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秋菊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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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压根不信有人会只为原则而去做一件不讨好的事，不相信现实里会出现秋菊，“我就是要个说法”。一旦有人这样做，我们更多的反应是错愕，而不是赞赏。这倒不是说我们没良心，事实上我们是有的，我们不赞成的原因主要是好心，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好处”。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人们相信：不要维权，维权对自己没好处。不要较劲，较劲对自己没好处。不要坚持，坚持对自己没好处——我们很少享受本来应该有的理直气壮。

所以我并不奇怪，发表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下面这是一篇小说。但罗永浩告诉我，这是百分之百的真事。“零虚构，除了记忆可能的少许偏差。”

连我起初也怀疑这是小说，它因为不符合常理而显得有些荒诞。但仔细想来突然很难过，青年的罗永浩多委屈啊，但是那种陌生的“理直气壮”，为什么我们就丢掉了呢？


秋菊男的故事
作者：罗永浩


十四年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四年前，我在东北老家Y市的一个外语培训机构学过一段许国璋的英语。这是一个韩国人开的私立学校，名字很土，叫“三育”。学校的水准很糟糕，国内教师通常是本地大学或中学教师出来兼职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诡异的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经常能看到的场面是，一些学生在“外教口语班”开课后，纷纷赶到前台表示愤怒，工作人员则慈眉善目地解释说，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确实是英语。有时候，他们还会笨拙地拿出一本脏乎乎的介绍菲律宾的旅游小册子，“咋还不信呢？自个儿看看吧。”

那时候我刚好失恋，又赶上一个阴冷的冬天，为了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压力，我恶学了二十来天英语，在那个初级班结课考试的时候，考了个班里的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去学校领取数额为几百元的奖金(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好像是三百元)。一个正方形脸蛋的中年韩国校长告诉我说，这个奖金我们不能给你钱，只能从你学习中级班时的学费里减免，我说那叫“优惠”，或者是“打折”，不叫“奖金”，你们承诺的是给“奖金”。何况，我也没答应过你们我一定会继续学习你们的中级班。韩国校长说，我们就是为了让你们努力学习才设立这个奖学金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钱，你们拿了钱去喝酒抽烟什么的就违背了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我说我对你们的目的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们说了给奖金就不能在考完了之后改成优惠打折，至于这个钱我拿到了之后是抽烟喝酒还是大鱼大肉，都跟你们没关系。韩国校长把脸拉成长方形，然后说，年轻人，在我们韩国，你要是对长辈这样没有礼貌，早就挨打了。

和我无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候一样，我拿这些西装革履的流氓完全没有办法，我不能抑制地又说了脏话，“我操，你们他妈的怎么这么流氓？”

和那个时代所有受了刺激的“善良市民”一样，我想到了找报社，我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进报社，在门口登记的时候，我学着从电视里看到的，对门卫说，我是一个“市民”，我是来“反映情况”的。非常走运的是，接待我的报社记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学，她仔细听完我“反映情况”，充满了想来是因对老同学热心而产生的愤怒；她对我说，我一定彻底揭发他们，下午我就去他们学校采访一下，核实完情况以后，争取几天之内就让它见报。

出了报社的大门想了想，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干是又去了市教委“反映情况”。一个教委的中年马脸男斜叼着烟，皱着眉头，时不时喝口茶，听了半天后说，好，我们都知道了，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们通知你吧。

就像我从他表情里预感到的那样，这个人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而且后来我试图再去找他的时候，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一周后的坏消息是，《Y市晚报》的同学告诉我说，这个“三育”学校是和市教委合作办学的一个机构，《Y市晚报》是市委办的报纸，因此她写的稿子被总编毙掉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走迸Y市法院。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对着自己念叨：“傻逼，你总得有第一次吧。”1995年的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对于第一次尝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感到兴奋、紧张和好奇，但我想这些跃跃欲试的人里，很多都是受了《秋菊打官司》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部1993年红遍全国的电影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在法院的大厅前台，一个胖胖的中年接待男听完我来的目的之后，直接把我轰到了门外，“去去去!你这个小同志以为法院是啥地方？！这种鸡毛蒜皮的屁事儿也来捣乱！”我头脑一片空白，在法院门口愣了半天，然后发现法院对面全都是挂着简陋牌子的律师事务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其中一个门，很尴尬地对里面的人表示我没有钱付给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一个笑眯眯的李姓律师给我耐心地讲解了半天，并且对我表示了鼓励和钦佩。在1995年的中国，在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Y市，一个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这类问题的小伙子在他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观念很超前啊”，他这样说。当然我也由衷地表示，他肯这样花时间，热心无偿地帮助一个陌生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师啊”。

两个了不起的中国男人依依惜别后，年轻人重新杀进了法院。按照律师指点的那样，气势汹汹地要求中年接待男，“少废话，给我拿一份表格(我忘了是叫民事诉讼立案表还是什么)来！”接待男根据这个年轻人的狰狞嘴脸，看出他已经成为一个诉讼常识方面的暴发户，于是乖乖地摸出了一份表格。填完表格之后，在法院的二楼，一个非常客气但又明显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我，或者难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打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的民事立案庭(民事调解办公室？)去“试试”,我试图再多请救两句，“你上那边问吧，”她说，接着她又说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务员用语，“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那个民事诉讼立案庭在一栋灰头土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队，听到前面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这使得我在排队过程中感到越来越没底气，除非我申述的时候他们能给我清场，不然我实在没勇气在这样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把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坦然地说出来。何况，每一个老乡说完之后，立案庭的中年妇女都会用让人彻底绝望的口气重复同一句话，“哎呀，同志，你这个事情很难办啊。”终干，到了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我逃离了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了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生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大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比如“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狐朋狗友都去远远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现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除了对我这个做法确实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毕竟也是平淡生活里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市医院门口出发，放着录音口号，敲着鼓，经过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门口会多待一会儿，可能还应该呼唤马脸男出来对个话什么的，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创意)、州委、州政府，最后到达位于铁南(即铁路之南)的“三育“学校门口。这个倒霉学校刚好在一条大马路的边上，所以基本上，当造型醒目的我，我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录音机可以短暂地改放一会儿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儿一杵，就会引起足够的围观了。我想如果我能坚持上一个星期，这个手巴掌大的城市里的所有市民就都该知道这件事了。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然后就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门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拨打电话询问。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我操，你不想活了？”一一和所有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

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能，我只是不同意他们而已）。

开春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我的表哥到一个郊区的网球场去打球。突然，我们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了场地。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大伙就围上去群殴。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我只是迟疑了一下，就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了半个圈子，然后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了，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发现，无论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兽兽的眼睛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冲着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从美国电影里学的(当然就是竖中指了，那时候这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和一个最近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这时候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一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手里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反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蚂的袖子。

即使是在我的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一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于是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掉了。

在回家的路土，在表哥的车里，在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逼的声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