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良知在乱世——谭作人式的脊梁

Y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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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对谭作人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川好人谭作人

“你是永川的，我知道”，这是谭作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两年前的5月21日，在成都大慈寺的茶桌旁，有冉云飞、陈云飞、王怡及《新京报》记者、某民间NGO赈灾人士，与主角谭作人畅谈。我亦从重庆匆匆赶赴，幸与谭作人交心而谈，至今不忘。我谓谭作人为“主角”，是因他向来务实不务虚，此前此后就曾23次奔赴地震灾区，凭借他在环境保护、外科医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凭着他对四川深沉的爱和“四川好人”的良心，在震区独立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一干文人与之相比，明显激情有余而出力不足，更无谭作人那种不眠不休的执着坚持。

我眼中的谭作人，言语间具有强烈的证据论辩色彩，没有大而化之的废话，没有空洞无力的呐喊。更多时，他在以具体的案例，一一列举在灾区亲眼目睹的惨状，以及导致这种惨状的各种成因，包括预测、上报、豆腐渣工程，等等。人人都知道地震之惨的首要因素是豆腐渣工程，诸多老建筑未倒，而新建筑则纷纷倒塌，但你说得清楚这些工程为什么是豆腐渣吗？是你的直觉，听人说的，还是有样本、图片、科学依据为证？某个工程用的是铁丝还是钢筋？用的是水泥还是沙子？材料都是什么型号的？哪一年哪一月在哪里出厂？谁承包？谁运输？谁施工？谁应该负责？为什么？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不可一笔带过，你必须得有证据，否则就成了人云亦云，多问你几句你就蒙了。四川强震，政府行动比之以往有所进步，官方媒体的调查、报道、倡议亦有所贡献，但不可忽略另一半的重要努力，这种自发的努力来自民间。当时，全国志愿者纷纷赶往成都及各灾区，虽然不一定在专业上过硬，但显示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爱心。然而，诸多志愿者的切身体会却是迷茫、不知所措，他们找不到救灾的方向，被一一安排，事事都被牵着鼻子走。那些徘徊在红十字会门外的志愿者们，总在寻找谁是组织者。虽然人人都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会干什么，但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允许干什么。

谭作人绝非是受政府安排、乖乖听话的志愿者，他要做深刻详尽的独立调查，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前线的独立调查者。倘若不抢到先机，一旦等到政府、军队、媒体赶来，自己能做的事及空间就十分有限了。灾情的确惨绝人寰，刹时天昏地暗，排山倒海，哀嚎遍野。人在这样的境况中，救人送物的同时，还必须战胜内心的强烈恐惧。你呼吸到的，是尸体在渐渐发臭的空气，各种复杂味道长久刺激鼻腔；你的脚下，随时都能踩到一只断手，甚至是一颗脑浆迸出的人头。我也去过灾区，回到重庆后就曾长达半月做噩梦，严重的心灵创伤延续至今。那么谭作人呢？在他的记忆深处，人们能想象得到那种痛心疾首吗？

谁还敢于关心国家？

我原本以为会在灾区流泪，等你到了以后，你才发现，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情绪太多余、太奢侈了，你得板起脸，赶紧把牛奶、面包、饼干、大米、方便面送过去，他们就快饿死了。甚至，面对无法完全获救的灾民们，你会认为连“谢谢”你都没资格接受，你应该说“对不起”。独立调查者所去的地方，多是媒体报道的盲点，他们不是去有着大量帐篷摆设的地方凑热闹、讨感动的。那时演员明星、娱乐名人去的地方，我们不去；那些要拍地震电影并打算在全国公映的地方，我们不去。谭作人更是如此，一次次如孤胆英雄，他和他的车不分白日夜晚地颠簸在危险惨烈的伤亡之地，获悉了太多的真相，拿到了太多的证据，也救了太多的人。

抗震救灾的功绩，绝非政府专利，类似谭作人这样独立的调查，更令人钦佩。这跟“共产党员先进性”神话无关，只跟人性相关。难得的是，一忍再忍的谭作人终于提起笔，不再用嘴巴讲，他写下了《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谭作人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在成都勇义之士的群体里，无人不知谭作人，尤其是在很有影响的成都读书会，他的证据论辩色彩，堪比律师，令众人信服。他写的文章不多，但篇篇都堪称沉重有力的大作，语言有诗一般的忧郁。在针对环境污染的演讲里，他又极其专业，专业得甚至让我听不大懂。还有他在医学上的造诣，譬如他曾经营的“激光医学应用中心”，这些在我是绝对的外行。再看其人，连长相都极为诚恳，是那种用眼睛能将你望穿的人。

《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提笔时，谭作人曾说：“即便提笔就死，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即便为此坐三五年的牢，也心甘情愿。”果然，此话一语成谶。他分明清楚那根恐怖的警戒线摆在哪里，掐准了自己的险境所在，分寸自知，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国家是这样循环的：纷至沓来的灾难，激起人们的良知；但良知者若找到政府犯罪的证据，政府就要迫害良知。天灾已经是国难了，再加之迫害良心犯，国家就是天灾人祸，难上加难。天灾未了，良知者却大遭迫害，今后谁还敢于关心国家之命运？谁还愿意体恤民众之生死？

良知在乱世被扼杀

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政府的指控，无一处不苍白。我将之与自己的行为一一对照，发现我也够这罪名。譬如，纪念“六四”，写文章，这种人“海了去了”。每年“六四”，我还绝食一天呢；谭作人更实际，他竟跑去献血。说谭作人跟王丹用电子信箱联系就是罪，我跟王丹也有过联系啊，甚至很想说一句：王丹怎么了？就算比他敏感一百倍的人，在我眼中也仅仅是人而已。政府以为他们是洪水猛兽，我却认为他们可敬、可爱。至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那也是正当而正常之事，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谭作人被判五年刑期，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本是爱民救民，求真相，反腐败，却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治罪。这种判法，若非恨到了骨子里，是断不会下手如此之重的，谭作人的独立调查触到了地方政府的命门。四川的地方当局很狡猾，为了让中央放心，绝口不提独立调查灾情，也绝口不提反对四川的污染项目，只说你跟这个党过不去。

我实在很想说，你以为如今的人写点“六四”纪念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就很牛吗？这点小小举动，太平常，太无力。谁都不傻，谁都清楚谭作人栽就栽在以证据说话，身体力行，是政府和污染企业眼中的定时炸弹。倘若他当个狂狷人士天天写文章，不干别的事，说不定政府既不睬你也不踩你。谭作人与黄琦都是实干派，没那么多废话可说，他们要说的是具体的事实，不是空喊。结果，做实事的人栽得最惨，黄琦被判三年，谭作人被判五年。政府以此警示异议者：写文章可以，但不可行动，不可介入公共事件，也不要起草什么呼吁书。

我认识的谭作人不是判决书里的那个谭作人，真实的他是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2008年5月21日，我欲与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见面，是谭作人亲自开车送我去的。在车上，他提到当时被逮捕的XXX，说：“何必呢？何必跟政府硬碰硬？不值得啊。”他的观点，与黄琦一致，关键是要做事，只要能够做成事，个人得失不必计较，也没必要一根筋地跟政府过不去。谭作人的父亲谭英华曾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右派，他本人也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天安门运动，他刻骨铭心。多年以来，他沉默着，忏悔着，总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那些人，自己不过是侥幸多活了一二十年，是苟活。他忍过，克制过，退却过，但这次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谭作人被捕入狱，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杀一儆百，但往深层原因看，是良知在乱世被普遍残酷扼杀。我想起战斧乐队的摇滚乐《对话》：“我原来不是这样的，可现在握紧了拳头，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憋得我都受不了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病了，你老了，你完了，你完了！”人有同情心，看见别人受难，自己就想帮一把；人有正义感，看见天在变灰、河在变色、水在变味，自己就想站出来保护环境，反对污染。这都很正常，但真正做起来，却阻力无限，恐吓无数。当今的政府和企业，强强联手，加上还有媒体无休止地为他们鼓吹卖命，干掉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若要给穷苦人一些钱物，那他们是不计较的，甚至给你一个“成都文明市民”的称号。但是，你如果往深层去做，搞什么《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5?12学生档案》之类，就刺到了他们的心窝，他们就一定要收拾你，除掉这块心病。

谭作人是专业知识分子，经商也不错，但他每时每刻都想着给予社会。他参与设计了多个环保项目，譬如长江源碑、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柏条河、天府广场；担任民间刊物《文化人》的主编；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23次奔赴地震灾区……他的良知和奉献不断扩宽加深，由专业到公共，由沉默到公开，由言语思想到直接行动。由此，政府的迫害也随之而来，停了他的刊物，逮捕了他，还给他一个混淆视听的罪名。谭作人被捕后，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走狗；那些受惠于谭作人环保努力，能喝上干净水的成都人，鲜有人站出来为谭作人说话。“人民”，这个词究竟是个什么？谭作人究竟在为谁打拼？“人民”，他们知道吗？

我也是从调查起家，大致因这个缘故，更青睐于有行动力的务实之人，而非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之辈。谭作人很低调，但如此低调最后却还是进了监狱。是不是他的名头不够响亮？难道非得成为“中国第一博主”韩寒，才能幸免于难吗？倘若我们这样认为，那就幼稚了。我们虽然尚在监狱之外，但只要我们的良知一天不灭，那么这条道路走着走着，就可能撞到了监狱大门。

我们活在牛头马面的人鬼之地，而非公民社会，相比于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太弱，那个叫“国家”的东西，太强大、太阔绰。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状况。谭作人坐的是身体的牢，我们坐的是心灵的牢，既然都在牢中，那么我们就得共同承担点什么，要把这薪火竭尽全力地传下去。这薪火是责任感，是爱，是良心。听起来，这又像是在蛊惑、煽动，但其实是在挽救你、保全你。是的，我们的确有罪，这种罪不是政府所说之罪，而是欠着像谭作人这样的脊梁，一份深厚得还不完的情义。我们实在是不能将谭作人救出监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感动中国的好人无辜受难，但是他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宁死而看守良知，而这就是在扼杀中，对良知的英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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