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从当红作家到异见者

bridged

2015-10-0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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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从当红作家到异见者

作者：瑞迪

是2010年。这本书写的是传销团伙的内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五年之后，您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有什么变化么？

慕容雪村：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我自己有15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法治状况愈发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超过200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逮捕，虽然其中的许多人已经被释放，但这样的抓捕行动本身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在经济方面，情况也是相当不容乐观，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股市在6月份也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从种种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形势越发困难，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所有的中国人都将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未来。

洗脑式教育甚至可以扭曲人的本能

法广：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您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指什么？因为“饿了要吃饭”，这已经不是常识，而是本能！

慕容雪村：那本书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由头而已。我试图讨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像“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还会有人被骗？为什么有人会教人们“饿了不要吃饭”？它大概可以说明，愚民教育和洗脑宣传，甚至会扭曲人的本性，而被扭曲的不仅仅是吃饭这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少了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常识—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们在讨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大量的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把政府当作国家、把执政党当作国家、甚至把党魁当作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中常见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法广：在这本书里，您说在卧底传销团伙的过程中，您意识到被洗脑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但是您自己还是抵制住了那种洗脑式的反复灌输。您自己出生在70年代，八九六四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六岁，就是说在您从少年走向成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陷入低潮，政治气氛走向紧张，但您一路走来，却可以坚持独立思考。那么，人还是可以抵制这种洗脑模式？

慕容雪村：非常难。不必说远了。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谈到中国作家群体，我说，论勇气，论对现实的认知程度，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识，作家这个群体不见得比其他群体高明多少。作家以读书、写作和思考为业，他们的表现尚且如此，其他群体，就更不必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依然非常非常强大。我个人，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往国外跑，可以及时读到境外的读物，也可以了解到国际媒体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正是这些，一点点把我从那个宣传和教育的深渊里拖出来。

在这同时，自己也要努力，要不断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及其观点，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看到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我就会下意识地问自己：这么说对么？道理何在？然后就会发现其逻辑上的漏洞，以及那些狡许诈的诡辩。假如懒惰一点，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能走到今天——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清醒，但是，这仅有的一点清醒，也是从阅读和思考中得来。

“在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

法广：在当今环境下，在中国坚持独立观点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知识精英都选择了沉默，但您还是坚持站出来，而且是在“公知”被污名化的时候，站出来，担当起这个角色。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呢？

慕容雪村：通过“公知”这个词，你可以发现我本人的变化。我现在对这个词非常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公共事务。在2009到2012年，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有了一点点公共空间，“公知”一词也是在那几年最为流行。但现在，随着习近平政府变本加厉的审查、限制、恐吓和更为恐怖的镇压，公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我这样的人，更是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一个没有公共空间、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异议知识分子”、“异见者”。我们没有什么空间，但还是坚持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到达的平台上，仅此而已。

“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

法广：刚才我们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风险很大。这些年，在中国政治空间收紧的情况下，被抓捕的可能其实一直没有远离你们日常的谈话：“下一个抓谁？”“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您怎么面对这样的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么？

慕容雪村：我写了一篇未公开的公开信，如果有一天我被捕了，你就能看到它。在这封信里，我是这么说的：“我并非勇者，但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这是真心话。我并不勇敢，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当警察来敲我的门，当他们找我去喝茶，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然后就会情不自禁地颤抖。

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的生活，其残酷、屈辱和单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有人会对坐牢抱有浪漫幻想，但我肯定没抱什么幻想。但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人不怕坐牢，不管当局多么横蛮，还是有许多人敢于反抗，敢于高声讲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坐牢，特别是因为言论和政治见解而坐牢，差不多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备受尊敬。这是近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长期在恐惧之下生活，多多少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处理恐惧的能力可能（比外界想象得）更强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

还有，我今年41岁，算是中年人了。在我这个年纪，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些事情，算是一点责任感吧。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么多朋友都被抓了，我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愧疚：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好吧，我来陪你们。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

法广：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您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当有一天这些传销者耗尽了积蓄，拖垮了身体，走投无路的时候，发觉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会怎样回报这个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么？

慕容雪村：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几年前，有个人在江苏泰州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孩子。那个人据说就是一个传销者。我想，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重视传销，至少有一千万人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这些骗局不仅骗他们的钱，还要摧残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这是更重要的。

法广：您说中国社会对传销现象始终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洗脑式灌输、对人的蒙蔽等，这些都不只是传销团伙中才有的问题。这是否也注定短期内中国走不出这样的社会逻辑呢？

慕容雪村：其实，传销在其他国家也有，但上当的人非常之少。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上当）？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的脑子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完全被洗脑了。换句话说，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传销团伙，都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这个目标是两年赚五百万；在更大的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共产主义这个词又成了热词，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其它诸如强迫人们吃苦、屏蔽信息、大量散布谎言，……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认同这种宣传、这种说辞，那么当他接触到传销，就会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这说明，这两个社会——传销社会与中国社会——具有相同的结构，而这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讲的。

2072年的中国会是怎样？

法广：您好像在写一本新书，写未来中国，2072时的中国可能是非常贫穷、鲁莽的社会现实。您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如此悲观么？

慕容雪村：小说不完全代表我对未来中国的看法。这本小说取名《我们的新时代》。故事一开场就发生在2072年，那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社会。很多人会问：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那种状态么？从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和落后非常可能。我说的封闭和落后更多是在思想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思潮在整体地后退，政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开始批判普世价值，反对民主宪政，新闻自由状况越来越差，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状况越来越差……但大多数人都对此置若罔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发生，一言不发，假装与自己全无干系。这些事情慢慢发展下去，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实在很难想象。

同时，大量的国际企业撤出中国，在许多城市，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非常明显地衰落下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已经是个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提振经济的好办法。而且，这前三十年的发展基本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中国会不会重蹈北韩的覆辙？我们知道，北韩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其生活水准不比中国差，但后来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状况会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发生？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今年5月份，（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共统治进入崩溃期。这个话题并非始于今天，大概自2009年之后，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的知识人圈子里、媒体人圈子里，讨论得非常热烈，几乎每次聚会都会谈到这个话题，有人甚至为此下了极高的赌注。高智晟最近也预测中共会在2017年倒台。这事或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认识到这个政权自身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而民间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大的变革。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可能都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中国共产党突然不存在了，或者中国共产党不能持续它的统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