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国”的死结与胡温的治理困境z

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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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专稿／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
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
的失望。

但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
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
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标准，扩大了社保覆盖面；在农村，减免了多项税收，医疗保
险也开始起到解除最大后顾之忧的作用……等等等等。

这种评价，不是来源于官方媒体的灌输与宣传，而是发自基层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
如果只是源于宣传，那么这种宣传从来就未曾间断过，导致的民众认知应该是“一直就
很好”，而不会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了对同一社会变化的不同判断。更
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经历了这30年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一分为三，
“三个中国”呈金字塔结构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围绕着党政实权的特殊利益集
团；中间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约包括没进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小企业主，手
中无实权的一般公务员，非垄断企业的白领，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数最多的塔
基部分，是城乡基层低收入民众，大约包括全部的农民及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及非垄
断企业的蓝领。

由于面对社会分化后官民、贫富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胡温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
“和谐”只是抽象的表达，它在现阶段的具体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缓解相对利益受
损最严重这部分人的不满，使他们不致因对生活的绝望而走向极端，以免“和谐”成为
不可能。这就要求，胡温必须在政策上对处于金字塔基层的这部分人倾斜，一系列社会
政策的出台，正因为此。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调整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
定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分饼的结构，让“第一、二中国”向“第三中国”输血。现实情
况却是，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攫取和垄断了最多的利益资源，他们既是民众不满的最大焦
点，也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块头太大、势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权力体系
内部，所以胡温也搬它不动，只能让它呆在那儿，形似敲打，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二
者各守其界，相安无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产阶级，这是近年来中产阶级普遍感觉处境趋于艰难的原因。应该
相信，胡温也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此次金融风暴后的税收调整，最能说明这种无奈
：明明是急于启动内需，却刀刀插向中产阶级的软肋。

此时此情，关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基本问题，胡温的问答是“
拉两头，压中间”。很自然，他们收获的也是上层的认可，下层的拥戴及中层的反感。
当然这只是社会大的脉络，具体到部分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那些仍然遭遇了强拆、
强征的市民和农民，可能对政府只有愤怒，没有拥戴；那些正处于政策扶植行业，或因
其他具体政策而受惠的中产阶级，心中也满意大于反感；

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锋扫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更会满怀不平：谁都知道，反腐在
现阶段主要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反腐部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暴力机构，和红军时期的
肃反机构、延安时期的整风机构、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颇可类比。自从邓小平将党内游
戏规则由“恐之以暴力”一变而为“诱之以利益”以来，上级对下级就开始产生“权威
不足”的新问题。以邓的个人威望，这当然不成其为问题，但继任者就头痛了，于是经
常会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正因如此，有必要高悬反腐的利剑，让下级对上级、全
党对中央有所恐惧，知所尊从，维护权威。这是近年来纪委不断扩权，职权有渐向锦衣
卫看齐的大势之所在。

按理说，纵然基层利益在现阶段得到一些补偿，但其相对所得与现阶段受到损害的中产
阶级仍不可比。但人心就是如此，视所得为当然，总是站在已得的基础上来衡量变化：
昨日之得虽有政策因素，但已经成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愤
。虽然以人数论，上下两层相加远多于中间；按资源论，全部中产阶级也未必比得上特
殊利益集团。但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由于囊括了
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社会风评。

垄断了媒体话语权，他们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视角，就是媒体的视角。正
如古代史书其实是帝王将相史一样，所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谓舆论，其实主要是从
中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所关心、所思、所忧及所好。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舆
论”框架内的胡温，自然形象越来越矮小。周立波“笑侃”节目的走红，就是一个显著
例证——几百元一场的门票，进来的怎么也不会是低收入人士。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间阶级的这种反感，在现阶段并不能给胡温制造多大麻烦
。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这种
转型，离不开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最可依赖的力量。胡温只要还想在其位时真正有所
建树，而不只是“维持”住了就准备交班，他们就必须面对如何协调“倾向下层以保持
稳定”这一短期目标，与“扩大中产阶级以促进转型”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挑战。能否战
胜挑战，出路也简单，就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撬动特殊利益集团，压缩其利益空间。


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关键是胡温在现行体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依靠力
量，他们自己都身在包围中，被绑住手脚。如果发动中下层力量，又可能面临不测之险
。这种体制的困境就像木桶，桶不变则容量大小不变；如果要换大桶，就必须打开小桶
，如此可能导致存水流尽。稳妥的做法是：先将小桶装入大桶，再将小桶打开，使水注
入大桶。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以社会基础的变化，带动上层建筑水到渠成的改变。
这不是执政者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引导和促使某种有利于转型的
力量消长变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撬不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要维护稳定只能从中产阶级
抽血，从而使力量的消长不利于转型；如果从转型需要出发，保护和扩大中产阶级，则
基层的困境难以缓解，稳定难以维持。

谁能解开此一死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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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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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ewniu (天天快乐), 信区: EconForum
标  题: Re: “三个中国”的死结与胡温的治理困境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Oct 14 18:17:26 2009), 站内

全错了，农民又能得什么利？

现在下层是说老温好，是真好，还是假好？ 每年政府补贴一点钱，但是粮食价格有好几年
不变了。补贴那一点，还不如粮食涨点价。

中国基层得好处的根源在于WTO，加入WTO，中国低价产品横扫欧美，这些产品是由谁制造的
？不是中产，而是农民工。

政府抽血中层，实际上农村工也没有得到好处，有人说现在农民生活变好了，应该是胡温的
功劳。那么我房前的一棵树变粗了，是不是他的功劳？ 社会在发展，7年过去了，农民生活
变好是很正常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农民生活变好恰恰是那些低价买房
的人给的。由于低价买了房，现在能够很好装修，能够买车，能够买好的家具，而这些生产
者是谁？大多还是农民工，所以农民工幸福了。

政府抽血中层，其实只抽了一部分人，早期买房的并没有被抽着，而正是这一批人买了车，
大量消费。正是由于没有被抽着的人，农民的生活才得到好处。

如果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朱为什么厉害，现任是多么可怕。

对于大量中产阶级，7年过去了，GDP以高速发展，现在他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跌入
深渊，你可以想象中国变成什么了。

现在中国进入两个循环：一个是朱时代的中产阶级，由于早早有房了，没有被抽血。能够买
车，好好装候，能够好好消费，这些人使农民工得到实惠。二是现在的房奴阶级，由于没有
钱消费，农民是从中得不到好处的。而且这些人还要持续20年，可以想象，中国将会如何。

可以说，中国是无望的，越走越艰难。



【 在 Cromwell (世无英雄) 的大作中提到: 】
: 冼岩专稿／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
: 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
: 的失望。
: 但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
: 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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