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石扉客：风暴中的警队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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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任何国家和地区，警队的分量显而易见，你随时可能遇到穿警服的人，但或许不会遇到律师及记者，因为他们没有制服，也因为警察代表秩序和权威，涉及到所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赵楚曾概括道，“长枪短枪”，“长枪”是军队，不能经常出场，一出场必有大事。“短枪”，乃是经常出场的政权支柱之一 。

警队拥有巨大的权力，在我国尤然，西方国家的警察拘捕、搜查一般都需要向法庭申请许可，事后也有严苛的规则来检验，如果不符合规则，搜查得来的证据会被排除，众所周知的辛普森案即是明证。

在中国，警察可以直接拘捕人，无需向法院申请，也可以凭自己的判断盘查任何人，在认为有违法嫌疑不能排除的，甚至可以当场搜查任何人身（见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四章），对拒绝接受人身检查的，可以直接带走。对使用武器的标准，规定是：当盘查对象有异常举动时，应该及时发出警告，命令其停止动作，可以依法视情况使用警棍、催泪喷雾器以及武器予以制止。仔细看条文，你会发现，其实，授权文字较为模糊。

对于传唤，1997年的刑诉法，采用的是国际通则，传唤不过夜，最长12小时。2012年修改刑诉法，又回到了最长24小时。这就意味着，警察半夜把你传唤走，你得两个晚上睡不好觉。

如果对比中美两国关于搜查、扣押、人身羁押等规定的细节的话，你会发现，实际操作中区别是非常大的。后面会讲到，限制警察权力，有时也是对警察的保护。

警察还管交通、治安（包括户籍、特行等）、国保、收容教养、戒毒、出入境、反恐等，更不用说，大杀器是刑事侦查。通俗地说，警察的对象是普通民众，纪委、检察院对象是公职人员，但这界限并不十分分明，一种权力可以凭籍个案侵入到其他领域。譬如，重庆打黑时，公安可以用侦查权打击保护伞，保护伞往往是官员，警权就可隔山打牛，以此来“管辖”官员。套用王立军的话说，把这个事情变成案子，他们就是观众啦！纪委也可以用协助调查来管辖非党员；检察院的反贪也一样，可以用涉嫌行贿来调查非公职人员。

从体量和范围来说，“长枪”之外，“短枪”恐怕是政府里最具规模最有威慑力的力量了。如果说军队是国家对外的长城，警队就是政权对内的长城，不管是大领导抑或警队自身，恐怕都会如此看待。所以周恩来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目前警队的定位是刀把子，曾亲耳听一个派出所长说，我们是做刀把子的，也是容易折断的。在政府的软实力慢慢消长之际，警队这刀把子常常作为硬实力出现，不管是拆迁，还是维稳，在其中出现的警察，不当地折损了警队的权威。权威也分两种，一种是，不用强制力，只需要吩咐，对象就会遵行，一种是必须用强制力去强迫对象履行所吩咐的。

如果政府的软权威都在整体下降，警队就很难独善其身。其次，政府其他部门软实力的下降，让警队的硬实力去支撑和填充，这就成为职责之外的折损，拿一份工资干几份活，警队内部自然意见更大。

查香港和美国的警察网站，他们对警察的目标和价值观有清晰的描述。

如香港警队的目标为确保社会安稳，维护法纪，维持治安，防止及侦破罪案，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与市民大众及其他机构维持紧密合作和联系，凡事悉力以赴，力求做得最好，维持市民对警队的信心。香港警队的价值观是：正直及诚实的品格，尊重市民及警队成员的个人权利，以公正、无私和体谅的态度去处事和对人，承担责任及接受问责，秉持专业精神，致力提供优质服务达至精益求精，尽量配合环境的转变，对内对外均维持有效的沟通。

而美国洛杉矶警察的核心价值观是： Service to Our Communities（服务社区），Reverence for the Law（敬畏法律），Commitment to Leadership（服从领导），Integrity in All We Say and Do（行为和言语都有尊严），Respect for People（尊重民众），Quality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品质不断进步）。尽管这些都是说的，未必能百分百做到。

我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安全，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我国警察的誓词是：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听从指挥；严守纪律……显然，国家安全和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

如前所说，授予警队必要的权力，是必须的，但界限必须分明。法治国家对警队权力的界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扩张和收缩，但法治国家的权力制衡比较发达，对警察的制约很多，譬如检察官和法官。三者界限比较清晰，独立性也很强。这是从他们的立国原则来说，认为人不是天使，必须以恶制恶。因为人若是天使，就无需政府。

我国立法，往往是从人性本善的原则出发，相信警察、相信检察官、相信法官。曾多次听检察官、法官说，要相信警察（指他们取的证），相信纪委（没有刑讯逼供）。当然，更多的授权，是因为很多法律、执法细则，本身就是公检法自己制定，又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很多法律和部门规章，就成了无可挑战的恶法。

权力本身就有腐蚀性的。以基督教的话来说，是试探太多。因为权力可以带来很多金钱、美女、奉承，这些东西，对正常的人性，都是很严重的考验。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中，能否独善其身，答案是，我们很可能也通不过试探。曾看到一个高官的儿子，在美国生活时，也是安稳守法过日，但回国之后，别人送人民币一箱子，退回，再送美金一箱子，退回。后来呢，赚钱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糜烂。送钱或者给你赚钱时，从不说要什么回报，但真的没有回报吗？不会。

过大的警察权力，对警察未必是好事，正如，我们给孩子过多的巧克力，对他的牙齿也未必好。可惜，缺乏制约的权力，也是成人的巧克力。但另一个方面，体制对警察的工作量、待遇、尊严、权利，又缺乏足够尊重和保障。薄王在重庆时，警队那么多官员，说下岗就下岗，说入狱就入狱，谁来保障警察的权利？

所以，没有边界和无法制衡的权力，其实对每一个职业都未必是好事。所以，合理的权力划分和制衡，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有边界的和被节制的权力，对民众和官员都是一种保护。

处理警察涉案的案子，最好的方式是公开，如同香港警队的价值观一样，对内对外维持有效的沟通。警察查办自己的同僚时，不能以摄像头坏了、记录仪坏了等先把自己的路堵死。对警察的一些暴力作隐匿，不剔骨疗伤，必糜烂全身，最终损害的是整个警队的声誉和尊严，给警队也给警员自己带来全局性危险。

因为，警队一旦失去了公信力，会导致民众的普遍性对立。这几天，一个警队自媒体微信公号写的文章提醒同行，现在千万不要轻易拔枪，否则，民众就会把脑袋凑上来说，你打啊。民众对警察的尊敬，以及民众对警察的信心，需要从警队及其背后领导的一言一行来获得。反过来，一旦有了尊敬和信心之后，哪怕确实有录像损坏等情形下，民众还是会选择相信，就像如果一个朋友一向靠谱，说了什么，虽没有证据，但你会选择相信。

警察作为执法者，本身对法律了解很多，经验丰富，因此，只要公开视频、公布尸检结论等证据，完全可以判断其同僚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如果执法正当合法，民众自然情绪稳定，但如果不公正不合理，警队也无话可说。吾国历来讲，天底下最大的就是个理。

如果真相始终不明、不完整甚至被阉割与隐匿，民众和警队就各按自己的经验和情感来猜测真相，分歧就天大了。警队的情绪，也就和民众的情绪一样，不稳定。一位在省级警队从事外宣的警察对我们说，基层警队现在怨气很重，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大家都在说只能自己救自己。

这种怨气也碰到了无处宣泄的困境：传统的公安外宣是为领导和考核服务的，很少能照顾到基层警员的利益。警队的情绪又很难通过个人身份来表达，因为制服和身份特殊，警员个人的声音很容易被公众直接看作是警队集体的声音。


于是，技术赋权之下，各种五花八门的警队自媒体就大行其道，互相声援，抱团取暖，可以叫板媒体的批评，也可以反击公众的质疑，还可以用自嘲和调侃来宣泄不便发作的牢骚与怨气。如某案检察机关立案之后，尽管真相尚未全部袒露出来，就有某公安分局官博的公开声援，也有仿《五人墓碑记》这样为涉案警员鸣不平的神作流传出来。而警队内部的主流观点更是：你只是警察队伍里的一根草，但这根草确实是家里人的一片天。

这种良莠不齐、野蛮生长的警队自媒体模式，一方面获得了所谓“戴上面具占领新媒体阵地”的上级默许甚至肯定（政法口最高机构也有自己的自媒体小号），一方面还是无法解决合法性与公信力问题。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警队自媒体的主流声音习惯于自说自话，总是身份与职业认同优于事实认定与责任剖析，同仇敌忾之心远胜中立与公义之道，持不同声音的同行又很容易被警队同袍视为胳膊肘往外拐。

如果最后处理结果和警队预期有差距，基层警员和代表他们声音的各种警队自媒体，总习惯判定这又是领导慑于舆论压力，是炒作和舆论影响司法的原因，是臭公知摇旗呐喊的结果，也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影响所致。

这种判定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一位外宣警察说：外部看来警队铁板一块，其实是各自负责三分地。警方尚未定性时，舆论就开始质疑，之后其实案件的处置方向多半会被舆论左右。我们拟警情通报，很多时候会对办案部门说这个处置结果无法平息舆情。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出发点就错了，但又没办法。政府公信力毕竟太差，加上太多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自然是一有突发事件就宣泄出来，各种帽子扣上来。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本来，独立的有公信力的检法机构可以解决事实调查和居中裁判问题。本来，相对独立的有公信力的市场化媒体的报道，可以解答公众的疑惑与不信任。本来，警察协会或者类似行业自治机构，也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发声。可惜，吾国法检机构和警队之间配合多于制衡，市场化媒体的道路也日渐式微，各种协会更是色彩暧昧面目可疑，因此，剩下来的类似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和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的发声，也就和警察局自己发声没什么区别了。

警队有不满，却无正常渠道宣泄，势必影响警队士气，进而影响到其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因此，在体制框架调整之前，要缓解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仅止于个案的调整，而要从规范警队的基本职责范围开始，合理缩小警察的权限，减轻基层警察的负担，保障警队的待遇，强化对警权的监督，行不出其位，责以配其权。同时，让中立的媒体说话，让公众能看到涉警案件的公开透明，而无需猜疑怀疑，更无需以谣言倒逼真相。

即使做不到广开言路，也应尽早停止删帖捂嘴的惯性应对模式。舆情是社会情绪的正常反馈，不是疫情敌情，更不是洪水猛兽，不需要过度敏感，用不着严防死守。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就要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顾删帖，删掉了警察的形象。只会捂嘴，捂住了警队的公信力。

警队的情绪和民众情绪的对立，这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警队生活在民众中间，警察和民众是应同哀哭，同欢笑，一旦对立，是撕裂社会，最后的后果是，互相伤害，不论是言语，还是肢体。风暴中警队的愤怒，意味着下一个风暴依然会发生。风暴中民众的愤怒，则意味着更大的风暴。消弭这些风暴，关键在治本。治本，却是无比艰难。

这些年以来，与各种警察打过交道，为好几个警察作过无罪辩护，也报道过不少或高贵或卑劣的警察。亲身领教过警队的莫大权力，也深知警察的辛苦不易。仔细端详这个国家里风暴中的警队表情，真心希望这个国家未来的警察，能回归他们真正的职业本位，和香港警队一样，被市民拥戴，为国民骄傲，成社会中坚。

总之，警察不应被简化为工具与齿轮，更不应把权力边界延展为思想与言论警察，而应首先是有人格尊严和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警队也不应被视作简单粗暴的国家机器，而应是有清晰价值观与职业荣誉感的纪律部队。

当然，这一切，首先依赖于大气候的改变与体制框架的再造，也有赖于政治精英以及警队精英的强烈意愿，更离不开民众和警队自己的变革之心。所谓大道之行，各尽本分。志士仁人，众志成城。一起筚路蓝缕，沐雨栉风，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这世代接力中，我们这一代多付出，我们的孩子们，才可以少付出，那种血和泪的代价！因为，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否身着制服，都不是一根草，而是一个一个有尊严的人！

2016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