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渐进主义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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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天成

中國正在奔向引爆點。自從共產黨政權鎮壓了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們擁抱了這樣一個觀念，即只有「慢速、穩健」、逐步的改革，才是中國通向自由民主政體的安全、可行路徑。然而，他們錯了。恰當的選擇是避免漸進主義，通過儘早舉行全國選舉來獲得力量的快速轉型。

民主轉型可能發生的兩種情景

羅伯特·達爾認為 ,當鎮壓的成本高於容忍的成本的時候，民主轉型最有可能發生。吉勒莫·奧多納與菲利普·斯密特則將統治精英內部的分裂，當成民主轉型發生的「幾乎必不可少」的前提。芭芭拉 ·基德斯說「一黨制政體非常有韌性，往往只能由外部事件顛覆」。

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近距離觀察，我認為，當兩種情景的任何一種出現的時候，民主轉型才有可能在中國發生。其一是，共產黨政權發現它再也難以承受社會控制成本的時候。這種情境下，共產黨高層分化為強硬派與溫和。如果溫和派取得相對於強硬派的優勢，它將啟動政治開放進程。如果統治者們沒有分化，或者溫和派力量弱小，還有第二種情景在等待着。在第二種情景下，導火索事件暴露出貌似強大的威權體制的弱點。激憤而自信起來的人們湧向街頭。軍隊表示不會向平民開槍，最高領導人倒台，政治開放降臨。

「維穩」是 1989年以來共產黨的一項基本政策。複雜而昂貴的維穩體系，其道德和政治（人權和尊嚴）代價是真切的，卻難以量化。但其巨大的財政代價是可以計量的。

國內安全開支，即便根據肯定會有所隱瞞的官方數據，在中國過去20餘年各種公共開支中，一直是增長最快的。從 2002年至 2008年，國內安全支出翻了四倍，到 2010年度超過了軍費。2011年，政府花在用於維持國內安全秩序的錢，要比公共健康、外交、銀行與證券監管等方面支出的總和還要多。如此高的維穩支出對於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構成了很大壓力，所以，2009年，中南海不得不改革分擔支出的措施，對於一些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中央政府甚至為支出額的 90%買單。

中國快速經濟增長受到世界矚目，但掩蓋在其下的，是諸如官員腐敗、專橫、對受害者漠不關心的陰暗現實。這些現象，與扭曲的、嚴重偏向某些地區和階層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導致的種種問題，結合在一起孕育了人們嚴重的不滿。所謂「群體性事件」，亦即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府的抗議，其數量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在快速上升，而 2008年經濟增長放緩以後，增速更快了。從 1993年至 2005年，每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 10倍，此後繼續攀升，2010年據報道發生了 28萬起。

這些群體性事件之所以沒有演變成全國性危機，當歸因於共產黨政權巨額的維穩投入。但是，維穩投入是如此驚人，這個政權能承受多久？共產黨的黨國政權並不對人民負責，它無需將多數資金用於公共福利；只要它認為必要，就可以騰挪錢用於維持「秩序」，就像過去一樣。然而，事情大致總會有某種限度，民眾的需求被置之不顧會導致更多的「群體性事件」，它們總是有潛在的失控可能性。

隨着經濟的放緩，共產黨正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群體性事件數量令人震驚的增速——2008年至 2010翻了三倍多——意味着黨國可以操控的空間在萎縮。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快速經濟增長。隨着增長的放緩，不僅維持這個政權的財政成本會增加，道德和政治成本也會升高。經濟學家們預言，中國再也不可能保持兩位數的 GDP增速，而是只能爭取達到 7%。有些觀察者預測，由於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中國將爆發全面的經濟危機。

知識分子們多數期望通過自上至下的改革而實現民主轉型，現在愈來愈頻繁地說「必須儘快開始改革，否則就要發生革命了」。但是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真正的跡象表明統治集團會切實進行改革。我的判斷是，除非統治精英挽救經濟的努力失敗，他們仍然會抱成一團。這種持續的、「大局」上的一致，使得制定一套自上至下改革計劃的可能性成為疑問。最大的問題可能還不在於保持統治階層的團結一致，而在於克服統治者們肆無忌憚的腐敗所產生的影響——任何重要到足以威脅到他們對權力掌控的開放，也會威脅到他們以不正當方式獲得的巨額財富。即便統治精英不得不考慮將政治改革作為擺脫其困境的方式，如果他們沒有信心成功進行改革、將事情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仍然會退縮不前。

漸進改革還是快速轉型？

89事件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看法是漸進改革乃實現民主的最安全可行的方式。要理解漸進主義，有必要知道這些學者供職於共產黨所控制的大學或智庫。在這種高度壓制性的政治氛圍中，多數學者寧願充當顧問的角色，而不是與政府對峙。此外，還應清楚的是，這些知識分子所設想的漸進主義，是與西方學者所熟悉、使用的民主轉型概念不一樣的。

談到漸進主義時，西方學者指的是民主轉型包含自由化與民主化兩個階段。中國學者主張的並非取消言禁、黨禁或全國自由直選這種大動作。他們的意思是從某些較小的、對共產黨控制不構成直接威脅的事情入手開始政治改革；一點一滴、碎片式地，而不是大幅向前改革。在他們看來，任何高層級、大幅變革的主張，都會被領導集團拒絕，因而不現實。另外一個預設，就是許多小改革累積起來會構成大變化。兩種在中國受到廣泛關注的主張，可以說明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沉湎於漸進主義。在 90年代後期，法學教授季衛東就提出了所謂法治先行的設想： 1、實現司法獨立；2、共產黨遵守憲法。但是，在沒有民主化的情況下，掌權者們有什麼可能會尊重憲法以及保障司法獨立呢？

另一個有影響的主張呼籲是共產黨的內部程序變得民主。該主張同樣建立在一個假定之上，即多黨競爭在近期是不可能也是危險的。最經常被提到的建立黨內民主的方法是黨內的差額選舉。例如胡偉教授建議中央委員選舉每 5年增加 5%或 10%的差額。有些人學者認為共產黨黨內民主是通向大眾民主的最佳路徑。然而，他們沒有解釋在大眾民主不存在的情況下，黨內民主是如何可能的。一個堅持一黨統治的非民主制度的政黨，為什麼會願意對其關鍵性職位採用自由、常規、公開的競爭，來作為其處理事務的方式的組成部分？簡而言之，中國學者偏愛的漸進主義顛倒了事物的前後順序。刻意不提出諸如開放黨禁然後舉行全國大選之類的關鍵性要求，並無助於促成政治改革的啟動。相反，它更有可能方便共產黨迴避任何有意義的變革，將民主轉型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

革命文化的回歸

李澤厚、劉再復兩位有影響的學者 1995年《告別革命》一書的出版，是漸進主義興起、支配當代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是，一種革命的文化最近開始復興。這一變化來自於人們盼望自上至下改革但那種改革一直沒有發生而產生的失望，以及經濟的衰退給人們帶來的焦慮與危機感。漸進主義之開始受到摒棄，也是一個主要由獨立的個體組成但已連成
網絡抗爭的公民社會在興起的體現。

關鍵的問題是，社會正在變得不穩定、人們對於變革的期望更加強烈、作為共產黨統治合法性主要來源的經濟增長開始放緩，統治精英會如何反應呢？我並不高估統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在壓力之下，中國的統治者們會在口頭上更多地談論改革，實際上卻會竭力迴避改革，偏愛一種如與停滯不前沒有區別的所謂「漸進主義」。

只有當挽救經濟的努力失敗、經濟陷入深重危機，我們才能看到統治精英的分裂和自上至下改革的啟動。另一種可能性是，政治開放是有限的、策略性的，可以幫助共產黨贏得時間、渡過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統治中國的將可能依然是一種威權體制，一種在某種程度上自由化了的威權政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像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他的專制統治在 1980年代曾嘗試有限的開放，然後陷入停滯，將反對派打壓下去，不向任何方向轉型，而最終被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的民眾所推翻，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你或許會說那是一場「遙遠的革命」。近期在中國是否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呢？我相信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人們的不滿是普遍的，同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上層有計劃和意願真正改革。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革命，我希望那是一場溫和的革命——威權體制被大規模民眾抗議所推翻，而民眾抗議之所以不可阻擋，因為它是非暴力的。
（作者是憲政學者、民主人士,著有《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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