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浩：北漂新闻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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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80后与北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迷失的事故，是一段我无法判断是否与新闻有关的记者经历，是关于两个坚持寻梦却迷惘慌乱的北漂少年，这个故事每天都可能发生，故事里有我，有你，有我们……


最后一次见老六，他给我留了一个孤独落寞一言不发的背影。

当时，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猜不透他的心声，这个曾经睡在我下铺多年的兄弟，我曾自诩是我最好的兄弟，就那样义无反顾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那天后，他杳无音讯，我们再无相见，从此后会无期。

时间定格在2012年8月7日，那个无比闷热的早晨，记得当时空气和时间仿佛都突然静止，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黏糊糊的汗水始终不停干扰着我对那个世界的观感，一度让我觉得那天雾蒙蒙的，我竭力想看清什么，却什么也看不清。

彼时，被世界分割的还有我和我的兄弟老六，对着他的背影，我想说什么，却根本说不出什么， 那天早上，空旷的北京城显得尤其空旷，似乎只剩下渺小的我们俩，我很伤心，想不透为什么，做兄弟的不该如此，总该有个交代，说好一辈子做最好的兄弟，究竟什么仇什么怨呢，你头也不回一走了之，这算什么？我应该讨个说法，三年来，我走遍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总希望能遇见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

老六消失在我们认识的第9个年头，我们是大学同学，一个寝室住了4年，86年出生的他排寝室六人中最末，1米80的个头，帅得张扬，留一头许巍式的长发，喜欢听“那一年”和“蓝莲花”，一口山东济南乡音，不服处总是一甩长发，脖子一拧摔出一句“怎么着？！”，为着一句山东鲁能是否恐韩的争执，开学第一天我俩差点干一架，当天晚上寝室凑钱聚餐大排档，结果我们喝扎啤吐成河。

老六说，上大学和上女人一样，很爽，要学会享受，所以他是我们寝室第一个破处的，后来他几乎每个月都换女朋友，都赶上女性生理期了，女友中有吧妹、有网友还有笔友、师姐甚至逛次海滩都能捡回个炮友，他是晚上夜不归宿最多的室友，回来后寝室关灯夜话，老六总会给我们描述那些激情的细节，听得我们直咽口水，黑暗中闪烁着一双双绿色的眼，实在忍不住的哥们早已开始自嗨，这时候，老六会打开他的我们寝室唯一的笔记本电脑，那是100多个G的精神食粮啊，从此我们认识饭岛爱、武藤兰和苍井空，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六扮演了我们青春后期的性爱启蒙大师。

老六是寝室唯一的城里孩子，但依然和我们一样算十足的穷光蛋，为了养活自己和当时的女友们，他开始做各种“生意”,为婚纱写真店拉客、做联通手机卡推销、凑了500块贩卖小灵通、肯德基外卖员、摆地摊、卖报纸、开小卖部、做兼职摄影，我和老六一直是“生意伙伴 ”，赚了平分赔了拉倒，其间逃课、买彩票、赌足球、看比赛，当然还有黄片，乐得逍遥。

一个吐酒成河的下午，老六告诉我，他父母身体不好，前些年做生意赔了，欠了别人很大一笔钱，自己很爱他们，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来分担父母的负担，他说他每个月都会给父母邮钱，希望自己能赚大钱，给父母一个好的生活，那天老六哭了，我第一次对这个看似放荡不羁的少年另眼相看，至今我仍记得他当天反复叨念的一句话，“混不好，就不见了”。

除了富裕的性生活，老六的智商也让我艳羡不已。他是我们寝室旷课最多的人，期末考前靠借来女同学的笔记，抄抄写写，却成为我们六人中唯一拿奖学金的人；他热衷彩票赌球，却总是输少赢多，甚至开了个博彩qq群，作为群主开坛授课进行秘诀传授，竟然有近百人慕名入群，会费相当可观；他看足球观韩剧，写诗歌评论散文四处投稿，每月的稿费都快赶上我们的生活费了，大学的四年，对于老六来说无疑是美好的，我印象中除了那个午后他一直是快乐的，看上去是一个恣意青春的少年。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青春，2007年7月，毕业的日子我们各奔东西，立志要做中国最牛逼调查记者的我，选择北京寻梦，老大回菏泽结婚，老二留在威海务工，老三回临沂考公务员，老四留校读研，老六决定回济南照顾父母，分手那天我们再次凑钱喝了大酒，喝到最后大家都忘乎所以，都近乎人事不省，又是哭又是闹，多年后发现，当时喧嚣的背后，其实是恐慌，我们似乎都害怕明天，不知道那个叫做未来的怪物会怎样。

六个穷光蛋的少年，凑钱喝着啤酒，肆无忌惮地调侃那些情色，激扬我们的理想，足球、情书、打架、专业课和图书馆的占位，我们的大学生活，似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对未来未知的恐慌和对过去流逝的莫名忧伤——2010年，我如此回忆那段岁月。

那一年夏天，我揣着借来的500块钱和我发表的近10万字的稿子，在北京街头的报刊亭一口气买了几十份报纸杂志，一份份寻找着报刊社的地址，然后冲上门自荐，京华时报、法制晚报、北京晚报、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等等。

“对不起，我们不要刚毕业的生手”，我被无数次的拒绝后，才意识到，原来想做个正式记者也还是非常困难的。

来北京的第三周，在吃了一份肉夹馍的午餐后，我当时兜里只剩下10块钱，这是我唯一的积蓄，此前为了节省住宿费我已经露宿了一周的大石板，幸运的是，我在即将弹尽粮绝的那天，撒了各种善意的谎言骗开新京报社的门卫和前台，冲进新京报深度部主编的办公室，成功地说服了他给我一个在报社实习的机会。

随后，我在接近南六环的地方有了一个小窝，不到10平米的临建平房，那是一个24小时暗无天日的水泥盒子，一张床和一张沙发，中间放着我当时最贵重的财产——一一台从海龙大厦300块买回的历经N手的索尼笔记本，除了写稿就是面壁，但这些都无法冲淡我对当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报纸记者（其实是实习生）的兴奋，我迫不及待地给老六发了条短信，“哥们儿，我成新京报记者了”，他回信：恭喜你，有机会带我混。

在我“卧底阜阳22天独家对话白宫书记”的2008年，我为拥有梦想和可能实现梦想而时刻处于打了鸡血的亢奋状态，朋友圈偶尔会传来老六零星的消息：去夜店做侍应生，开酒庄卖红酒，后来在济南一家报社做体育记者，再后来又在广告公司拉广告，为了追一个女孩到青岛，参与一份当地都市报的创办，做社会调查记者，因报社领导搞新闻敲诈而遭到当地黑社会围攻恐吓，最后女朋友和报社某个领导劈腿，老六也被排挤辞职，那一年老六的QQ签名改为“生活让我心灰意冷”。

2008年秋天，北京还沉浸在奥运强国的鸡血中，身边无数人仿佛看到了自己在北京必然会迎来一个金碧辉煌的未来，老六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青岛和济南让他失望透顶，女朋友是嫌弃我没钱才劈腿的，我想来北京赌一把，帮我介绍个工作吧，这次混不好，我也不会回去的。

我介绍老六到山西新华社旗下的一本老牌杂志做记者，彼时，这本杂志正被一个山东籍的房地产老板以每年30万的价格承包，他需要一名能写稿懂调查又有经营头脑的人为他创收，他相中了老六。

那些年老六为这个山东老板究竟做了哪些事，我不得而知，实际上自他刚来北京时，我请他去KTV包了个通宵嗨歌，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关心老六在做什么，那时我每月要出差20天左右，官员腐败、大型骗局、矿难突发事件几乎占据了我睡觉吃饭之外的全部头脑，有时候会接到老六的电话说出来坐坐喝喝酒聊聊天，没空，我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写稿，或者在去这两者的路上，最后我和他似乎都没了更多的耐心，我们几乎一年也就一两个电话，喝酒聊天也就成了奢望。

2008年底，我因报道“山东新泰18名上访农民被强送精神病院”，遭到新泰当地政府到中宣部指控“记者黄玉浩没有采访当地访民，他们确系精神病人，送治精神病院均得到家属的支持和认可，报道属假新闻”，该指控得到时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批示，“严查炮制假新闻的记者”。

那年元旦，刚刚转正新京报深部部记者的我无比失落迷惘，一个人呆在报社按照“上级要求”整理“上访”一文的证据素材，报告写了一万多字，领导说小黄，你这稿子如果最终被定性为假新闻咋办，我说那我就辞职，然后把证据公开。

最后是那群上访多年求助无门的农民站出来给我作证“当地政府收买我们，说只要不承认新京报记者采访，我们所有的条件政府都会答应”，调查半年后，中宣部最终认定“上访”一文报道属实，“记者无不当行为”。

对于刚刚成为新京报正式记者不足一年的我来说，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压力可想而知，恐慌大于亢奋却又无处发泄，在报社准备万言书的某个凌晨，我突然想起老六，我已近一年没有见过老六了，我突然想和他喝点酒，聊聊我的牛逼记者梦，拨通电话后他说过来吧，我住草桥。

那个冬夜特别冷，凌晨两点，远处寒星寥寥，风特别大，我一个人走在新京报社门口的幸福大街上，始终有一种漂浮感，觉得自己像个纸人，随时会被呼啸的寒风卷向某个方向，我无力抗衡，只好将脑袋埋在单薄的外套里，第一次，我感觉到北京是如此无情的空旷，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以至微不足道。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我想，如果我就这样长眠不醒，千里之外的父母都不知道我为何而亡，实际上除了他们，也许并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

2010年，我在《80后揭黑穷记者》的一个纪录短片中准确地描述了我那个冬夜的感受，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感受会贯穿我整个近10年的北漂生活，那部短片的开头是，我说我在新京报三年了，银行卡里从来没有超过五千块钱，很多同行从此以后戏谑我为“黄五千”。

回到那个冬夜，在老六住的小区门口，一个喝醉酒的东北少年，在和我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劈脸一拳打在我的眼上，我们两没有说一句话也彼此不认识，就那么厮打在北京的街头，我们都发疯一般撕咬着、踢踹对方，旁边是少年吓哭的女友，她完全吓傻了。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打过架，但那天我的勇敢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想发泄什么反抗什么，或者想证明什么，少年开始呼喊他的伙伴，我冲进小区，给老六电话说，我和人打架了，你拎根棍下来，老六冲下楼，只戴了一只隐形眼镜，他捂着一只眼说，走，揍死他狗日的去，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没发现东北少年，老六说报警吧，我说算了，在北京，这点事都不算事。

老六的房子比我的水泥盒子还小，是个群组的隔间，我想到蜗居或蚁穴这两个热门的新闻词，那天我们挤在一张很窄的木板床上，单薄的被子下我们一直在瑟瑟发抖，发现再热乎的梦想都扛不住寒冷的冬天，我们聊了女人和钱，无关梦想。

他说，杂志社的工作没法干了，老板搞的都是有新闻敲诈，每次都是安排我去采访，他在后面收钱，迟早会出事的，我说你想好要做啥没，他说还是希望能做个纯粹的记者，踏实写稿子踏实赚钱，像你们新京报记者一样，有影响有尊严。

我有尊严吗？我扪心自问，我不知道

“我恨这个筒子楼，我想，我时常想，有一天我要把这座楼给炸了，无法具体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或许我只是无从发泄某种莫名的烦躁。

此刻，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我只想尽快逃离这狗日的爱情和这时刻让我感到窒息的陈旧水泥盒子。

四年北漂生活，四年调查记者生涯，我影响过谁，谁又改变了我，还是我们皆是路人，有的只是毫无联系的擦肩而过，似乎一切答案皆在梦境，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方扪心自问，梦里梦外，是我独醒还是独醉？”

这段文字写于2011年，此时，我开始越来越质疑我的记者生活，我突然发现我四年的北漂生活除了访民和揭黑似乎什么都没有，我除了调查突破拿料似乎什么都不会，只有稿子发表了，我会一遍一遍又一遍去百度搜索，看转载看评论，只有听一听同行的褒奖和访民的感谢来满足我虚荣的存在感。

铁肩担道义仗剑走天涯，惩恶扬善劫富济贫？那是梦想！现实是我似乎很难改变什么，是的，我终于承认，我影响不了谁，我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我一直在较劲，和自己，和世界，我总想坚持点什么，我想人总要有所坚持吧。

但，那一年，我决定向现实妥协，赚点钱，结婚养家，我离开调查转型经济报道，跳槽央视《经济半小时》。

离开杂志社后，老六并没有做纯粹的记者，甚至都没有做记者，他成了山东科技厅主管的一份行业报在北京的事业部总经理，成了一名纯粹的媒体创收人员，管着十多号业务员，寻人启事、证件挂失、专利推广、正面报道、版面赞助，天资聪颖的老六搞起经营来也是风生水起，他对我说，兄弟，这个报纸我说了算，你只要拉来钱，提成多少我说了算，你我合作我们其利断金啊。

那段时间，老六似乎志得意满，偶尔电话我都是利好消息，如老板给配了车，年底的分红不会低于30万，认识了某某富豪准备一起投资一个牛逼项目，赌球赚了20多万，谈了个富二代的女朋友，准备结婚，听到这些消息我由衷为老六高兴，与此同时，我在央视做着苦逼的记者，有干不完的调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因不在编制被拖欠薪资），靠从朋友处借债过日子。

2012年初，迫于生计，我不得不离开央视重返新京报，重操就业继续做我的屌丝记者，此时老六也发生变故，他和山东报社的老板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他说老板克扣他的分红，说好的30万经营提成，最终只给了10万，他说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坚决不能合作了。

随后，我介绍老六到商务部的机关报做某周刊的副主编，依然是创收为主，底薪不足两千，上班一周后，老六告诉我说，“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这点收入都不够电话费，得多种经营，干点私活”。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私活是赌球，那一年是欧洲杯，老六除了没日没夜的看比赛就是时刻盯着东南亚的球盘，其间见了他几次，总觉得他面色苍白，劝他，他说最近手气旺，一直赢，欧洲杯好几年一届，赚钱得抓紧。

至于老六具体赚了多少我不得而知，自此他开始借钱赌球，老大老二包括他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他借了一遍，从几万到几千不等，老六赌球输了很多钱，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找过我借钱，给我的电话也都是利好，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鸿运当头的人。

当年五月，我跟着公安部到各地采访旨在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项活动，从深圳、沈阳到上海，持续出差一个月，老六给我打了很多电话，要约我聊聊，我说哪有时间啊，等等吧，等我回来，请你喝酒，每次都是急匆匆挂断电话。

直到六月初，我们才见了一面，老六告诉我他出事了。原来，年初为了多点收入，老六在某导报做兼职记者，五月份他收到线报反映山东某县矿难事故死亡七人，当地企业和政府瞒报了事故，老六将线索转给报社，报社领导授意老六前往调查以此施压创收，当地宣传部长通过线人给老六拿了20万封口费，老六留下12万后并未上交，分给线人和宣传部长各3万，没有得到好处的报社决定再派其他记者前往采访并扬言曝光，惊慌失措的老六问我该如何处理此事，我说把钱退了，这个钱不是你能赚的，要么全部交给报社，要么全部退给当地政府，这个事情太大了，你兜不住的，他说我再想想，我会处理好的。

当天我俩闷着头喝了两瓶啤酒后不欢而散，实际上，当时我很替老六担心，却又无能为力，那天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其间我俩既无电话也未碰面，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当然，我当时满脑子其实希望多赚点稿费，可以让我在那年10月的婚礼上不至于过分窘迫，我无心考虑其他，老六的事我就那么轻易淡忘了，直到2012年8月6日晚。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没有暴雨没有风，黏糊糊的空气让人烦躁也容易冷漠，吹着空调的我正在给公安部写一篇吹捧稿，实际上在回归新京报做调查记者的那一年，我写的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垃圾，毫无价值也毫无营养以至于如今我一直恍惚2012年我究竟干了啥，可以确定的是，我当时的确很在乎那些垃圾文字的稿酬，那一年我活得猥琐而苟且。

当晚九点半，老六给我电话的瞬间，我突然无比烦躁，说你又咋啦，他说能借我一万块钱吗，我说我在赶稿子今天务必要交，明天吧，我取给你，他一阵沉默，说最近太累了，都不想活了，我说别扯淡了，大老爷们喝点酒就好了，改天请你喝酒，他问最近有啥赚钱的活没有，我说我朋友的公司最近在搞宣传，明天帮你问问，我迫不及待又心烦意乱地挂掉电话，继续绞尽脑汁去搜罗那些华丽的辞藻去完成我的拍马之作，当时我想，我哪有时间去和你扯淡呢。

四个小时后，我的文章毫无进展，却收到一条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转发给我的短信，短信是老六发的，他说：生活很累，我不想活了，我不该走上赌球的路，我对不起父母亲人兄弟朋友，我的手机和电脑留给彭X，欠了老大……，短信很长，没看完，同学来电说老六可能要寻短见，我们赶紧过去找他，我说不可能，9点多还和我扯淡呢！

我们还是决定去找老六，那是一个真正的蜗居，老六一个月前刚搬的，和我一样的筒子楼，一样的水泥盒子，墙上贴满各式小广告和意图难测的手机号码，我一脚踹开老六的房门，里面一床一桌一柜，没人，桌上一台开着的笔记本，床头开着的电风扇和一部二手的黑莓手机、三百块钱，待机的电脑停在两个页面上，一个是实时赌球的网站，一个是“生活很累，我不想活了……”的遗书文档。

我的心跳加速，浑身打着冷颤，凌晨两点，我和我的同学开始给老六的各个朋友打电话问其下落，均不知所踪，我们在楼下转了一圈又一圈，寻找附近的大排档、烧烤摊、网吧和公园也不得其踪，两个小时后，我决定报警，警察说你们回去吧，我们来找。

凌晨四点，天空依然显得阴暗，我和同学瘫坐在公园的台阶上，无助的恐慌让我们彼此沉默，我试图打破沉默，“老六那么惜命怕死，又那么玩世不恭，肯定不会出事的”，我安慰我们。

“老六应该是离开北京了，他就欠那么一点钱，不至于寻死，我们找他这么辛苦，没准他已经在某个地方抱着女人呼呼大睡呢”，同学安慰我们，“回家睡吧，一觉醒来他就出现了”。

早上六点半，我被急促的铃声扯醒，警察来电，说找到你的朋友了，你过来吧，语气沉重，又补了一句，你要有心理准备。

2012年8月7日上午7点，老六给我留下了最后一个背影。

那是一个扭曲而挣扎的背影，26岁的他就那么安静地趴在水泥地面上，我不看不见他的表情，也听不见他的心声，那瞬间我仿佛被掏空，趴在离他不足百米的地上动弹不得，当时我想哭，哭不出来，我想喊，却出不了声——老六就这么离开了，离开了最信任的兄弟，离开了他追梦的北京，离开了他曾满怀希望的世界，来北京前的一句话成了他命运的谶言，“混不好，就别见了”。

警察告诉我，老六是在凌晨1点半从他住的六楼跳下的，跳下之前喝了很多瓶啤酒、抽了很多烟，那天起，我开始自责，自责自己的冷漠，会想很多假如。

假如那天晚上借给他1万块钱，假如他说不活了我会立刻放下手中稿子去找他喝酒，假如他两个月前约我聊聊我能抽点时间，假如封口费的事情我能及时劝止，假如过去四年我依然像大学里一样对他知冷知心，假如我没有介绍他认识那个杂志承包商，假如我没有让他来北京，假如他只想做个纯粹的记者，假如我不是这么冷漠又缺乏耐心……

生活似乎只有坚硬的现实，没有假如。

我想我和老六都回不去了，正如一部电影，叫苹果，英译为“lost in BeiJing”,是梦想的诱惑，让我们迷失在偌大的北京。

2012年8月7日，我决心改行，远离媒体再不做记者，我想好好活着，要去善待自己和自己爱的人。

2006年7月23日，那张当年满含梦想和激情的火车票如今已蒙上尘埃，北漂的生活，从那个人潮拥挤要么将你淹没要么让你置身空荡荡的原野，那个硕大而古老的城市开始，当天，我没买到坐票，站在古老的绿色铁皮车厢，看窗外，那些树，飞驰而过，我很忧伤，为我即将得到的，和我即将失去的，日子就是这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想，我永远回不去了——节选2010年我写的《飞驰的树》

如今我想，回不去的，是我们。

三年过去了，我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我总能感受到老六的存在，或是一点气味，一个笑容，一张脸一首歌一个身影，一个似曾相识的事件，那些筒子楼、网吧、KTV和曾让我们吐酒成河的大排档，我一直觉得老六从未离开我的生活，我想我总会不经意间遇见他，会说，兄弟，多大点事啊，有时候我会恍惚觉得自己就是老六。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老六——

他在我的灵魂深处，和他一样，在空旷而冷漠的北京，我为着梦想卑微地活着，有过迷惘有过挣扎最后还得死皮赖脸地坚持，我想说……我活得很累，能陪我喝杯酒吗，我想和你聊聊。


作者黄玉浩。原标题《寻找我的兄弟老六》

风行网公关总监，前新京报调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