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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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最后的抗战老兵
发布时间:2013-08-16 14:20 作者:赵宗彪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931次

——中国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老人访谈录


　　引言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不能由自己把握，他将作什么选择？


　　一个江南的世家子弟，为了不做亡国奴，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铁血战士，转战于印度、缅甸的海外战场。作为国军少校，他在南京亲历了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当内战的烽火点燃时，作为中国人，因不愿将枪口对准同胞，他决然地选择了避回故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到来时，他因为家中的田产，以地主的身份沦为了贱民。肃反运动的到来，让他从城市贫民变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成了西北青海湖边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30多年的牢狱生涯后，他重新回到江南的故乡。他生活困顿，甚至于捡拾死人的衣服，但是，面对着要承认自己是“俘虏”才能得到的救助，他平静地选择了拒绝。他现在每天凌晨两点到早上八点念佛经，并以此谋生。对过去的一切，他已云淡风轻。


　　--这一切，就是92岁的“驻印新六军抗战老兵”袁祥彬的人生轨迹。


　　袁祥彬先生，是浙江省天台县仅存的20名抗战老兵之一。而在7年前的2005年，这样的老兵，天台尚有60多人。而就在我采访袁祥彬先生的那几天，又有一位名叫叶万火的抗战老兵走了。


　　如果仅从外表看，袁祥彬老人与一般的九旬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他面容清癯，身形消瘦，但步伐依然坚定，从他的步伐中，依稀可以看出军旅生活在他身上的留痕。


　　天台是袁祥彬老人的故乡，也是笔者的故乡，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写的就是它。这是典型的山区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史书上说天台人“风气刚劲，志士尚义，百折不回”，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有“好勇斗狠之风”。好斗之地必出骁勇之士。1942年5月，曾一次性就有1445个天台子弟报名参军，组成“天台兵团”奔赴抗日前线，一个小县参军人数竟为全省第一，天台由此成为浙江省抗日模范县。


　　在整个抗战期间，当时总人口23万人、男丁只有12万的天台县，共有7600多名子弟参加国军，其中为国捐躯的天台子弟有1462人，占整个台州抗日烈士的三分之一强（台州九县市区共有3905名国军将士战死于抗日战场，其中三名将官）。


　　那些没有牺牲的抗日将士们，一部分在抗战结束后，参加了内战，战死于内战战场；一部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收编在共产党的军队中；还有的，则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收编在共产党军队中的那些老兵，有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那些幸运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作为新中国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一般生活都有了保障。


　　生活得最不如意的，是当年抗战结束后回家，没有参加内战的抗战老兵们，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人难逃劫数。“劫后余生”的袁祥彬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袁祥彬老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或者用“坎坷”二字形容更为准确。他是现在还活着的20位天台抗战老兵中，唯一参加过印度、缅甸远征军的中国军人。


　　从抗战英雄到“历史反革命”，他的青春岁月，一部分耗在抗日战场，大部分耗在了劳改农场，他在青海湖呆呆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88年才回到老家，而此时，他发已白牙已松。他去劳改时，儿子还在呀呀学语，回来时，儿子已是满面尘灰的中年菜农，而他的两个女儿，在离乱的年代里，因为无法养活而送了人，大女儿至今杳无音讯。


　　这个抗战老兵的身后，有太多的故事，亦有太多的不幸。


　　2012年1月26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初四下午，整个天台县城还弥漫着欢天喜地的过年气氛中，我走进浙江省天台县城关新华巷6号的一所百年老宅中，第一次拜访了袁祥彬老人。


　　此后，我又同袁祥彬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七次访谈，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在20多个小时的长谈中，袁祥彬老人也从最初的拘谨、对我略带戒备，到完全敞开心扉。


　　历史太过沉重，又太过无情，在大时代中，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弱，袁祥彬老人的一生仿佛没有起承转合，就直接被命运的抛物线甩出了预定的轨道。


　　老人家的方言口音很重，所幸笔者是同乡，无任何语言沟通障碍，下面就是笔者与老人家的访谈实录--


　　一、17岁时，大家庭的二少爷，成为黄埔军校的年轻学员


　　（１月２６日下午，晴天。我在朋友梁立新带领下，来到袁宅。袁宅就在天台县城关赤城街道办事处对面，容易找到。这是座典型的江南四合院，以前是大户人家的住宅，气派不凡，石料精细，木工考究，到处是雕梁画栋。


　　袁宅木门紧闭，但未上锁。我们在门外高叫“袁老先生！”“有人吗？”均无人答。


　　巷子外锣鼓喧天，立新兄说，是否老先生在外面看热闹。转出门外不上一百米，是居委会门前小广场上，正在演出民间戏，送福禄寿禧的讨口彩节目，围观者有上百人。没看到老人。


　　回到袁老家门口，推门喊叫，还是没有音讯。立新兄掏手机给上次带路来袁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朋友说，他耳朵背，没听到，没锁门，人肯定在楼上，你们直接上去好了。


　　我们推门进去，从窄而陡的木楼梯上去，老人家果然在楼上桌前木椅上肃然而坐，左边是玻璃窗户。


　　袁老站立相迎，精神不错。他与立新兄是第二次见面，还有印象。我们说明来意--想请老先生讲讲自己的经历。


　　第一次的访谈，是在袁老的楼上进行，其他的七次访谈，除了一次在楼下，都在袁老楼上的书房进行。书房是老式木楼板，有两个书架，上有一些抗战的书，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医学的书，还有武打小说，他说是孙女的书。今年的挂历是抗战题材的远征军的黑白照片，二月份是一个中国士兵在晨光中吹号。这个画面一下子就把人带到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赵：我在网络上看到您的事迹，您的故事非常动人。想请袁老先生说说以前的经历。


　　袁：没有什么好讲的。以前也来过一些人，向我了解抗战的事，我说了一些，后来他们发到了网上。我也看过一些，把我明显地拔高了。


　　赵：听说您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是同盟会员，浙江省重点中学天台中学就是您外公创办的？


　　袁：是的。我祖父叫袁英桧，在上海办过秀兰书院，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为躲避清政府的抓捕，变卖书院，回到杭州，死于杭州。


　　我父亲叫袁受廉，有三个兄弟，他是长子，还有三个姐妹。


　　我外公叫王文柱，又叫王禹生，是清朝举人，办了天台中学。我们家在天台已历七世，祖上做过官，当年产业很大。民国时，天台要建县图书馆，地产就是我家送的。


　　赵：您是富家子弟，是地主家的二少爷，有文章说您家直到土改时，还有田500多亩，房屋200多间。有这么多吗？


　　袁：有没有500亩田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包括山林面积，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田到解放时可能没这么多了。听父辈说，那时天台城西边造第一座木桥，全部木料都是我们袁家的。为了木桥的长远可用，特地划出50亩田，以租息来维持这座桥的日常维修运行。


　　我们家田产的确不少，田产在那动荡的年代里，损失很大，主要是土匪将我们的管家请了财神（指绑票--赵注），怕赔人命，家里将新昌的几个庄园田产都卖了赎人。我祖上在新昌做过知县，我们家的田产，主要在新昌。到土改时，分到我名下的只有20多亩，我就成了地主。当时十几亩就会划地主。


　　赵：您父亲呢？


　　袁：他也是地主。当时我哥哥在外面工作，我在家做裁缝。我父亲、两个叔父和我，共四个地主。主要是我们太老实。有的人不登记，就没事的。


　　赵：没想到卖田地吗？


　　袁：家里人口多，就靠地租过日子，父辈三兄弟尽管说分了家，但是，房产、田产都不分，还是合家，有２０多口人，不敢卖。当年叔叔曾卖掉新昌的部分田产，奶奶知道了，马上跑过去干涉掉。所以，一直到解放时，田产还有一些。


　　赵：房子有那么多吗？有200间吗？200间可是了不得的数字。


　　袁：房子有没有200间，我没数过，但是，（他用右手划了一个大圈）城里这边上的，都是我们袁家的，有五六个道地（即四合院--赵注）。如果数间数，200间估计没有，大约150多间。新昌那边的，我也不清楚，当年都是父亲他们在管理。


　　赵：您家里是否在县里很有势力？


　　袁：当时算是上等人家的。除了有田产之外，舅公也很有威望，他叫陈钟祺，字敏璘，号一阳，是我奶奶的弟弟，同我奶奶很好，人称天台的宋江。他留学过日本，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当过两届的省议员，见过大世面，在县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运气好，在解放后土改前就死了。有一件事，说起来好笑，就是我哥哥１０岁就当保镖了。当年县里有一对男女，订了娃娃亲，后来，女方悔婚了，男方也没办法。女方另嫁他人的时候，男方决定来抢亲。女方同我家是远亲，怕路中抢亲，就让我哥哥参加送亲队伍，让他坐在高头大马上，两边各有一个壮汉保护着，防止他从马上跌下来，走在送亲队伍的第一个。想抢亲的一看，是袁家的人保护，就不敢抢了。说起来还真好笑（笑）。


　　（这时楼梯响，上来一个年约六十的妇女，高声地问袁老：“经念好了没有？”袁老看看我们，说：“没有没有，你下次再来拿。”妇女同我们说，他年前说好的，肯定念好了，因为你们在，怕打击。我赶忙对老先生说：“念经是好事，我们都支持。以前我祖母也天天念经，是好人。现在也没有打击了。”但是，老先生还是不松口。妇女只好怏怏而走。走前小声地对我说：“他胆小，你们在，不敢拿出来。那我明天再走一趟。”）


　　赵：您有几个兄弟姐妹？


　　袁：有８个，兄弟６个，姐妹２个，长兄叫袁祥铭，长我５岁。他也先于我到部队当兵，后来一起读黄埔，在不同的部队参加驻印度远征军抗战。他学的是开汽车，懂技术，不是打仗的，后来参加起义，归了共产党。以后却又被遣返回家，在电厂工作，八十年代去世的，只有６６岁。还有一个弟弟刚去年（2011年）去世。其他的四个兄弟都还好。一个弟弟在淮阴，当年也是跟大哥出去的。我还有很多表兄弟，像高汉（原北京电影厂副厂长--赵注），在北京，像曹天风（诗人，革命党人，抗战时周恩来到浙江绍兴，他代表绍兴士绅迎接，并与周有诗词唱和。--赵注），都有名。俩姑丈一个叫曹国栋，一个叫曹宝钜，都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的领导。


　　赵：您出生于哪一年？


　　袁：我生于1921年7月6日，农历是6月19日。


　　赵：我看1988年12月31日签发的您身份证上的编号是332625210723001，您的生日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2000年11月4日填发的户口簿，也写着是1921年7月23日生，号码是332625192107230015，但是，您的退休工作证是却是1929年2月出生，差了8年。哪个更准确？


　　袁：我不知道他们填了什么。但我知道今年是９２岁了，我属鸡的，我每年的生日都是以农历6月19日过的。青海劳改农场上的时间，可能是想让我迟几年退休。


　　赵：您几岁开始上学？


　　袁：四五岁开始，开始念的是私塾，跟舅舅念，地点就是他家的堂前（即客厅--赵注），有２０多人一起。读了三年，这时天台有了第一所文明小学，校长是个女的，叫袁品真，我就转过去了，因为读过书，就插班在三年级开始读小学。小学读了三年，转到天台中学上初中。


　　当时的天台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初中读了两年，就去育青中学上高中，上到了二年级。这时，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大批学校的学生与老师迁到了天台，上海的大公中学也迁来了，天台中学才有了高中。以前能读高中的人非常少。


　　赵：放着好好的富家子弟不当，为什么高中没毕业就想到去考军校？


　　袁：当时是机缘凑巧。一是书没办法读了。常常跑警报，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丢炸弹，为了安全，我曾经陪奶奶到赤城山尼姑住的山洞紫云洞里一两个月。外地常常有难民逃到天台，诉说敌人的残暴。学校里老师也天天报告日寇的暴行，我们高中的同学都热血沸腾，希望为国家出力。哥哥早就出去当兵了，他当兵时学的是通讯，已经在上饶工作。二是在我舅公陈钟祺家看到《东南日报》上刊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招生广告，还有五省招生办主任应西给舅公的信，要求协助招生的。应西是仙居人（同天台同属一个专区--赵注），少将，省议员，同舅公是同乡加省议会同事，信中要舅公介绍有文化的学生来考试，条件从宽。我马上报了名。舅公到到学校一动员，又有２０多人报了名。当年一起去的人，都是天台人，现在只有我活着。舅公给应西写了一封信，由我带去。家里还叫我带了一点茶叶给应西，作为礼物。


　　赵：您母亲支持您去吗？您才17岁。


　　袁：支持。国家要被日本人灭亡了，我是中国人，是男人，当然要去打仗。她很支持。何况，又有舅公的介绍，而且大后方也有家里的亲戚，所以，她也放心。她给了我６块大洋当路费。她说，要听长官的话，打完仗就回家。


　　赵：后来回家，她还在吗？


　　袁：我在成都军校学习时，母亲就去世了。得到消息，我非常悲痛，也想回家。但是，当时长官不同意我回家，说是国难当头，当尽大忠。那时要回家，路上也充满风险，起码也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只好痛哭了一场。所以，离家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我出去考试的那一年，是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后，当是1938年，天气不冷，不是冬天。


　　赵：一同去的人都录取了吗？


　　袁：都录取了。因为有舅公的介绍信，放宽了条件。考试的路途非常遥远。我们从天台出发，到绍兴坐的是木炭车，就是要手摇发动，以车背上的木炭作动力的老式汽车。到绍兴后，再坐火车到江西上饶参加考试。考试是在敌机的炸弹声和我军高射炮的轰鸣声中进行的。报考的人，大多是江浙沪一带的学生，录取后就是军人了，共有２０００多人录取了。我哥哥当时也在上饶，他在做通讯工作了，这次也参加了考试，也被录取了。


　　我们开始向成都军校所在地行进。长途跋涉了两三个月。有时走路，有时坐车。因为上有日本飞机轰炸，下有地面战场要绕开。我们避开战火纷飞的南昌，取道临川、新余、分宜、萍乡、丰陵，绕道至长沙，接着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辗转到贵阳、重庆，最后才到达成都军校。路上非常辛苦，有的学员死于疾病，有的死于炸弹，也有的吃不了苦，半路跑掉了。


　　赵：一到就学习吗？


　　袁：先进行复试。我因为年纪只有１７岁，到学生队学习，后来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１７期第二大队，一般称黄埔１７期。同学都是江浙一带的人，我们二大队的队长是张建冲，他是东北人，黄埔１４期的学长。我在二大队学一年，课程是炮科，因为炮科要测量计算，必须有文化基础。


　　赵：学习的地点在哪里？学习紧张吗？


　　袁：我们军校的地点在成都。当时的成都进了大量的机关，办公地点基本上都放在寺院、祠堂等处。总队驻在草堂寺，住不下，我所在的分队住青羊宫，离城区近，同学校也近。操场很大，是清朝的时候就有的，每周去集中一次。学习很紧张，因为到处要人，学了一年就毕业了。


　　赵：毕业后马上就工作吗？


　　袁：没有，先是留在军校带新生团，也是带后来的学弟们。一年不到，才去新岗位。


　　我被分配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驻防于朝天门，授少尉军衔。我们的长官是临海人，从美国留学回来。


　　赵：所有的同学都有地方去吗？


　　袁：不是的。有的同学到部队后，因为没有尉官的职务，不愿干，也有回家的。


　　赵：听说当时的军校毕业生都有一把佩剑。您有吗？


　　袁：有。这剑是成仁之用，意思是不胜就死。也就三十多公分长，上面镌刻有“尽忠成仁”四字。以后带回家。解放后，父亲怕受牵累，把它埋哪里了，还有几个勋章，都没有了，或者谁拿走了。还有照片等，都没有了。留着非常危险。


　　赵：您的哥哥以后去哪里了？


　　袁：哥哥先是在成都的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在成都的机械化学校学习，他从贵阳出国去印度。但我们在印度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兄弟在那边。他在那边是战车营的搜索排排长。


　　赵：到印度去是自己要求，还是上面指派？


　　袁：自己要求。因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希望为国立功。作为远征军，也特别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去。因为当时教育不普及，绝大部分士兵不识字，命令也看不懂。有中学文化程度的，更是少数，在部队里非常抢手。所以，我一报名，就批准了。还有许多中学的毕业与未毕业的学生，都投笔从戎了，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


　　二、一个学生，变成中国远征军的铁血战士


　　赵：您是哪一年出的国？


　　袁：１９４２年。我们从成都乘飞机经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丁江机场。到印度后，我编入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的军部情报队，也叫谍报队，任区队长。我们的大队长是少校，名字忘了。在印度和缅甸总共有两年多时间。我们的军长是廖耀湘将军。情报队的工作，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将山头地形一一编号、测绘，以利炮火攻击。我们侦察的地方，常常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十分危险。为了防止被敌人抓住后泄密，我们的图纸上都用代号。平时整训，我们的情报队负责驻军的警戒安全。我们大队隶属军部领导，由参谋长李涛直接指挥。李涛后来当了副军长。所以，能经常见到军长他们（笑）。


　　赵：打过多少次仗？


　　袁：记不清。我们去后，前面半年是集训。军校学的东西，事实上非常简单，同战场本身根本不一样。那边有一半时间是雨季，不能打仗，一半时间才可以打。真实的战场，攻打城镇时，是看不到人的。我们先以飞机轰炸，再以大炮轰炸，然后才是士兵冲击，等我们冲上去的时候，大部分敌人都已炸死了。最可怕的是队伍在行进中遭遇敌人，在丛林中与敌人相遇，这才是恐怖。


　　战争就是死人多。想起来都可怕（满脸肃然）。我的命能够留下来，全是战友们的命换来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丛林里，战友的遗体，如果不及时挖坑深埋，第二天最多只剩下一架白骨，因为那里有蚂蚁、虫子、野兽，会将遗体吃掉。吸血的蚂蝗非常多，蚊子也成群地飞。我们在丛林中，只能住在树上，身上都涂满防蚊药。每人除了背包，还有一把独特的开山刀。还有一件雨衣，能挡风雨，也可当吊床，还能做帐篷。我们战友之间，相互之间都留下遗言，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战友将自己的头发、物品和信带回家，让自己的灵魂，跟随战友回到故乡。


　　赵：伤亡大吗？


　　袁：我们出国时同批去的战友７０００人，回国时，这批战友只剩下２０００人了。


　　赵：您的战友有给您嘱托吗？


　　袁：我们相互嘱托，谁牺牲了，战友就带他的遗物回家。一个河南的战友，战死了。他是在丛林遭遇战中死的，行进之人，被敌人先发现、被刺刀刺伤，抬回来后，不治而死的。那边的草有一人多高。我实现他的遗愿，只能将他的几根头发，小心地包起来，专门带回国，将他的头发，安葬在开封的烈士陵园中。希望他的灵魂，也回到故土。我们所有牺牲的战友，没有一个人的遗骸能回到故乡，都留在了异国他乡。如果建立了坟墓，我们就将他们的墓碑面朝祖国的方向，将遗体的头，朝祖国的方向。都是青年人死，死去的都是活蹦乱跳的青年（老人一脸肃穆之情）。


　　赵：您当时军队都是美式装备吗？


　　袁：我们新六军和新一军都是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美式给养供应，是当时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的。衣服是冬发呢料衣裳，夏发卡其制服，武器更是好得不得了，全是美式军械，我用的是美式卡宾枪。食品也是美式的，许多的肉罐头，都可以尽情地敞开吃，官兵一致，都吃得非常健壮（笑）。训练也是美国式的，我们接受得很快。最稀奇的是，他们对弹药供应非常充分。训练中，我们一天打的子弹，比国内训练一年打的还要多。美国人只要你少死人，不在乎浪费子弹。有一次，广东的少将营长带兵，在丛林中行进，没有派出先头部队，结果被日本人伏击，后来尽管反败为胜，但是，我方死了一百多人，美国人大怒，说这样带兵怎么行，虽说打胜仗，但死了这么多人，不行，要枪毙营长。后来，中国长官不肯，将功抵过了，不奖也不罚。这个营长叫张片凡，后来从少校升到中校。但是，回国后，他就不干了，回家了。美国人认为人最宝贵最重要，子弹无所谓。他们不管谁牺牲了，遗体一律空运回国安葬。这才是对战士的爱护和尊重。打仗其实就是打经济。在印度、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特别能战斗，就是因为装备、训练都不比日本人差，甚至比日本人好，中国人非常勇敢，所以，美国、英国军人都向中国军人竖大拇指。


　　赵：同友军联系多吗？


　　袁：常联系。美国军人也同我们联欢，也派慰问团来慰问演出。他们的女兵很大方，请我们跳舞。最有趣的是，我们同“野人”打交道。在反攻野人山时，林莽万里，荒无人烟，只有少数的当地居民，我们称他们为“野人”，也称山头人，因为他们都住在山顶上，有集市，但是，集市也是在树上，将树离地一米左右砍平，在上面盖帐篷、铺木板、建房子，卖吃的、穿的东西，人都不着地。我们吃的东西都是美国的罐头肉，就是素菜也是罐头装的干菜，有土豆、干豆等。我们常拿衣服、鞋子、米之类，同他们换新鲜的菜吃。他们的生活习俗同我们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现在想想，也觉得是奇怪（笑）。如果没有战争，我不会跑到外国，也不会看到这些世界奇观。


　　赵：后来战局如何？


　　袁：我们打了很多恶仗，伤亡也大。我们经过野人山时，因是丛林，无法大部队作战，战线就拉得长。经过原来中国军队败退之处，景象非常凄惨，常常看到累累的白骨，都没有入土安葬。


　　我们是中国军人，为了保家卫国，大家都非常勇敢，没有人当逃兵。就是想逃也没地方逃。1944年春天，我们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从湄公河一直打到密支那河，打了两个多月。到密支那河时，有很多友军了。盟军的飞机也空中支持。我们都是先空中打击，再大炮轰炸，然后再上步兵。前两阵炮火过后，抵抗力就不大了。密支那差不多炸平了。打仗就是打金钱。盟军有钱，所以，炮火非常充足。


　　赵：您那时是什么军衔？您立过战功吗？


　　袁：我军校毕业时为少尉，后来，因为军功，从中尉而上尉军衔。当时在国外，军衔比较特殊，有功即提级，但是，职位有限，就有高衔低职的情况。我的少校军衔，是回国后提升的。对我来说，这些军衔，同牺牲了的战友的生命相比，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英雄都已牺牲了。我有过三枚军功章，分别是攻下马英（音）、马贡（音）和密支那以后得的，都是美国人发的。两块父亲给埋了，在哪里也不知道。还有一块，当时曾从家里找到，带到青海劳改场，被队长拿去了，没有还给我。他说，反正你放着也没有用。


　　赵：常想起战友吗？


　　袁：想。但是，看不到战友了。他们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里。


　　赵：当年一起在国外打仗的战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袁：没有了。绝大部分都不在了。几十年没联系，也不知道他们下落。有的人知道他可能活着，但没办法见面。杜月笙的儿子叫杜维生，现在美国，当年就是战友。当时我们情报队隶属军部，同很多学生出身的官兵接触较多。上海一个煤炭大王的三个儿子，也是战友，名字叫谢伯年、谢春年、谢永年。还有上海银行家的儿子，名字忘记了，都是军校的同学。在战场上，没有任何人特殊。他们的父母，也没有谁来要求特殊待遇。临海也有一个战友，名字记不起了。


　　赵：他们是有钱人，也是自愿来当兵的吗？


　　袁：当然自愿。以前我们的风俗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对军人是看不起的。但是，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青年，当然要当兵打仗去，才能不做亡国奴。他们虽说是有钱人，但在部队里，没有任何特权，表现也很好。当然，有钱人不愿去的也有。


　　赵：您有受伤过吗？


　　袁：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情报队隶属军部，相对安全。另一方面是我的运气好。我哪怕训练时，也没有受过伤。部队的减员，许多并不是战场上死亡，而是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死的，也有病死、饿死、累死的。


　　赵：在那边有遇到过同乡的战友吗？


　　袁：没有遇到过。听说有天台人同在远征军，是回国后知道的。那时，不知道。我们在军部，活动范围大一点，消息来源多一点。在连队的战士，不大能外出，相互之间联系也少。


　　三·一个少校军官，见证日寇的两次投降仪式


　　赵：您几时回国的？


　　袁：本来我们可以乘胜追击敌人，但这时，国内战事告急，蒋统帅打电报到军部，命令我们回国。我在军部，所以最早知道。当时日本人打到贵阳，直逼我们的陪都重庆，而我们是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所以只能是我们回国作战。


　　回国前，全军在密支那誓师，廖耀湘军长亲自讲话：我们国家要灭亡了，作为军人，必须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新六军官兵士气高昂，口号响彻云霄，决心回国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回国时间是１９４５年5月。我们也由美国的飞虎队运回中国，出国也是他们运的。从印度的丁江飞到云南的沾益军用机场，之后，再到湖南沚江机场。回国后，我的军衔升为了少校。


　　有个故事有意思：我们新六军的一个营奉命去接防一个友军的一个团驻地，这个团长大怒，说上峰看不起他们，让一个营来接管一个团的防务。但是，等到我们营的人马一到，他马上傻了眼，二话不说，交防。因为我们营的官兵，都是美式装备，军容严整，威风凛凛，官兵们一个个吃得壮实健康，充满英武之气，他自叹不如（笑）。


　　回国后，我们开始整训，反而没有机会打大仗了，因为战局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去受降。


　　为什么让我们新六军飞到南京去受降？是因为我们新六军战斗力最强，最有威慑力。当时，尽管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但是，我军去南京受降，一般的部队去，还怕镇不住鬼子兵，同时，也要防止他们动武，所以，让我们这支最精锐的部队去。事实上，许多日本兵对中国人还是不服气的。我们新六军在外国都打败了日本鬼子，在国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让我们新六军去受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足以告慰我们牺牲的几千战友。这是我们六军的光荣，也是我一辈子的光荣（笑）！


　　赵：听说受降仪式进行了两次？您都参加了吗？


　　袁：是这样。这也是我的人生奇遇。一次是9月9日上午，在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一次是９月９日下午在南京新街口。我都有幸在场。


　　我们到沚江后，日本派了人来洽谈受降事，他们鞠躬谢罪，要求我们接受他们投降，谈了受降的时间、地点、仪式、程序等具体事项，开始准备正式的受降仪式。我们随即也飞赴南京。


　　我们新六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入中国首都南京的中国军队。能够给新六军如此的殊荣，是因为我们新六军在印缅战场上，战绩赫赫，打出了国威。这是数千名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功劳。


　　进城的时候，我们乘坐缴获的日本人的汽车，敞篷式的卡车，一式的美国服装与枪械，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欢迎的群众看到自己的军队来了，纷纷呼口号、放鞭炮，送香烟，万分激动，我们也非常自豪。我们情报队就驻扎在军校礼堂，与举行受降式的大礼堂仅百米之遥。


　　第一次受降式是南京陆军大礼堂。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工作。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整。我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岗村宁次等，向中国长官何应钦等脱帽、鞠躬、致敬、谢罪。这个仪式，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１２０万日本鬼子全部放下武器投降了。仪式只有１５分钟。


　　第二次受降式是当天下午３点钟，在大街上。我们在街口专门搭了受降台，设在新街口，即中山路与黄埔路的交叉口。台子三面临街，一面是老百姓，一面是军人，一面是机关干部。我担任台下的警戒，防止有人破坏。各个街口都布置了警卫。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日本人冈村宁次上台向中国人道歉，鞠躬。他会讲中国话。台下的老百姓高呼口号：“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如果没有我们在警卫和组织，老百姓会把台上的日本侵略者打死的。


　　下午的受降仪式结束后，我们又举行了阅兵式。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参加了抗战的军人，不但手脚无损地活着，而且有幸参加了侵略者的投降仪式，是上天对我的厚爱。我是代表更多的牺牲了的战友，获得这份荣誉的。今天想起来，我还非常高兴，非常自豪（笑）。


　　赵：到南京后，您还有打仗吗？


　　袁：战争结束了。谁愿意打仗呢？打仗是没有办法的事。打仗不但死人，生产生活都破坏了。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战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日本军人走了，大部分日本人也跑了。日本人很有组织，都是打着“向中华借路、送难民回家”的旗帜上路的。（1945年6月底、7月初，败退的日本侵略者10000和4000多人，分两批过境浙江省天台县北上，其中第二批也打着“向中国借路送难民回国”的白字红旗，但这两次，日本人都一样地烧杀奸抢，暴行如故，犯下滔天罪行。过境前后共10多天，因国军不敌，日本人所经天台之地，惨遭浩劫，皆成人间地狱。--赵注）南京的店面没有一间开着。这时候，我的工作有了变化，我调到了军械科，负责接收敌伪资产。我们情报队原来有100多人，回国后，胜利了，许多人走了，只留下三四十人。日本人早就将可移动的东西搬走了、变卖了，我们能接收的，基本上是不动产。我前任的科员，据说是没收了一批日本人的呢料子后，连人带物一起失踪了。


　　有一件事，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我们在接收敌产的时候，要去登记一所房产。里面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出来说，这是我们廖耀湘军长的义父和广丰家，这个房子是廖军长买来送他们和家的，和家是军长的救命恩人，不能登记。我们也弄不清楚真假，就没有登记。后来知道了，原来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当时廖军长是中校参谋主任，全靠和广丰家的营救，才逃出南京日本人的魔掌。那个管家要我也认和广丰为义父，可与军长同辈，我说不愿意。后来，我曾看到过廖军长从那所房子出来，估计那管家没说谎。文革中，有人来调查我们军长当年的事，说军长送了４００大洋给和家。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当时全是用纸币，银元不通用的。我就据实说了。但他们不相信。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常常能看到廖军长，回国后，就看不大到了。但他经常到下面视察检查。有一个星期天，我的同伴们都上街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军校驻地，我在练毛笔字。这时，廖军长带了一干人来视察，看见就我一个人，就问他们干什么去了，我说上街玩去了。军长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不喜欢上街。军长走后，对他的属僚说，袁祥彬是一个防守司令。后来，战友们都叫我为“防守司令”了（笑）。因为这是我们的军长亲自说的。


　　赵：您在南京时同您的哥哥见面了吗？


　　袁：没有。我从印度回国后，在湖南曲靖的火车站执勤，看到一个士兵在爬火车，就过去制止，一看，却是同乡，天台人叶良标，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你哥哥也回国了，这几年我们都在印度缅甸打仗的。这时，我才知道，哥哥也在国外战斗。大概叶良标同我哥哥讲了，不久，哥哥打电话打到我们军部，再接到我所在的队，通了电话。但是，人一直没有见面。我同哥哥见面，是在我回家之后。他迟我几个月回家。但他回来后只在家里三四个月，又出去了。


　　赵：您在部队不是好好的，又升了职，成为少校了，按现在的说法，您是县团级领导了，为什么还要回家呢？


　　袁：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厌战了。许多人都偷偷地跑回家，我们队原有100多人，在国外牺牲了四五十人，回来后，又跑了一部分，跑得只剩下30多人。跑得最多的是学生出身的官兵，他们有文化，有思想，不会盲从。所以，很多当官的不喜欢识字的人，喜欢文盲，他们容易听话，叫做兵蠢将智。因为打仗太残酷了，谁愿意打仗？如果不是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我们才不愿去的。现在日本投降了，当然要回家去。这非常正常。


　　我们新六军后来从南京移防上海，我仍然从事敌产的接收工作。我接收了日本人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记得在江湾，造得非常气派，火车可以直接开到司令部里面。日本的侨民都自己集中起来，住在一起，准备回国，他们这时倒是非常有纪律。常有中国人到他们住地大骂。


　　这时候，国共开始交战了，我们新六军要去东北。一部分人先去，从上海坐船去东北。当时以为太平无事，准备不足，途中有一个排的武装被江苏的土共（指共产党游击队--赵注）包围缴了械。军部很震惊，就命令以后去东北，一律进入作战状态，全部轻装出发。所以，以后就没有事发生了。东北是林彪在和国军打，苏联支持。苏联将日本人的武器和人力都给了林彪，利用日本人打国民党。总的来说，还是美国人对中国好。


　　四·一个不愿打内战的战士，脱下军装成了平民


　　赵：您是如何回来的？


　　袁：我当年当兵，是为了打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喜欢打仗。我当然要回家。对打内战，我没有兴趣，也不想参与。我就请假，要回家探亲。上面同意了，准假一个月。我就这样回家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上面就是不同意，也是要回来的，因为上海离家很近了。


　　赵：不去的人多吗？


　　袁：多。很多人一回国就跑回家了。打仗并不是好事。有文化的人一般不愿意打内战。抗战打仗，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还有一个战友一道回家，他是临海人，也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名字忘了。我们一起从上海坐船到海门（即今台州市椒江区--赵注），雇了一个挑夫担行李，再步行到临海，在战友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到天台的家。


　　赵：路上安全吗？


　　袁：不安全。我们出发时，长官交代，现在兵荒马乱的，不要带枪回去，不是怕我们不回来，而是说，你带了枪，容易被别人打死，没武器反而安全一些。我在临海回天台，经过一个路廊的时候，看到一些可疑的人，就不敢在里面休息，站在外面。我和挑夫走后，后面的人，就被抢了。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人，因为穿着军服，土匪还有所顾忌的，怕我有武器。当时的治安很差，土匪很多，社会非常乱。


　　赵：您有多少钱带回家？


　　袁：我带回家的钱，都是纸的法币，可以买２０多担米。我算是比较节省的人，所以有点钱。当年我们在印度缅甸的时候，发的是卢比，在云南都可以通用的。但是，打仗的人，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死，大部分人都是有钱就化了，不愿意存钱。胜利后，战友让我去向军需处长官问：我们胜利了，能不能发钱？军需处长官说，我们没有钱，现在全国穷得很，要建设，哪会给军人发钱？打仗是义务，是为国效力，没钱发。大家就一笑了之了。当然，我们打日本人，没人是为了钱的（笑）。


　　赵：家里还好吗？


　　袁：母亲早已不在了。奶奶也在母亲去世两年后走了，那时，我还在外国，并不知道消息。在家住了一个月，临海的同学来信，约我一道回部队去。我说不去了。我不想打内战。临海的同学之所以要回去，不是他想打仗，而是他家里穷，在家无法谋生，所以他回部队去。不知以后他是死是活，从此没有了音讯。可能在东北战场上死了。如果没死，可能去了台湾，可能做了共军的俘虏，以后如果不是战死在朝鲜战场，也不会有好下场的。他的名字我都忘了。


　　赵：部队来催过吗？


　　袁：来信催过，但我不去了。我不想打内战。我们的大多数战友，都不想打内战。没意思啊。两边都讲对方不好，我听谁的？中国人打中国人，听了就不舒服，我就不参与了。


　　（大约上午１０点，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进来，大声地说；袁爷爷，有你的信。袁说，哪来的？妇女说：广东的。袁老说，以前也有人寄来过。我替他拆开，是一张贺年卡，怕袁老看不清楚，我念给袁老听------


　　袁爷爷：在方军先生的博客上看到您的经历：七十年前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您和千万同仁志士挺身而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驱逐倭寇，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和发展。


　　作为晚辈，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心底里敬重和爱戴前辈们！我们要好好记住您们的英勇事迹，深刻反省那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


　　另外也感谢方军先生不辞劳苦、四处奔波，记录这段宝贵的史实，让世人得悉。


　　值此新春来临之际，给您拜个早年！


　　衷心祝愿您


　　身体健康！寿比南山！龙年吉祥如意！


　　晚辈敬上


　　２０１２年元旦


　　这位妇女说，她是袁老的邻居--后来知道，她是居委会主任，叫许才妹，很健谈--她说，当年他老婆可苦了，丈夫在坐牢，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身份又不好，常常去卖血过日子。后来只好将女儿送给别人。袁爷爷从青海回来后，对老婆非常好，少见的。可惜他老婆死得早。苦命的人。袁爷爷的事，如果有人去反映，会早点解决，但是，他家里没人弄，就没人理。她说，她帮过袁爷爷向街道反映过多次，总算将补助解决了。现在每月也有５００多元的生活补助，还有老人的一些补贴。这几年才好，常有人来看他。起先，来看他的人送他东西，他都不要。后来，我劝他，这是人家的心意，不接会伤人家的心，他才接受。她问袁老，女儿今年来过了吗？袁老说：过年前来过电话，说春节有事，不来了。不来就不来。袁老有点生气。我打圆场说，可能她家里有事，迟几天会来的。）


　　赵：在家里平安的日子过了多少？


　　袁：这段时间不长。三四个月后，哥哥也回家了。他后来去了上海，因为他的军校老师在上海，当一个汽车营的营长，哥哥懂技术，就留在老师那里了。后来他们整个地跟了共产党。直到反右时，才被遣回天台。


　　我之所没有回去，有几个原因。一是自己不想打仗了，打内战更不喜欢。二是家里父亲也希望我留下来。母亲去世了，哥哥出去了，弟妹又小，希望我在家照料。那时非常乱，社会不安宁，各种谣言满天飞，家里确也需要有一个成年男人。


　　尽管家中有田租收入，但是兵荒马乱的，人心惶惶，也不大可靠了。因为日本人过境的洗劫，因为社会的动乱，盗匪遍地，家境已大不如前，除了名义上的田产，收租也困难了。财产就只有几个老院子，但是都住了自己家里的几十口人。家中也知道了如果真的共产党来了，要革命，总得自己有生存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一件手艺在身。于是，我拜师学了裁缝手艺，以便自己以后谋生。学会手艺后，在县城街上租了店面，开了裁缝店，还带了一个学徒。后来就解放了。


　　赵：按理说，您家如果划地主，也不会轮到您呀？为什么您会是地主的成份？


　　袁：我家父辈有三个地主：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我的两个叔父都是大学生，一个是美专毕业，一个是会计学校毕业。当时大学生全县也没有几个。只有我父亲是中学文凭。他曾当过一个小学的校长。


　　我为什么也会是地主？因为我爷爷的弟弟没有儿子，他就要从兄长那里选一个男子作继承人，也就是从我们六个兄弟中选一个。哥哥是长子，当然不能给别人继祇，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老二的头上了。因为我叔公的田产房产记在了我的名下，我名义也就有了２０多亩田产，所以，就成了地主。也是因为我们老实，有些人不登记，就没事了。这样，我们一家有２０多口人，出了我父亲、两个叔叔和我四个地主。他们三个是真实的，我这个，是捡来的。


　　五·一个青年地主，变为城市贫民


　　赵：天台是1949年5月解放，土改是1951年5月完成。您结婚是什么时候？


　　袁：是土改后，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已是地主身份了。


　　解放军进天台城以后，还在我的裁缝店给机关枪做过三个布枪套。对机枪，我当然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做得很合适，解放军很满意，但我没有同解放军说我也当过兵。


　　我的妻子叫洪梦娇，天台马洪人（离天台城关只有三四里路--赵注），家里成份也是地主。她是一个苦命的人。当时国共在打仗，国军的飞机来，以为她家独立的院子是共军的指挥部，就丢下了炸弹，将她家的房子炸了。她母亲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出来看飞机，和父亲都被炸死，还有一个箍桶匠，也在她家被炸死。当时，洪梦娇和弟弟洪柏青没在家，逃过了劫难。因为她家有田产与房产，就划为地主。我也是地主，一个讨不进老婆，一个嫁不成男人，就刚好凑在了一起。


　　（袁老给我看他妻子的身份证：这是1988年12月31日发的永久性身份证。上面的日期显示，洪梦娇，生于1928年4月7日）


　　赵：以后为什么又去上海？


　　袁：也是为了谋生。当时划为地主后，分给我这两间原来的老宅（以手指上下），是因为当年和我一起做裁缝的人，现在成了农会领导，他说我参加过抗日，没做过干事，要分给我房子，就分了这两间房子给我。别的五六个院子房产，都分掉了，包括田产、财产。幸亏保住了命。许多地主被枪毙了。我们很幸运。我父亲也活到1965年去世。


　　但是，解放后地主的日子不好过。住进来的贫下中农，既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生活的监督者，所以，我们要忍受他们的许多无理的责难。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日子更不好。女儿名叫袁玉茹，非常可爱。孩子有一次在路上哭，一个解放军经过看到了，给了她一点吃的，孩子马上不哭，笑了。这时，一个邻居过来对解放军严肃地说，她是地主的女儿，不能给她吃。


　　赵：上海的日子好过吗？


　　袁：比在天台好过一点，这种歧视不明显了。我选择到上海，是因为我还有几个上海的战友在。但是，没多少时间，因为他们是资本家，也就开始背运了。我们一家三口和内弟一起，是５３年去上海，我做裁缝。内弟叫洪柏青，记不清是５5年或５６年，去了西北支边，留在了西安。洪柏青在一个变压器厂工作，做到了财务科长。他死于内出血。他有一个小孩，现在也有五十几了吧。


　　赵：当时在上海的生意好吗？


　　袁：刚开始还好，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来，工商业萧条了，大家都整穷了。做了一两年裁缝，生意越来越淡。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去茶店等生意，那边的老板也帮助接业务，再拿回家做，主要是长袍改西装，要当夜完成，第二天交货。但是，以后这样的货单也接不到了。我只好去当建筑工地的小工。我们租别人的房子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在天台要好过。在家里是地主，受到的歧视很多，要监督你改造。在上海，只不过是城市贫民，大家相互不往来，就没有人来批斗你，还是上海好。


　　赵：您做小工能维持生计吗？


　　袁：能。当时有小建筑公司，专门帮侨民修理房屋，我作帮手。活也不重，但是，不能保证天天有活。儿子袁洽全已出生，生活负担很重。女儿玉茹有三四岁了，很漂亮。有次她坐在楼梯上打瞌睡，结果从上面滚下来。又有一次，她一个人走出去玩，走丢了，被人送到派出所。看到孩子受这么多苦，我们心里也难受。有好心人说，你自己有两个孩子，养不起，女儿也可怜，不如将女儿送人了吧。想想也是。后来，有人介绍了一户人家，夫妻俩没有生育，希望有小孩，就送了他们。也办了相关的领养手续。记得领养夫妇是浙江临海人，他们没有孩子。我们当时住真如区白洋山弄５－１号，租的是天台人的房子。女儿的户口迁入地记得是董家宅6号，办手续是在来凤区的派出所。那年是５４年。


　　赵：以后见过女儿吗？


　　袁：没有。听说后来她的养父母生了孩子，对她不是很好。我们自身难保，也无法顾及女儿了。以后，我坐了牢，更不敢去认亲，怕连累她。听说她成年后来天台找过我们，我们不知道。我前几年也向上海写过信，但是，都没有结果。我很想见女儿一面。当年送人，对不起她。如果她还在，应当６０多岁了。当时她的名字叫袁玉茹。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改了名字、日子过得怎么样。


　　后来是小女儿在上海出生，叫袁巾帼。以后是公私合营，我们的小公司全部并成大公司，因为我识字会算，学过测量，懂仪器，他们就将发工资、算账目、绘图等难事给我做，管理工场的事也做，属于管理人员了，经济开始宽裕起来。当时的工资是３元一天，还有加班补贴，而米只有８分一斤。更好的是，原来租住的房子，登记后，变成我自己的房子了，虽然小一点，但是，也是自己的家。有的人胆子大，登记了更多的房子。当时比较乱，因为许多原来的房东不敢承认自己房子。


　　六·一个上海民工，成为青海湖的劳改犯


　　赵：如果就这样在上海生活，不是很好吗？


　　袁：但是，好景不长，５８年开始肃反运动，我就被公安局叫去审查历史。还是因为我自己老实，叫我交代历史，我就如实地讲了，自己当过兵打过仗，还读过黄埔军校，当过少校队长，一核对，就是历史反革命，是反动军官，是军痞，说完就回不了家，当即就关进去了，判了我８年有期徒刑。我一直以为，我只打过日本人，没和共产党作对，应该没事，但是，还是有事了。不是因为地主的身份，而是因为我曾是国军抗日的战士身份而出事，这是出乎我意料的。然后通知家属，送衣服被铺来，告个别，就上火车去西北了。后来，我老婆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回到天台老家。因为无法抚养，只好又将小女儿送了人。


　　赵：当年您去西北时，只有37周岁？


　　袁：是啊。青年打仗，生命没保障。壮年坐牢，没有了自由。人生最不幸的事都让我赶上了（笑）。也是没办法的。我总是命大，打仗时没死，坐牢也没死。从上海去西宁是坐火车，有几万的囚徒，密密麻麻地占满了一节又一节闷罐车车厢。到西宁后转乘汽车，再分到各个劳改营。我们先至青海湖北的热水煤矿劳改场。这是一个很大的露天煤矿，工作是挖煤。我在那边干了一个月。因为水土不服，也因为累与饿，一天劳动结束时，我感到满眼金星，饭也吃不下，一躺下就昏迷过去。等我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看到的是医生。他们原来以为我要死了，准备去葬。醒来后，没吃药，在疗养队住了几天，居然好了（笑），好了就送去青海湖农场劳改。我是幸运者。当时，每天都有整车整车的尸体运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了。死的大部分是南方人，江浙沪广东福建的人。南方人相对体质弱，加上水土不服，饥饿、疾病，就死了。


　　因为我原来学过裁缝，就把我送到被服车间。我在那边做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工厂。人多，难管理，就故意杀一儆百。有一个犯人，因为不小心将一个缝纫机的梭芯弄坏掉了，这本是小事，梭芯也不值多少钱，但是，上面以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将这名犯人枪毙掉了。说实话，那些管教人员，水平远远不如这些犯人高。犯人们都是人尖子。只有用这种恐怖办法让人听话。当时，犯人们一个个都小心翼翼，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弄得不好，我们这些劳改犯，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的。


　　赵：您在被服厂工作如何？


　　袁：因为我熟悉裁缝业务，工作积极和听话，领导很满意。所以，到了冬天，青海湖成立打鱼队，因为我可靠，就让我过去帮忙。冬天的打鱼队，就是到结冰的青海湖里打鱼。那时，青海湖边没有人烟，也没人打鱼。我们先在冰上凿洞。再下网，拉网。冰冷刺骨，也没有什么防护设施。因为我干活很卖力，打鱼队很满意，要我留下来干活，不让我回被服厂了。当时，我们打的鱼，不但给劳改场的人，也给当时县里、州里的干部送，救了不少人的命。因为那几年全国大饥荒。我们打的粮食，要支援外边。我们犯人的定量定得很低，平时冬天也到地里寻吃的东西，挖野萝卜，挖野菜。我吃过很多冬虫夏草。冬天的雪地里，凡是没雪，或者积雪薄的地方，就有。拔起来就吃，根本没有功夫去洗，就整把整把地生吃掉了，倒是挺耐饥的。现在，听说，一根都要上百块钱了。算下来，我当年吃过的虫草，价钱要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了（笑）。


　　赵：那里的生活苦吗？


　　袁：这种生活不是我的选择。但同战场比，还是好的。我们只要听话，也没有生命危险，多少还有东西吃。我在打鱼队干了七八年。因为我听话，工作肯吃苦，所以，节日一到，就奖励我到食堂帮厨，因为在食堂的人，天天都能吃饱饭。后来，就直接把我调到食堂做饭了。这是所有劳改犯所羡慕的最好的工作。我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关照我。


　　青海的湟鱼非常名贵，它没有鳞，现在听说快断种了。它因为在寒冷地区，一年只能长一两重。我们当时去捕捞，却是非常多的，大的有几十斤重。除了吃青海的湟鱼，我们还吃过天鹅肉、海鸥肉。因为起网的时候，网中活鱼乱蹦乱跳，天空的天鹅、海鸥就奋不顾身地飞下来抢鱼吃，我们只要用抓鱼的网兜一挥（挥手的动作），就可以轻易将这些飞鸟捉住。还有，就是繁殖季节去鸟岛上去捉鸟蛋，遍地都是（笑）。


　　在打鱼队工作时，有一次差点没命。那时是冬天了，晚上让我和另一个狱友守船，靠在青海湖北岸。冬天的青海湖是结冰的，为了不让船冻裂，必须将船抬离水面，拉到船坞上，我和另一个老实的犯人，就留在空船上看护。天气非常冷，外面下了雪。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活人的气息招来了狼群，船坞边突然岸边来了一百多只狼，狼嗥声非常恐怖，此呼彼应，让人觉得绝望。它们围着船边的水岸，嗥叫着，要跳上来吃人。我们俩用船篙打，它们不退。狼眼睛是绿的，一片绿光，非常恐怖。一只头狼在后边巡视指挥。我们非常害怕，但又没有人来救。后来想到当地的庄民们说过，狼怕火，就赶紧将棉衣脱下来，扯出里面的棉絮，浸了柴油，点上火，往狼群里丢。这一招还真灵，油棉絮碰到狼身上，有的狼身上也着了火，就乱了阵脚，往狼群中钻，狼群大乱，我们拼命点火，丢火，在我们将油烧得差不多的时候，狼群支持不住，狼也退了。要是不退，我们俩肯定被它们当晚餐了。


　　赵：真是幸运！


　　袁：这次以后，我们的船就在青海湖的南面过冬了，那里比北边暖和一些，也稍安全一点。我们住船上，还带了活羊去当食物。


　　我能活着，也是运气好。许多我的同伴们，都死在青海，根本没有活到刑满释放。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饿死的，有气死的，也有自杀的。死人很多，就不稀奇了。刚开始时，要求每个犯人做土坯，分了定额，有的体力弱，完不成，完不成就得不到口粮，最后肯定饿死或累死。如果超额了，则有食物奖励，就不会死。事实上，我们农场种的粮食完全够吃的，但是，他们给犯人的定量故意定得很低，为的是将“余粮”外运。如果身体有病，就更容易死了。死人后，就往外面挖个坑埋了。但是，有的死者家属赶到青海，要尸体，这就比较麻烦。但也没关系，先让人接待家属，这边赶紧派人去乱坟堆里随便挑一个有尸体的坟，安插上一个写了死者姓名的木牌，就可以带死者家属去扫墓了。他们一般也无力运尸体回家，也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没有出过意外。但要保证坟里有尸首。因为许多坟里的尸首，都让饿狼们刨土后吃掉了。


　　我曾经在饲养队在过，因为打的鱼，除了人吃，还有相当部分是给貂吃的。这些貂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劳改犯好，待遇也比我们高。因为它们的皮，是卖到香港的，说是赚外汇，所以上面特别重视，让特别可靠的人去养。


　　貂很金贵，食物要新鲜，温度要适宜，在大西北，就要给他们烧暖气，暖气用锅炉烧水产生，犯人们是没有的，但是，它们有，并且是犯人们烧。当时，一个犯人饲养员和一个烧锅炉犯人本来有矛盾，一次，为了烧锅炉点火早迟的事，俩人大吵了起来，突然，饲养员发起狂来，操起砍鱼的厨刀，抓住锅炉工的头发，将他的人头活活地砍了下来，然后，提着头颅，在血泊中，围着锅炉又跳又唱又笑，一圈一圈又一圈。我们都非常恐惧，叫了很多人一起，才把他制服。劳改场怕上面追究责任，没有上报，但把这个杀人者关到县城去了，也没有加刑。听说，他真的成了精神病人。


　　七·一个青海湖边的劳改犯，成了孤苦伶仃少女的保护神


　　赵：您在那边同家里联系多吗？


　　袁：当然联系。家里更困难，父亲还在。上有老，下有小，老婆一个人带儿子生活，更苦。我只能写信到家里。８年徒刑期间，不能回家。想念也没有用。全国处于饥饿之中，不知有多少人饿死，我更担心父亲、老婆和儿子，能否活命。只能自己尽量节约一点粮票、钱，寄回家里。父亲是65年去世的。那时我没有服满刑，也无法回家来送他。我的父母去世，我都不在身边。这是命。


　　赵：听说您收养了一个干女儿？


　　袁：（笑）是啊。自己的两个女儿无法养活送了人，却在青海的劳改农场收养了一个女儿，真是缘分。


　　干女儿叫李萍，她父亲是河南人，也是劳改犯，他的名字也忘了。他人心好，娶了农场边上一个村子的寡妇，因为这寡妇有三个女儿，生活艰难。他新生后（指服满徒刑--赵注）回老家了，就留下一个女儿在农场工作，这个女儿就是李萍。因为有政策，管理干部和新生人员，都可以让子女接班。那是86年，分来了女的十几个，男的十来个。领导信任我，李萍到食堂，就做我的徒弟，让我教她烧饭。她人很懂事，也很勤快，我们相处得很好。她每月发了工资，都交给我保管，说免得自己乱化钱，要用的时候，向我来讨要。我就将她的钱存起来，单独记账。人家都说，我们像父女一样亲。


　　李萍很漂亮，在我们的大队里很有名，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常常晚上到她那里敲门，她很害怕，就请我住到她那里去，当她的保护人。后来，她谈了一个对象，是管理我们的管教干部指导员的儿子，她拿不定主意，对人说，只要我师傅赞同，我就同意。我对李萍说，这事要你自己作主，我只要你自己喜欢的，我肯定支持。因为这个指导员对人很凶，动不动就说毙了你，对我也很不友好，李萍担心我有想法。李萍同意，我当然也同意。后来，他们结婚了。他们都没钱，婚礼也就请来几个朋友，吃了一桌饭。他丈夫结婚穿的新衣服，也是我送的。那个时候，其他人的经济状况也差不多，他父亲尽管是指导员，是干部，也没钱。倒反是我，作为一个劳改犯，还能剩一点点钱。因为我要寄回家，家中有父亲、老婆、儿子在，他们比我更艰难，我只能自己尽量节约，能省则省。


　　结婚后，她就怀孕了，到了生孩子的时候，医院说要难产，必须住院，李萍没有钱，问我怎么办。我说，当然要住院，这关系到两条命，不论花多少，这个钱由我出。她开刀动手术，也是我签的字。她生孩子时，又是大出血，要输血。我的血型是A型，刚好对上，我又输了几百毫升的血给她。所以，别人都说我是她和儿子的救命恩人，她们一家也很感激，李萍就叫我干爸了。所以，在我86年退休后，她就直接将我的行李被铺搬到她家去了。以后，她的家，就成了我的家，直到88年我回天台老家。在干女儿家，我住了一年多。她的儿子，也叫我爷爷。他那个指导员的公公，有时候也来看儿子孙子，但他的这个孙子，还是同我亲，因为小孙子晚上都和我一起睡，要我抱，同我关系更密切，他这个亲爷爷也没有办法。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你毙了我，这个孙子就没有人带了（笑）。他只好笑笑。他在农场离休，人倒也不坏，只是作风有些粗暴。以后我回天台了，干女儿也给我寄钱，对我很好。以后，联系少了，现在没联系了。一个家庭了，肯定有很多事，也是没办法的事。这是缘分。上次从网上搜索到，她的老公，原来是兽医，现在好象当了场里的领导。


　　赵：按您刚才说，您当年如果愿意，儿子也可以到农场工作的？


　　袁：是的。当时有接班的政策。但是，我不愿意。尽管到那边有工资领，经济状况会比儿子在天台做农民好，但是，我不愿意让儿子去。为什么？因为，这种接班，依然是干部接干部的班，职工接职工的班，我是劳改犯，刑满后成了农场职工，如果我儿子去，不管他能力大小，还是一个职工。这种不平等，我不能接受。


　　赵：当时能回家探亲吗？


　　袁：前面８年是服刑，５８年到６６年，不能回家。后来刑满，成了农场职工了，每两年可以探亲一次，每次假期一个月，能报销来回路费。路上的时间，一趟要三四天，来回路费约100元。我要先从农场到西宁的农场招待所，再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汽车到天台。所以，从６８年开始，我７０、７２、７４、７６、７８、８０……每两年就回家一次。


　　赵：为什么刑期结束后不回家呢？


　　袁：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劳改场不同意。西北那么荒凉的地方，除了被迫的，有几个人愿意去？所以，我们刑期满后，还是不能回家，还得继续在那边劳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回家后，我肯定没有工作，身份也不好，日子不好过。还不如在青海，好歹有一份工作，大家身份也差不多，每月有工资可以领，更安全可靠。


　　我结束劳改后，作为农场职工，每月领工资，开始每月３０多元，以后是４０多元。每月都要给家里寄２０元。我平时在那边省吃俭用，一回家，就把钱化光，再回去，等两年后回家。因为在青海打鱼，我曾给家里带过很多鱼干，这些东西，在那个时期，都是宝贝啊。


　　赵：您的妻子、孩子他们去过青海探亲吗？


　　袁：没有。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钱，去不起。我老婆、儿子都是农民，除了一日三餐，哪有余钱？再说，让他们来我劳改的地方，看我受人管束，我也不愿意。


　　八·一个无业老人，成了佛教的信徒


　　赵：您后来为什么想到要回家呢？


　　袁：我当时在农场里，从８６年退休到88年回来，一直住在干女儿家，帮助照顾她的孩子。退休后，农场让我给职工宿舍打扫卫生，再按户收费给我发钱。这是农场对我的关照。


　　（袁的儿子袁洽全：当时天台城关派出所的葛所长来我家调查，问我父亲的事，说他如果在，因为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政府还能够发钱的。我说，他还在青海。我于是写信，让我父亲回家。青海那边也来了两个人调查，问这里是否愿意接收，天台说愿意。于是就回来了。但是，回来后，找公安局，他们说不知道，不管这事，叫我们找县领导。县领导也推三阻四，我们又没有脚力（意指后台--赵注），加上我们也不想求人，就不找他们了。）


　　赵：您回天台后生活有保障吗？


　　袁：当时发了一本证，你看看。


　　（这是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小证，烫金印着《退休退职安置证》，里面内容是：姓名：袁祥彬，性别：男，出生年月：１９２９年２月，籍贯：浙江天台，工作时间：１９６６年９月。工作年限：１７年１１个月。工种：服务。原工资级别：服务６级。基础岗位基本工资：５１元。安置居住地：浙江省天台县新华巷１１集村。证明：青１８支政清字第０６４号     袁祥彬同志符合青海省关于贯彻执行司法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８６）司法劳字第３２０号文实施办法第二条（一）项规定。参照国家工人退休、离职办法，按月标准工资的-%每月发给生活费-元。或离职时一次性发３２４１.３１元，经批准离场（厂）予以安置。


　　此证


　　（发证单位印章）


　　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


　　左边有袁祥彬照片，黑白，一吋，加盖了一红色印章。右边也有单位的红色印章一枚，圆形，印文同左侧：青海省第十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赵：您当时有领到退职金吗？


　　袁：有，３０００多块，是青海那边发的。但是，地方以后就不管了。我们去找过人，没人理。以后也就不去找了。


　　赵：您事实上回老家时，已有67岁了。但是，按退职证上的年份，您是59岁，这是为什么？


　　袁：可能是他们想让我迟几年退休吧。


　　赵：回来后，您以什么谋生呢？


　　袁：刚开始是卖菜。因为老婆、儿子本来就是种菜的，他们是农业户口，有田地，他们种，我到市场上卖。但我卖得不行，老婆就不让我卖了。菜场上，人家也知道一个不会卖菜的老头子。以后，老婆的一个表弟，在国道线边开了一家饭店，供过往的长途客车旅客吃饭，因为是亲戚，就让我去管账目兼晚上守夜，工资也较高。他们生意主要是晚上，每天都很好，兴旺了好几年。后来，表弟的老婆怀疑老公与服务员有不正当关系，吵架，他就不开了，把饭店转给了别人，我也就失了业。实际上没有那些事。


　　赵：以后您做什么谋生？


　　袁：我以念经谋生。这个主意，也是我老婆给我出的，我念，她去卖，她给我揽生意。因为我识字，就开始念经了。


　　赵：没人来管您了吗？


　　袁：没有。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人家传出去，说我在念经，他们有这样的需求，就找上门来了。我能念经，就能赚钱过日子。


　　赵：您信佛吗？


　　袁：信。我同佛祖还很有渊源。当年在印度的时候，我们驻守的地方，距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迦耶摩诃菩提佛寺很近，我们三四个战友就乘吉普车去寺院。那里的寺院尽管破败，但规模依然不小。因为寺院里有一个中国山东人的和尚在，他接待了我们。这个中国和尚有100多岁了，他说30多岁时，学唐僧来印度取经，同去的有三四个僧人，都在路上死了，到达的就他一人。他当时想回国，也已做不到，但对我们中国来的人，非常客气。他特地带我们去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让我们几个军人绕树三圈，以求吉祥。同时，还破例让我们每人摘了树上的菩提叶，说能保佑我们平安。我摘了两片，有手掌那么大。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我同去的三四个战友，果然都平安回国。我这两片菩提树叶，回国后，一片奉在袁氏宗祠里，后来土改了，不知所终。另一片，在江苏镇江送了一位居士。这位居士与我哥哥邻居，是一个有文化也有钱的人，自己曾留学美国，办有工厂，儿子也留学美国。但是，儿子在回国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他就发愿修行并信佛，将资产都化在佛教上，造了佛院。他听说我有这样的圣物，非常向往，也非常想要。我看他非常虔诚，回来后，就将那片菩提叶寄送给了他，以后也没联系了。现在的天台国清寺，也有一片那棵树上的菩提叶，不知是如何得来的。


　　赵：您与佛祖真正是有缘分。到过摩诃菩提寺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您念经的收入如何？


　　袁：我每天凌晨两点起来念经，到上午八点结束。白天有空再念，没空就不念了。念一天，多则30多块，少则10块，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身体好，别人觉得我念的经吉利。现在这个社会不平安，大家都相信佛祖。许多人因为我念的经烧了以后，车子不出事，房子盖了后很平安，出门做生意很顺当，就认为我的经念得更灵，所以，大家相信我，都给我揽生意。再说，我给人念经，价钱从来都由人家讲的，比别人便宜。有些老太太，就将我念的经拿去，再凑上别的经，又卖给别人，从中也赚一点钱。现在许多老百姓日子并不好过，能赚一点，也是高兴的。


　　赵：您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这就是您的长寿之道吗？


　　袁：我也不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没有多少化费。我的衣服也是三四十年前的，都还可以用。别的人家死了人，许多衣服就不要了，就拿给我穿。别人丢的，也没关系，衣服很好，我洗洗干净，照样穿，不也一样的？再说，我自己也会做衣服，改衣服，容易办。我见过多少死人了，从战场，到劳改农场，也没什么忌讳。吃的东西也一样，只要没坏没臭，都可以吃的。但是，子女要面子，要将我捡来的衣服丢掉。有些老太太，出于好意，将过世的老头子衣服送我，儿子觉得不吉利，不高兴。我也理解。这不能怪他。人都是要脸面的。说我一个人，不管怎样都没关系，但是，说到别人的事，就不要指明为好，免得人家不高兴。


　　（这时，木楼梯响。一个老太太上楼来，向袁老要经。因为我多次与袁老聊天，他对我不再有顾忌，很高兴地取出了念好的经。她同时给袁老带来了两个苹果、一个梨、一根香蕉。她拿了三样经，每样袁老都放在红纸包里。因为老太太不识字，根据老太太的要求，袁老又分别在三个纸包上用毛笔写了“大雄宝殿”、“药师殿”、“观音殿”，以为区别。同时，按她要求，又写了送经的名字，分别是老太太自己、儿子和孙子的名字。老太太给了袁老30元钱，问：够了吗？袁老没有答，笑眯眯地看着她，点点头。老太太高兴地走了。同时，老太太又向袁老订了经：下月观音生日，要送经，下次来取三千心经，地藏经一部。走前对我说：他念的经好，很灵。）


　　赵：刚才拿走的经，您念了多少时间？


　　袁：大约一天半。


　　赵：这样钱太少了，还不足我们台州的最低工资呢。


　　袁：反正自己过日子已经够了。多拿了也没什么用。


　　赵：念经吃力吗？


　　袁：习惯了，也就不吃力。我这辈子，学会了吃苦（笑）。她们也常常送水果、青菜给我，送别的食物给我。有的人钱没带，就先拿经去。不拿钱来也算了。


　　袁：您对这些经都熟悉了吗？


　　袁：当然熟悉了。即使不熟悉，只要有经书，念就是了。每次念经，我都将经书放前面。（他取出书架的经书，有《妙法莲华经（7本）》、《慈悲梁皇宝忏（3本）》、《延寿宝忏》、《慈悲三宝妙忏》、《慈悲地藏宝忏》、《太上赦罪天地宝忏（10本）》、《文昌天皇扶文植福宝忏》、《状元宝忏》、《慈悲阎王宝忏》、《高上玉皇宥罪赐福宝忏全集》、《慈悲壬申宝忏》、《消灾延寿药师宝忏》、《慈悲十王宝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慈悲观音宝忏》、《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无量寿经》等等。都是繁体字，大字本，直排，宣纸印制。对每一种的用途，袁老都十分了解。他的房间里，有佛像，有观音像，有弥勒佛像，有香炉，有香。）


　　赵：您对佛教是如何理解的？


　　袁：我天天念经，是读佛的思想，它真正是博大精深。所以，是否礼佛，意义并不大。当然，别人烧香拜佛，也是一种理解。我也靠他们过日子。一念佛，别的一切杂念都没有了，心非常平静、祥和。


　　赵：您回来时老婆身体还好吗？


　　袁：还好。我们一起过了6年，她是93年七八月份才去世的。她这辈子跟我吃苦了。


　　赵：您身体如何呢？


　　袁：我身体一直好，事实上，从17岁当兵到现在，真正的生病，就是青海那一次，差点死掉，别的时候，哪怕在国外，都没有生过病。从青海回来20多年了，到医院只去过一次，是流鼻血，我自己用冷水洗了头，就止住了，但他们一定要送我去医院，只好去了，没有任何事。我平时也看点医书，自己懂中医，会针灸，一般的病自己可以治愈，所以，同医院无缘。如果身体不好，以现在的经济状况，真是非常麻烦的。


　　赵：您在青海劳改场30年，您现在认为当时自己有罪吗？


　　袁：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当时比我更冤的人很多。到青海时，我说自己冤，一个狱友说，他原来读黄埔，打日本人，是英雄，后来跟国民党打共产党，后来投向共产党，又参加抗美援朝去打美国人，战功很多，但最后还是来坐共产党的牢，他更冤。还有，我们天台的解放，是土共打了三次解放的，但是，南下大军一到，这些土共大部分被外来的共产党人当成土匪消灭，他们被乱刀砍死，乱棍打死，都非常惨，比当年的日本人还要残忍。我无恩于共产党，能有什么冤情呢？能活着，就是福气了（笑）。人家说我为什么心平气和，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我有什么不能放下呢？


　　赵：您非常乐观，也非常宽容。


　　袁：这也是别无选择。总得想想开心的事，否则人如何能活下去。再说，我是天天念佛经的人。佛，就是觉悟。我自己天天念经，总得先觉悟。


　　九·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不愿失去战士的尊严


　　赵：听说上面曾有补助给您，但是您不要。有这事吗？


　　袁：前几年，有公家的人来，要我填一张表格，说可以每月领540块钱。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看了表格，发现是这样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国民党战俘生活补助。我曾是一个军人，我只参加过抗日战争，但是，我一辈子没当过任何人的俘虏，也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这个补助不是我所能领的。我虽然缺钱，难道为了活命就可以不要尊严？所以，我没有签字，也就没有领这个钱。


　　赵：但是，同您类似的人，他们都填了，领了钱，您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呢？


　　袁：别人领是别人的事。反正我不会填，因为不是事实，我不愿意乱说。前些年，有黄埔的同学来，说这件事，我怕伤人家，就没讲自己没领这份钱。去年（2011年）开始，公家每月给了我540块钱，但没有叫我签字，也没有表格。这我就不管了。这事后来不知谁传到网上，许多人就说我是伯齐、叔夷，是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是岳飞，有气节。这样弄得我不安宁。我怕政府认为我在贬损它。我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确实有许多我的黄埔同学是向共产党投诚、被俘虏的（笑），公家这样设计表格，也是好意，没有要贬损我们的意思。我不过是如实表述。现在比前几年好，是民间的支持比较多，他们对我很好。


　　赵：这是应该的。因为原来对您不公平。


　　袁：同我死去的战友比，我够好了。我不能计较了。当时是全国如此，全国人民都遭罪。我已经活到90多了，他们20来岁就死了，而且尸骨也留在了国外。


　　赵：我在网上看到有几首赠给您的诗，有一个网名叫“月湖钓客”的诗人写了三首，比较好，我念给您听：


　　《敬赠中国远征军少校袁祥彬老人》（诗序略）


　　一， 南疆日寇屡兴兵，壮士挥戈赴远征。


　　血染沙场终不悔，河山未改汉家旌。


　　二， 不忍豆萁炉火煎，战袍脱却隐山田。


　　谁知横祸因何故？无奈英雄只问天。


　　三， 塞北含冤三十年，归来已是白头人。


　　独居陋室无完物，救济何堪俘虏身？


　　袁：他都把我拔高了。我死去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写诗的人到我家来过，见过面。


　　赵：您觉得这辈子谁待您最好？


　　袁：我的战友们。是他们用自己的命换来了我的命。没有他们的牺牲，我早就死了。我这一辈子，说来也是好笑，所有事情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日本人不侵略，我不会去抗战，就不会去外国，看不到野人。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我不会坐牢，就不会去青海，就看不到那么多的稀奇事。我吃过天鹅肉、天鹅蛋，回家探亲时，还带回来过。不去青海，哪能吃得上这么珍贵的东西？（笑）所以，所有的怨恨都消了，都忘记了。


　　赵：您过来的日子里什么时候最苦？


　　袁：在外国打仗的时候。有时候给养跟不上，人饿得半死，还要打仗，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打死。饿死、累死、病死的战友，比战死的要多。一个人生命都不能保障了，能不苦吗？在青海的时候，虽说是劳改，不自由，但大体还是安定的。


　　赵：现在有人找您了解当年的情况吗？


　　袁：有。有一个叫方军的人，是个作家，前几年来过，还送给我一本书（他找出这本书递给我，是《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留日学生的札记》，方军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一版）。还有中央电视台的人，去年来给我拍过电视（即崔永元《我的抗战》剧组去年来天台，找了袁祥彬等８位天台县的抗战老兵拍了采访录像--赵注）。还有本地报纸，《台州日报》、《台州商报》、《天台报》等，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像林华强，常常来看望，要我讲当年的情况。


　　外地的志愿者也常来，有宁波的，南京的，上海的。


　　更多的读者大概通过网络知道我，给我寄贺年卡，写信。我现在的两台电脑，都是志愿者送的，一台是台式，一台是手提式。我也学会了上网。


　　（袁老拿出一叠信件，给我看。都是全国各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关心老兵的热心人寄来的，有贺年卡，有信，还有书法作品，大多是表示敬意。写信的人，有不少是小学生。袁老拿出信时，脸上都是满意的笑容。）


　　（这时，一个老太太来取经。取了受生经、八佛包和金刚经。她问袁老，心经多少一百？袁老说，四块一千。老太太说，原来三块的，怎么涨价了。袁老笑笑，未答。老太太走后，袁老说，别人都比我贵的。我说，四块一千，就是念心经一千遍给四块钱吗？袁老说，是。）


　　赵：您书架上还有很多抗战的书呢。


　　袁：也是别人送的。（我看了一下，有《大国之魂》、《远征军》、《黄埔军校秘史》、《远征军日记》、《中国远征军》等。）


　　赵：您现在对生活有什么要求？


　　袁：没有什么要求。儿子虽说收入不高，但是日子还能过得去。他今年也要六十了。儿子靠种菜为生，自食其力，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了，重孙也有两个。我的生活有孙女照顾，她每天来给我烧饭、洗衣服，料理日常事务。对我来说，生活非常简单，一个月有十元的生活费就已足够了。我不需要什么钱。


　　十·一个生活简单的老人，祈愿天下太平


　　赵：您当年在上海的女儿以后没有联系吗？


　　袁：没办法联系。以前是怕她受牵累，现在是不知怎样联系。上海这么大，到哪里找她？如果能见到女儿，当然最好了。但是，可能做不到了。女儿叫袁玉茹。她也有60多岁了。


　　赵：小女儿经常联系吗？


　　袁：联系的。小女儿当年也是没办法送了人。我坐牢以后，我老婆带着儿子和小女儿回到天台老家，日子非常苦。后来，由我姑妈介绍，将小女儿送了北山龙皇堂（天台当地地名--赵注）的一户人家，他们没有小孩。她现在日子还好，自己也有50多了，有儿有女，家里办了小厂，也有小汽车，做汽车座垫的。刚前几天还来过。我坐了她的汽车，到儿子的家里去吃饭（袁老的儿子住在新城区桥南，离袁老位于老城区的老宅有三里路。袁老的生活，由孙女住在老宅照料--赵注）。


　　赵：您每天怎样生活的？


　　袁：也没啥事，就是早上两点起来，念经，八点吃早饭。再念经。中间也下楼活动一下。年纪大了，也不大想动。有时候也看书，但是视力不大好，要用放大镜，不方便。想想一辈子，过得很奇怪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所能决定的，是形势逼迫所致。但也看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很多东西。


　　赵：有什么遗憾吗？


　　袁：没什么遗憾。一辈子都在抗战当中。打仗，坐牢，劳改，念经，都不是我所愿意的。但是，却又都是自己做过的。同死了的战友比，同死了的狱友比，我又是幸运的。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吃的苦头比我多。我总体上说，没有吃多少苦。你说，打仗的人，居然没有受过伤，这不是奇迹吗（笑）？别人都不相信。


　　赵：如果现在重新回到从前，您还会参加抗战吗？


　　袁：不会。


　　赵：为什么？


　　袁：我不会相信政府了。


　　赵：您平时看电视吗？


　　袁：不大看。眼睛不好。近期我看美国是否要和伊朗打仗了？这个世界不太平。我现在最怕天下不安宁。我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国内的这么多动乱，真的不希望再有动荡不安了。原先我们打仗，是因为外国人侵略，以后，是中国人整中国人，整得比外国人狠。我常想，别的星球没有生命，是否是因为他们自我毁灭造成的？我们现在有原子弹，有更厉害的武器，我总担心，如果现在打起来，会毁灭了整个人类。但我这种担心又有什么用呢？（笑）多此一举。


　　赵：应该不会的。


　　袁：我还是担心。我的经历让我不乐观。原先是外族人来打，以后是自己人与自己人打，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制造斗争。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这种斗争的受害者。对前面的战争，我没办法，是别无选择。后面受的苦难，心里不舒服。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抗争中生活。前面是对日本人，后面是中国人。


　　赵：您后悔自己的选择吗？


　　袁：不能相信政府。


　　赵：我在楼下的廊柱上看到您写的对联，您的颜体书法很好。能为我写一幅字吗？


　　袁：这是过年时写的，添点喜庆气氛（笑）。字写得不好。现在也不大写了，以前倒常写的。给你写吧。


　　（袁老在宣纸上给我写了如下的字：


　　“更能消几番风雨　　最可怜一片江山


　　梁启超集宋人辛弃疾、姜白石词句，书赠同乡赵宗彪


　　民国驻印新六军老兵袁祥彬  时年九十有二”


　　写了一张后，袁老不满意，一定要重写一张。于是，同样内容，他又给我写了一张。第二张比第一张更自在一些。）


　　2012年2月14日写于浙江省台州市白云山下


　　（此文原载鄢烈山先生主编《白纸黑字》第三期，2012年10月第一版。全文28400字，刊出时有个别删节。此为全文。今天是胜利日，特地去天台探望了袁老，他依然精神矍铄。祝他健康。作者记于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