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不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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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不说人话


    （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平时不太看电视，总觉得现在的节目有点闹腾。遥控器偶尔落到我手里，也是搜搜动物世界什么的。但现在不是经常有，有时候转一圈都听不到赵老师那熟悉的声音“雨季来了，草原上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到了”，挺让人伤感的。

    但是，我岳父喜欢看电视，家里电视一天到晚唔里哇啦播着，我也跟着看了点。看得最多的是两种节目，一种是各类日本鬼子，他们一个个笨得让人看了胃疼，简直做个隆鼻就是猪，居然手里端着步枪前仆后继地让弓箭射死、让鹰爪功抓死、让太极拳打死，让人拿手活活劈死。看后让人感慨我们竟然和这样的货缠斗了八年，真是让世界人民见笑了。

    再有一类节目就是各种各样的新闻，新闻联播、地方新闻、海峡两岸、军事天地，听阮次山畅谈世界大局势、看张召忠挺死外国领导人。

    日本鬼子已经被消灭了，姑且不去说他们，倒是看新闻的时候我有些感慨，就是觉得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好多人都不会得体地表达情感。无论是安慰孤儿寡母时显得局促的领导，还是结结巴巴感谢政府的获救者，或是努力拽大词表达自己满意心情的市民，再或者表示“好好学习报效伟大祖国”的小学生，都透着一种诡异。这些都不像正常人的语言，他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不习惯的人乍一听还真难免尴尬。

    就像当年连战访问大陆，喘息甫定就劈头来了一群孩子用高八度的假声朗诵“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据说，后宰门的的女校长对这个节目非常自豪，当成欢迎会上的杀手锏一直秘而不宣，等到最后一刻才忽然使将出来，打了连战个措手不及。她可能觉得这个朗诵非常动人，但她忽略了连战的皮肤组织在特定场合下能起一种东西叫鸡皮疙瘩——或许她还觉得对方应该潸然泪下呢。

    说到此，让我想起一件事。

    以前我们小区居委会组织活动，去的人还给发桶油。有位慈眉善目的党员大妈平时没事，喜欢坐在楼洞口打麻将，挺正常的一个中年妇女。但当其抄起话筒后，便跟换了个人似的，开口便从和谐社会谈起，念的排比句好似于丹助力，拖着的长腔又似李默然附体，坐在油桶堆里准备来个“以情动人”。说实话，我当时就有上去捂住她嘴的冲动，为了抑制这种冲动，我一直在轻微地扭动脖子，后来我发现连战在视频里也有这样的动作。

    看新闻的时候，我曾以为受访者之所以这么说话，都是新闻编导的安排。后来仔细想想，觉得未必。好多人可能真的是自发地这么说的。

    他们私下里说话当然不这样，但是一旦面对镜头、抄起话筒、掂起笔，语言场从“私域”切换到了“公域”，顿时觉得平时的语言不得体，不够思想，想要“上个档次”。

    就像元杂剧里头李逵提俩板斧，开口就唱“风雨替花愁”，这就是作者觉得铁牛哥哥平时在水浒传里太庸俗，不够高雅，现在到小剧场了，要替铁牛哥哥上个档次。

    当然，“风雨替花愁”虽然优美，也没什么觉悟，不够高档。最高档的事儿无过于想领导爱领导，中国传统上就喜欢往这个方向上档次。

    欧阳修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俗人看了肯定以为是写女人想丈夫，感怀伤春的事儿。但是评论家觉得要是光这家长里短的有什么意思？档次太低了。诗评家张惠言一使劲，给欧阳修的词来了一个旱地拔葱。

    他说：庭院深深，是说自己跟领导离得太远，‘楼高不见’，是说领导不体察自己的苦衷；章台游冶，是说领导身边有小人；乱红飞去，是说领导不用忠臣。总之这是欧阳修思念领导，盼着领导回心转意的作品。

    张惠言并非特例，从《毛诗》开始，评论家们就有这个毛病，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往爱国家爱领导上靠。人家写个诗：我爱你。他们分析说：这诗表面上看是说爱女人，深层含义是说爱领导。人家写诗：我想你。他又分析：这表面上看是想女人，深层含义是想领导。人家写诗：我要和你做爱。他又分析：这表面上是说要和女人做爱，深层含义是云云。

    文人见了这种分析，有时候也难免发牢骚，说这“失之穿凿”，但人家分析的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你抗议起来也不理直气壮，何况天长日久受虐上瘾，有时候还主动往上靠，说自己这叫“文以载道”。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曾经获赠一本诗集子，里面收录了几百首文以载道的“老干体”诗歌。

    要知道，这可不是谁逼着他们写的，都是自己创作，又自己花钱刊登出来的。一首要好几十块。里面的诗，不管是赏月，还是过节，都要拔个高度，赞美一下祖国大好形势，憧憬未来无限光明。本来作者就是想吟哦一下“月亮大又圆，看着真舒坦”，但最后总是从要月亮一路扯到“展望神州创伟业，喜看全民步小康”。吟月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里面连追忆妻子的悼亡诗也要“喜看全民步小康”。我原来读“做鬼也幸福”的时候，总觉得作者拍马屁拍得太无耻，现在想来，作者当时未必认为自己在拍马屁，说不定他正充满创作的自豪感呢。

    几十年的耳濡目染，习惯已经渗透到骨髓血液之中，一笔在手，档次我有，忘记了人话怎么说，到头来往往就只会这么写。当然，这些老干体诗歌还属于伶牙俐齿会遣词造句的呢，换上憨厚些的，在镜头前就只能手足无措地说“那还说啥嘞，感谢党的富民政策呗！”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是一种“语言税”，其实也不尽然。

    交税嘛，“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但是语言税比这个要复杂。福柯说语言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种最本质的权力。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人们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定义自己，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福柯这话说的比较复杂，换成简单点的说法，就是人要老是说傻话，就会变傻，为什么一个大活人会老说傻话，那是因为有人想让他变傻。

    也别以为年轻一代就免疫了。他们可能会讥笑“喜看全民步小康”的诗，但是碰到救灾赈灾之类的场合，你再去看看，充斥网络的词儿还是“大爱无疆”“XX坚强”之类“上档次”的话。这些词本身也许都曾有过自己的意义，但是使用多了，就成了无意义的音节，它们不是让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让人说话的时候不用有自己的想法。

    崔健有首歌里说“我想唱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嗓子里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讥讽者和被讥讽者之间，相去其实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么遥远。生为我辈，真正找回自己的语言实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