综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综合收益！

众所周知，不论是国家权力，还是地方权力，或是一般权力，都具有强制作用，具有支配力量，既能产生有益影响，又能造成不良后果。要是运用得当，就会起到良好作用；要是使用不当，就会酿成严重危害。而权力越集中，能量也就越大，而控制范围也就越广，支配能力也就越强，一旦误入歧途，结果不堪设想，而权力越大，后果就越严重，危害就越深远。

因此，权力不能高度集中，必须分散开来，必须受到有力制约，必须受到有效监控，以防权力产生异化，造成负面效应，带来恶劣影响。由于国家权力是政治上最大的强制力量，因此，必须分解到不同的权力机构，形成横向多重制约，构成纵向多重监控。如果分立的权力机关，都由一种政治势力控制，那么即使各权力机构都履行职能，也起不到制衡作用，顶多只是权力分支部门，因为仍是一个整体，实质上并没有分立，只是形式而已，内容完全相同。所以，国家权力必须由多种政治力量掌控，而不能集中在一种政治势力上，否则必然铸成政治垄断，必然导致专制，必然随心所欲，不受制约监督，一旦兴风作浪，就会祸国殃民。

尽管权力本身是中性的，但因为由人掌握，所以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为公众服务，带去有益影响，也能谋取私利，带来不良后果，所以，任何权力都不仅要受到有力制约，还要受到有效监督，否则必定为所欲为，以致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权力非但不受有力制约，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制约，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级组织及党员的制约；非但不受有效监督，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监督，又排斥来自党内及其下级组织及党员的监督；总之非但不受纵横监管，反而既排斥来自党外纵横监管，又排斥来自党内纵横监管。因此，不仅导致权力为所欲为，更导致权力损民利己。这种全能主义的党国体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就是因为党国政府没有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才使得所有飘在空中的好话落到地上都变成了坏事。只要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不受制约，那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只要入党能为当官开一扇方便之门，而社会又处在官本位状态，那么入党这个行为就必定是为己谋利的成份大于为民服务。只要入党和升官都是由内部、由上级指定而不是由外部、由下层选举的，那么不言而喻，被指定的官员首先是对上、对内负责，其次才会对下、对外负责。而这就是广大群众无力改变党的执政地位，却又无法相信党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监督和修正党的执政行为的原因。尽管中共现在不断标榜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执政和为民两者是不可能自然相等的。事实说明，执政党的官员中除极少数具有圣人品质的人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绝大多数属于凡人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利己，然后才会去利人。而这正是执了政的人不肯让别人去执政的利益所在。只要一党专政的前提存在，那入党就是为自身利益而不是为其他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入党做官，首先成为一个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行为，而且因为只有一党执政，这种自利行为不会得到有效监督。而党这个平台就是一部分人优先获利的温床而不是全体公民公平的赛场。因此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中共不断宣扬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不断自欺欺人！

既然中国政府不想自觉废除一党专制，那百姓只能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攻其一点就能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彻底把党国改造成民国，以至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凯恩斯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而通过多党竞争协作，根据新型五权分立制衡原理，构筑高效廉洁而又讲求公平正义的新型政府，从而确保通过选举产生权力，确保权力定期转换，确保权力纵横分散，确保权力运作规范，确保运用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减少操作失误，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以至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确保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确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确保国家科学发展，最终确保国家权力不仅为人民着想，还为人民服务，更为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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