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中的权利之争/蓝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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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一场公共事件都会从事实的争议演变为权利之争。湖北巴东邓玉娇杀官员一案也不例外。

湖北人的狡猾让我有充分的领教，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能搞得如此扑朔迷离，想必也跟这边的民风有关系。邓玉娇，一个漂亮、高挑的小镇姑娘，记者们一顿挖掘，调查出来她是一个类似于贾樟柯电影里“小武”的形象，不是淑女，而是“飞女”。在野三关，认识她的人不少，有人说她“癫”，有人说她性格刚烈，她朋友也说她暴躁。

  可是暴躁不等于精神病，“飞女”也不等于会无缘无故地杀人。

而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3个招商办官员呢？没啥背景，土生土长的野三关人，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比如邓贵大顶替父亲进了乡政府食堂“办饭”，从工人转成的干部，真的是太一般了。不过他们倒是雄风宾馆的常客，毕竟是招商办主任，身份不同。

可是，他们的平庸并不能说明他们搞不出强奸未遂的花头。

一切要还要以事实说话。还记得我的一位同行对我说：“要是这个案子是强奸，我从10楼上跳下来。”他认为两人在水疗室只呆了一分钟，可能发生什么事？第二，公安机关采集证据必须选择跟案情相关的，不能满屋子都采集。我不能不说，两个说法都欠缺法律常识。对一个强奸案来说，别说一分钟，更短的时间都可能发生；性侵犯和杀人案有直接的关联，属于是公安机关勘验刑事案件的取证范围。

但无论如何，在手上的信息还没有得到多方校验和甄别时，不能轻易认为自己就找到了真相。

到5月25日，我手上终于有了控辩双方对案情不同的披露。

警方爆出案情内容（12日巴东警方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称水疗室黄德治和邓玉娇二人只说了4句话：

黄德智：你们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

邓玉娇：我是2楼KTV服务员，不是这里的服务员，不提供特殊服务。

黄德智：你不是这里的，在这里搞么子？滚出去！”

邓玉娇（起身，拿起包走出水疗室，边走边说）：出去就出去，你吼啥子吼？

黄德智追出去一直追到服务员休息室……

  从常理判断，这不是事实。为何？黄邓二人是梦幻城的常客，只有风月场所的生瓜蛋子才会问出“你们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那样的蠢话。他的提问表示他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但是第二句“你不是这里的，在这里搞么子”又表明他很清楚这里是干嘛的。拜托，就是编，也不能这么自自相矛盾吧？

  昨天律师的披露（见夏霖博客http://xialinblog.blog.sohu.com/，很复杂，不贴在这里）跟上述细节有很大不同，相信网友们自有判断。我不认为邓玉娇对律师说了假话，因为这关系到她的生命和自由，她对律师做虚假陈述对自己不利。第二天，警方再次提讯邓玉娇，邓5分钟就发作了至脱水。我更加相信，邓对警方有强烈的不信任。

到这种地步，对案情事实，我也有我的判断。但我仍然认为，法律认定的强奸（未遂）要等法官来认定。何况，在这个案子中有那么多可探讨的细节。

然而，随着案件越来越偏离法律轨道，我发现此案的真相成了一个被搁置的东西，因为控辩双方程序权利的严重不对等。广义的控方包括了巴东警方、政府乃至恩施、湖北的警方和政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脱离法律轨道，动用整个官僚机器来玩这场游戏，法律游戏玩不赢了，政治游戏总玩得赢。而辩方，只有两位律师，以及一群随时可能被勒令撤回的记者，和网络上不明真相就乱下判断，胡乱骂人的网民。典型的鸡蛋碰石头。

  刑事诉讼法33条的规定，更加决定了这件事几乎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该混蛋法条规定，只有审查起诉时才能请辩护人，律师没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就没有调查取证权。该权利为警方独享，人家对证据就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宁愿相信，此案中对邓玉娇内衣裤证据的忽视，仅仅是一个思维惯性。因为事情发生在娱乐场所，这种事多了去了，不值一提；第二，好歹死伤的人是官员，能遮点就遮点丑。

  但这种忽视被放大到如此地步是我没有想到的。邓妈妈将衣服洗了，看起来很巧合，我也宁愿相信这是巧合。但第三天巴东政府却越俎代庖，替邓妈妈发布解除与律师委托关系的声明，就有点恬不知耻了。接下来，换上本地的律师，无他，本地司法局管着律师的执业年检，听话。

  一起简单的刑事案，就这样滚雪球似地滚成了一场权利争夺战。网民最初是抽象化地看待案件的当事人，然而这些缺乏事实依据的判断居然惊人地准确。这种奇迹似的巧合让人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这也证明，官员群体给民众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多么准确。

  控辩双方平等的权利在邓玉娇案中没有得到体现，辩方的权利通过非法律手段剥夺，这比真相淹没更可怕。因为没有程序权利保障，实体公正就只能是碰巧，而不是必然。从巴东政府的这些作为，我不得怀疑他们对媒体保持开放态度的诚意。

  这篇文章写之前，我接到通知，与邓玉娇有关的报道停止，在现场的记者撤回。于是，我刚写完的八千字的稿子淹死在电脑里，我的透过新闻稿件对此事的看法也淹死在电脑里。是的，律师们在办案时先要争取调查取证权、信息发布权；而我们，也从对新闻真相的挖掘退回到权利之争。只不过，在权利的争取过程中，我们的脊梁从没有挺直过。

                             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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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每一场公共事件都会从事实的争议演变为权利之争。湖北巴东邓玉娇杀官员一案也不例外。

湖北人的狡猾让我有充分的领教，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能搞得如此扑朔迷离，想必也跟这边的民风有关系。邓玉娇，一个漂亮、高挑的小镇姑娘，记者们一顿挖掘，调查出来她是一个类似于贾樟柯电影里“小武”的形象，不是淑女，而是“飞女”。在野三关，认识她的人不少，有人说她“癫”，有人说她性格刚烈，她朋友也说她暴躁。

  可是暴躁不等于精神病，“飞女”也不等于会无缘无故地杀人。

而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3个招商办官员呢？没啥背景，土生土长的野三关人，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比如邓贵大顶替父亲进了乡政府食堂“办饭”，从工人转成的干部，真的是太一般了。不过他们倒是雄风宾馆的常客，毕竟是招商办主任，身份不同。

可是，他们的平庸并不能说明他们搞不出强奸未遂的花头。

一切要还要以事实说话。还记得我的一位同行对我说：“要是这个案子是强奸，我从10楼上跳下来。”他认为两人在水疗室只呆了一分钟，可能发生什么事？第二，公安机关采集证据必须选择跟案情相关的，不能满屋子都采集。我不能不说，两个说法都欠缺法律常识。对一个强奸案来说，别说一分钟，更短的时间都可能发生；性侵犯和杀人案有直接的关联，属于是公安机关勘验刑事案件的取证范围。

但无论如何，在手上的信息还没有得到多方校验和甄别时，不能轻易认为自己就找到了真相。

到5月25日，我手上终于有了控辩双方对案情不同的披露。

警方爆出案情内容（12日巴东警方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称水疗室黄德治和邓玉娇二人只说了4句话：

黄德智：你们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

邓玉娇：我是2楼KTV服务员，不是这里的服务员，不提供特殊服务。

黄德智：你不是这里的，在这里搞么子？滚出去！”

邓玉娇（起身，拿起包走出水疗室，边走边说）：出去就出去，你吼啥子吼？

黄德智追出去一直追到服务员休息室……

  从常理判断，这不是事实。为何？黄邓二人是梦幻城的常客，只有风月场所的生瓜蛋子才会问出“你们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那样的蠢话。他的提问表示他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但是第二句“你不是这里的，在这里搞么子”又表明他很清楚这里是干嘛的。拜托，就是编，也不能这么自自相矛盾吧？

  昨天律师的披露（见夏霖博客http://xialinblog.blog.sohu.com/，很复杂，不贴在这里）跟上述细节有很大不同，相信网友们自有判断。我不认为邓玉娇对律师说了假话，因为这关系到她的生命和自由，她对律师做虚假陈述对自己不利。第二天，警方再次提讯邓玉娇，邓5分钟就发作了至脱水。我更加相信，邓对警方有强烈的不信任。

到这种地步，对案情事实，我也有我的判断。但我仍然认为，法律认定的强奸（未遂）要等法官来认定。何况，在这个案子中有那么多可探讨的细节。

然而，随着案件越来越偏离法律轨道，我发现此案的真相成了一个被搁置的东西，因为控辩双方程序权利的严重不对等。广义的控方包括了巴东警方、政府乃至恩施、湖北的警方和政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脱离法律轨道，动用整个官僚机器来玩这场游戏，法律游戏玩不赢了，政治游戏总玩得赢。而辩方，只有两位律师，以及一群随时可能被勒令撤回的记者，和网络上不明真相就乱下判断，胡乱骂人的网民。典型的鸡蛋碰石头。

  刑事诉讼法33条的规定，更加决定了这件事几乎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该混蛋法条规定，只有审查起诉时才能请辩护人，律师没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就没有调查取证权。该权利为警方独享，人家对证据就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宁愿相信，此案中对邓玉娇内衣裤证据的忽视，仅仅是一个思维惯性。因为事情发生在娱乐场所，这种事多了去了，不值一提；第二，好歹死伤的人是官员，能遮点就遮点丑。

  但这种忽视被放大到如此地步是我没有想到的。邓妈妈将衣服洗了，看起来很巧合，我也宁愿相信这是巧合。但第三天巴东政府却越俎代庖，替邓妈妈发布解除与律师委托关系的声明，就有点恬不知耻了。接下来，换上本地的律师，无他，本地司法局管着律师的执业年检，听话。

  一起简单的刑事案，就这样滚雪球似地滚成了一场权利争夺战。网民最初是抽象化地看待案件的当事人，然而这些缺乏事实依据的判断居然惊人地准确。这种奇迹似的巧合让人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这也证明，官员群体给民众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多么准确。

  控辩双方平等的权利在邓玉娇案中没有得到体现，辩方的权利通过非法律手段剥夺，这比真相淹没更可怕。因为没有程序权利保障，实体公正就只能是碰巧，而不是必然。从巴东政府的这些作为，我不得怀疑他们对媒体保持开放态度的诚意。

  这篇文章写之前，我接到通知，与邓玉娇有关的报道停止，在现场的记者撤回。于是，我刚写完的八千字的稿子淹死在电脑里，我的透过新闻稿件对此事的看法也淹死在电脑里。是的，律师们在办案时先要争取调查取证权、信息发布权；而我们，也从对新闻真相的挖掘退回到权利之争。只不过，在权利的争取过程中，我们的脊梁从没有挺直过。

                             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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