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理性自负与正义激情——简评朱令案中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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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推定、理性自负与正义激情——简评朱令案中的民意
(2013-05-17 1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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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谌洪果       

朱令案，一桩发生在19年前的校园投毒案，最近一个多月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受到的广泛关注度及其所激发的要求重启调查的民意压力，大大超过了当下发生的其它热点事件。终于，北京警方在5月8日下午做出正式回应，指出“确有一些案件受侦办条件限制，碍于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最终无法侦破。对此，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尊重侦查工作规律，理解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与北京警方这份要求“理性客观对待”的声明相对应，尽管目前缺乏公开的直接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但众多网民已根据所了解的各方真假混杂信息，基于案情诸多疑点和相关人士蹊跷表现，通过常识判断和自由心证，认定朱令的同学兼室友孙某就是罪犯。民众的倾向性意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短短三天之内，在白宫网站签名请愿者就达10万人，呼求美国政府驱逐孙某出境。

这些群情激愤的做法，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批评者直指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利于法治精神的生长，连岳先生甚至严厉斥责此类行为“很低劣、很猥琐、很冷血”。相反，辩护者则认为，“无罪推定”仅仅是刑事司法审判的原则，民众就重大案件中谁是罪犯做出自己的认定，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体现了起码的正义和良知，若侵犯了相关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可。

怎么看待这一争论？到底哪一方说得更有道理？讨论这一问题，离不开对朱令案本身性质的观察，也需要正视人民对正义本身的正当诉求。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之间的分歧，绝不只是简单的概念之争。它凸显了基本立场上的分野：怎样探究真相？如何实现公正？在拷问公权的同时，要不要尊重私权？到底什么原因在制约着这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朱令案件的事实因各种人为因素，已变得扑朔迷离。简单案件复杂化，必然激活各种猜测和想象，进而激化不同立场间的冲突。然而，被许多争论者所忽略的是，他们用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概念和原理本身，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中涉及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如此。

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对无罪推定原则作了一个经典定义：“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贝卡利亚提出这一原则的出发点，乃是倡导废除刑讯，尊重人权。但是，无罪推定原则既然是一个法律原则，它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呼吁的层面，而应具有法律的可操作性。正是在这一实践层面，无罪推定原则至今仍然很难确立统一的标准。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要想真正落实，离不开证据制度的完善，需要满足一定的证明标准。辛普森杀人案之所以在刑事程序中被认定无罪，在民事程序中却被判有罪，原因就在于二者在证据要求上的严格程度完全不同。朱苏力教授也曾指出，法国大革命虽然大倡无罪推定，但这一原则并不能拯救那些被认定为反革命的被告。在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单单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充分的犯罪证据。以这一标准论罪处刑，并不能说就违背了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

就我国《刑事诉讼法》而论，大家在讨论无罪推定原则时，往往喜欢引用刑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条当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但该规定的重点其实在于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无罪推定原则理当贯彻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对法院的要求。即便在侦查、起诉阶段，此原则同样适用，甚至更有必要适用。因此在朱令案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侦查阶段适用的是有罪推定，要不如何展开有效侦查云云，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妥当。

    换言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构成对案件侦查之实质阻碍，也不能因无罪推定而懈怠对案件的侦查。不过这一原则确实对举证制度提出了不断更新的要求。进而言之，真正能保障无罪推定原则落实的，恰好是一系列配套的证据规则，比如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此外还有刑诉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司法过程若满足这些证明标准，自然就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如果违背了这些基本证据要求，显然就是违法的有罪推定。

所以，我们现在惯用的“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这一概念，更准确的翻译应是“无罪假定”。理由在于，首先，无罪推定包含一套可操作的法律技术，其核心是要有证据支撑。不够相关证据条件的，就必须疑罪从无，假定被指控者无罪。这已成为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他没有义务自证其罪。但所谓“假定”，只是法律的认定，并不意味着嫌疑人真的无罪或有罪。其次，无罪推定既然并非道德表述，而是法律原则，故要求产生必要的法律后果，即被指控者免于刑事追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对嫌疑人进行刑事追究是一种公权，排除了普通民众进行私力救济的权力。无罪的假定，只能指所有公共当局都有义务“不对审判结果做出任何预先判断”。而一般人呢？即便做出有罪的断定，又能如何？不过是一种道德评判而已。在其根本无法启动刑事法之效果的意义上，反对普通人对某人进行“有罪推定”，不过是说了白说的废话。

说到底，法律根本不可能禁止公众从自己的直觉、认知、常识、感情、立场、利益等出发，就某个人是不是罪犯做出主观判断。尤其是在朱令案这一特殊的案件面前，在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的民众都指认某人就是投毒罪犯的情形下，说其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确实是一种没有法律意义的概念误用。围绕朱令案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公共辩论，本质上关涉的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边界和对象的问题：批判官员和批判普通人的尺度有何不同？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该如何做到尊重别人的名誉、隐私等私权？无论如何，这一点都是不能混淆的：言论自由造成伤害，是一个民事侵权问题，如果违反了刑法，也是涉及诽谤犯罪等具体罪名的问题，而与刑事司法程序中禁止有罪推定的原则毫不相干，二者在适用的主体、对象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迥然不同。

在日常用语层面，当然可以用“有罪推定”的说法，来反对那种斩钉截铁认定他人就是罪犯的主张。但指责者须明白，你选择的这种用语，也是一种基于道德或政治正确立场的指责。有时候，这种指责甚至是一种自相矛盾。比如，当连岳先生站在精英立场，反感普通人对孙某的有罪推定时，他扣以这些人“很低劣、很猥琐、很冷血”的大帽，何尝不是一种甚至更严重的有罪推定？他又有多少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些人真的低劣、猥琐、冷血？

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反对普通民众的有罪推定，不过是在表达他们对于那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暴戾的民粹倾向的忧虑和厌恶之情。然而，姑且不说这种指责中包含了多少夸大和情绪，至少就朱令案的公共论战来看，我观察到的大多数对孙某持有罪认定的人，并非真的暴力和冷血（不否认有少部分人在这一事件中确有过分的言行），相反，他们恰恰是因为朱令的悲惨遭遇，触动了内心最柔弱的同情和良知，而在正义激情的驱使下，发出要求公开信息、重启调查的诉求。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认定孙某就是罪犯，但平心而论，这种判断并不离谱和怪异，基本是在常识常理常情的范围内。

我们是要警惕理性的自负，但也要清楚实现正义的不同方式。就像有些人质疑的那样：“如果那些认定孙某有罪的人错了，他们岂不是冤枉了一个好人，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这一质疑的前半部分很有道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的确有可能出现判断错误。但这一质疑的后半部分实在夸大其词，民众又不是有司，他们认定有罪，不过就是一个道德和常识判断，毫无实体法的效果，而司法的有罪推定，才会直接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到底有什么好担忧的？好像民众一认定有罪，孙某就已经被判死刑了似的。这就是滥用“无罪推定”原则所推定出来的荒唐结论。

我最近正在读《冤案何以发生》一书，里面分析了八大理性自负所带来的错判错杀的惨痛后果。但很多人（包括对司法卓有研究，对本书研读过的何帆先生）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副标题为“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其中强调的是“司法迷信”，针对的完全是司法程序中出现的问题，与民众有罪无罪的认知与判断毫无关联。其实这本书的英文标题说得更加明确，就叫False Justice（《错误的司法》），我想这已经够能说明司法“无罪推定”和民众“有罪认定”两者并行不悖的道理了吧？

言论自由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好处，当然也会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但这些麻烦，是自由生活必须付出的成本。更何况，人生很多遭遇，往往从天而降，你躲不过去，你必须承受。朱令案发生了，不管真正的凶手是谁，作为她的同学，自然都得承受各种误解、压力甚至伤害。但是，当批评者行使言论自由权，指责认定孙某有罪的民众低劣、猥琐、冷血，是“粪坑的蛆”时，对那些被指责的具体个人而言，难道不构成伤害？在道德的意义上（既然两者都不可能产生前述的法律后果），这种伤害与可能被冤枉的孙某所遭受的伤害，难道有什么区别？难道就不严重？真正的言论自由，意味着在自己的利益之外，必须尊重和考虑别人的利益。因为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它促使我们看到，利益与生命价值的权衡，也是正义思维的重要考量。对于朱令本人和她的父母，这种不幸如同天塌，不是更令人悲愤同情？为了对抗丑恶和冷漠，公众迸发出难得的正义激情，不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美善？

是的，常识会犯错误，会有代价，常识需要接受合理的质疑。尤其是在言论自由平台上的常识判断，更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过程，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信息、新的证据，来修正已有的观点。言论自由就是一个市场，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也只有通过平等自由的言论市场，才能剔除谎言和谣言，不断抵达我们想要的真相。冤枉人是不对的，但言论不自由的社会，更容易随意冤枉好人。只有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才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开明、理性、坦荡和富有尊严，才能为人的自证清白和成长健全，提供最可靠的机会。也只有在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才能勇敢言说，理性商谈，并为自己的言说后果承担个体责任。许多认定孙某就是罪犯的人，摆出了依据，摆明了诉求，并公开实名坦然接受一切质疑和法律指控，包括贝志诚，也大方接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愿意接受警方的调查，作为参与公共讨论的公民，这种理性态度和责任伦理，难道还不够？很多时候，过于谨慎的沉默，实际是对恶毫无原则的纵容。

更重要的是，这些常识本就与我们期待的制度公正密切相关，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的基本理念“让同等人审判”，不就是要强调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吗？所以，常识判断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意诉求，非常值得政府认真对待并做出严肃回应，而不能简单以一个“非理性”打发之，更何况其中也许包含更大的理性。朱令案引发的真正公共危机，正在于此。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法治健全、司法独立、政府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即便如北京警方的解释那样，朱令案最终无法侦破，该案是否还能产生如此巨大激烈的民意反弹？

必须承认，正义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其中没有也不需要一劳永逸、唯一正确的答案。追求正义的人们，更愿意计较的，其实是如何以认真对待正义的方式来实现正义。别以为当民众为某种具体正义的落空而不满时，他们就只关心一时一地的实质正义，他们更不满的，永远是强权扭曲司法，特权恣意横行，而他们更渴望的，则是那看得见的正义，是规则和程序之下的正义。当社会、政府和人民都习惯于视正义为儿戏，习惯于漠视基本的正义诉求，最终导致的，只能是人心迷茫、信任缺失、规则败坏、社会崩溃的结果。写到这里，我突然更深刻地理解了边沁的话“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这话具有十足的份量，只有从深厚法治传统滋养出来的思想家才能说出。一个民族的人们，虽然充满差异，发出各种批判，却还能信赖和信服于基本的规则和秩序，那真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而我们这里呢？危机有目共睹，为什么却总是做出糟糕的选择？为何就不能具备更长远的制度眼光，顺应民心民意，做出真心诚意地改变？难道非要激化矛盾、制造分裂、两败俱伤，走向绝路，才肯罢休？我为此而忧伤。北京警方的回应里有言，“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我希望如此。正义的缺席，正在于没人愿意看到希望。这是一个人人都害怕麻烦的国度，因为嫌麻烦，所以为一点点利益，就可以无视别人的苦难和挣扎；因为嫌麻烦，所以连基本的正义，也成了制造麻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珍视那正义的激情。在如此汹涌澎湃的民意面前，如果公权仍然固守维稳思维，不思进取、虚以委蛇，甚至打压倒退，那可真的会把一线的希望，都丧失殆尽。

最后，我想对那投毒者说：“现在全世界没有，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了！”——这话其实是《罪与罚》中那位妓女索尼娅所说的，当时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终于向她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索尼娅紧紧地搂着他，吻他，浑身颤抖，歇斯底里地放声痛哭，然后她坚定地说：“不不，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无论在哪儿，我也不离开你！”

一个人，也许能逃过有形的惩罚，却无法摆脱无形的枷锁。前者是短暂的，后者却是永恒的。没有认罪，也就没有希望。



（本文的节略版以《被错用的“无罪推定”》为题发表于本期的《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