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你自己的价值观都很混乱，又有何物可供输出？

bridged

慕容雪村: 有官员新造大宅，占地甚广，门户甚多，大门口贴一巨幅对联：为人民服务，替苍生造福。二门上又一巨幅：建设和谐社会，追求科学发展。三门上仍一巨幅：不爱钱，不好色，只愿天地清明；常行善，常扶贫，惟恐黎庶艰辛。进入内室，方见其真正心声，上联是：窃喜囊中生意满；下联道：哪管世间死人多。
慕容雪村: 这两年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广自己的软实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孔子学院于是乎得到发展。但事实都清楚：你自己的价值观都很混乱，又有何物可供输出？曾见过一位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每年从中方拿走上百万元薪水，谈起孔院也是一脸鄙夷。依我愚见，把这些孔院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有利于推广中华文化。
慕容雪村: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纪念毛在延安的讲话，重发旧作《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慕容雪村: 花钱买面子，其实是不要脸。操刀谈道德，其实是耍流氓。含血讲慈悲，其实是没人性。自己没一句真话，却要别人诚实信用，其实是黑心肠。做了不敢承认，屙了再吃回去，其实是脑残儿。屁股上生满烂疮，脸上涂脂抹粉，其实是没脚蟹。爹娘四处乞讨，自己花天酒地，其实是他先人个板板。
慕容雪村: 一提革命，就想到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其实革命也未必那么血腥，辛亥便是明证。一提改良，就想到波澜不惊、平稳交接，其实改良也要有相当的压力为基础，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上层权斗、下层反抗都是压力。“必须改”是两派共识，“怎么改”大可以求同存异，若你们彼此为敌，你们共同的敌人最开心。
慕容雪村: 乡镇干部三件事：吃点、拿点、抓流产；县级干部三件事：卖地、维稳、收点钱；省级干部三件事：讲话、视察、做表演；百姓三件事：出钱、卖力、干瞪眼。
慕容雪村: 现在人们知道，文学和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可能为文艺提供空间。对好事应该赞扬，对坏事就该批判揭露，文艺批评应多谈作品本身，少谈或不谈政治。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历史。历史应为谁服务？引用冯·兰克的话：我只希望说明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为真相服务。转自慕容雪村: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第一次确定了文艺的立场问题（党员作家要站在党性和政策立场，普通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态度问题（是歌颂还是暴露？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工作对象问题（为工农民和干部服务），也首次确定了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为先。可以说，文革和后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滥觞于此。
慕容雪村: 60多年来，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他们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难最重，含冤最深。他们用手推车推出的这个共和国，一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被一本户口簿焊在地里，一进城就成了盲流、三无人员和可疑分子。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了13亿人，酿成了百万吨茅台五粮液，但饥荒来临之时，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
慕容雪村: 按某些人的观点，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穿越国境》是一部标准的反美电影，片中讲了美国官员的野蛮、冷漠和没人性，他们弄虚作假、包庇罪犯、索取性贿赂…… 有人会说：看，美国还不是同样腐败？这话没错，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问题，每个政府都有腐败，但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腐败，是讳病忌医，还是诚实地面对？
慕容雪村: 表面上，中国的官几乎不拥有真正的权力，每件事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程序，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电话就能突破所有程序，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干掉谁就干掉谁。这真正的权力往往运行在桌子底下，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抄起电话，他们就可以禁言、禁书、抓人、杀人。这无限的权力就是国家公敌。
慕容雪村: 穆巴拉克执政30年，一直以“稳定”为其首要目标，用尽各种招数维稳，为埃及带来了深远而广阔的苦难，终于有一天，被稳定的人们不再沉默，纷纷走上街头，他们说：为了结束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我们拼了。有人这样评价：太多的稳定让埃及变成了一具木乃伊。其实不仅会变成木乃伊，也会变成兵马俑。
慕容雪村: 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后来一系列灾难的预演，其中的许多手法都值得警惕。其一叫“查小广播”，动员、强制党员交代个人言行，还要交代别人言行。只要某人的交代跟别人说的不符，那就可能成为疑点，以此为突破口，穷举深挖，大造声势，把推论当证据，把小小细节当成重大历史问题，最终让无数人蒙冤受难。
慕容雪村: 对政府高官，怎么猜测都不为过，因为他手中握有灭门的权力。对食品安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因为事涉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但对另外一些事，我还是主张宽容，要理解他人身上的不可解之处。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因其无深情；人无疵不可与交，因其无真气。王尔德也说过类似的：人总该有点不可理喻之处。
慕容雪村: 多年前有个五讲四美的口号，这9个动词都缺主语，谁该讲？谁该美？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那些当官的。因为他们最不文明，最不礼貌，最不讲卫生，经常违反秩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挺缺德。他们的心灵需要净化，他们的语言需要过滤，他们的行为需要规范，至于他们的环境，所谓官场，那叫一个龌龊。
慕容雪村: 回想当年学过的政治课、历史课和思想品德课，依然记得那股子臭烘烘的霉味，乏味，无趣，令人厌烦，还有一股拿肉麻当有趣的猥琐劲儿。很多年我都以为那是编撰者不负责任搞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每一节白痴无聊的课程，都有其深思熟虑的恶毒，目的就是把形态各异的人打造成一模一样、符合他们范式的蠢货。
以前我们抓到坏人，直接拉到河边爆头；后来我们抓到坏人，给他戴上纸帽子游街；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关进牛棚专他的政；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送到沙漠里种树；再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起来让他家人赎票；现在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进疯人院喂他吃药。我们一直在努力。
和平年代，爱国不需要假想敌，也不需要仇恨任何人，只需做一个好公民：足额纳税，遵纪守法。如果法是恶法，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过分渲染的民族仇恨、阶级压迫，偏激的、奴化的爱国教育，不会造就真正的公民，只能生产顺民和暴民。前者苟活于世，后者满腔怒火，一旦有变，他们就将变成为祸人间的炸药。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才子、学者。他死于1907年，死前写了九首预言诗，有人比之于烧饼歌、推背图，我向来不喜预言图谶，但很喜欢陈寅恪先生为之写的跋：“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个国并不陌生，非驴非马，即是我们的骡子国，不用劁夫阉割，我自己就先废了。
重庆时报向中国作协道歉，应算是本年度众多的丑闻之一。不知道什么样的言论才是安全的，叉叉叉不能批评，叉叉叉也不能批评，叉叉叉还不能批评，现在连鸡肋协会也不能批评了。在一个布满敏感词的世界，当一名作家是可耻的。我以前说，给我五块钱我也不加入作协，现在我决定，哪怕它给六块，我也不加入。
部分国人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福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是我的早晚还是我的；没争来福利，他就扮演先知：瞎折腾什么呀？我早就知道没屁用；为他说话的被抓了，他就幸灾乐祸：活该！瞅丫那傻样，让他出风头！
李银河为同性恋者辩护，为换偶者辩护，主张身体是自己的，而不是公共财产，也不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这些我都赞成。一个自由的世界应当允许人合法地淫荡、合法地猥琐、合法地道德败坏。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另外，“道德”一词在很多场合都值得怀疑，明智者应尽量避免以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别人
为了开个SB会，买菜刀要实名，买耗子药要实名，现在连衣服也不让晾了。不知道这会究竟是为谁开的，如果是为外国人开的，外国人不在乎我们晾不晾衣服。如果是为中国人开的，中国人都不爱穿湿衣服，当然，也许当官的口味独特。想来想去，肯定是官老爷们自己开着玩的。SB会，让官员的生活更美好。
1953年，汪篯奉命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先生在回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研究所内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信中有几句话堪称雷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教育，醉心于学问，算得上“学究天人”。他不是手握大权的公卿，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傲骨铮铮的学人。他双目失明，却永远大睁两眼，在黑暗中侧耳倾听真理的声音。文革中遭受迫害，甘少苏这样回忆：陈寅恪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在那个无视真理与自由的年代，连陈寅恪这样与世无争、堪称国宝的学术大师也不得善终。暴政恣肆，竟连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盲者都不肯放过，恶权横行，960万平方公里竟放不下一张清贫的书桌，真不知是何等人间。
为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不准再提NBA，这愚蠢而狂妄的命令，底子还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须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主权的战场。多说几次NBA、 MBA、EMAIL，不见得就会被坏人洗了脑。第一步反英文字母，继之反英文，继之反洋货，继之封锁国门，不许片板下海。从此天下大同，幸甚幸甚他妈的。
教材中剔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厄泼赖》这样的文章没什么可争论的，应该。前者不公正，后者已过时。鲁迅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争论，少见义理，多见意气，戾气逼人，很容易教坏孩子。我更希望当局能把韩寒的文章选入教材，因为他说的都是常识，让人明辨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把鲁迅说成是最大的五毛党，不知鲁迅于地下会怎么想。不过我更愿意用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本书写于1959年秋天，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许广平也许是想拥抱一丝温暖。
当下中国大学不见学术，只见权术，不见风骨，只见媚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级别，不孜孜于义理，只鹜鹜于待遇，比之民国年间陈序经、张伯苓诸先生，与其慨叹人心不古，不如检讨我们僵化顽固的教育体制，书上说民国时代黑暗腐朽，但当时的教育是教人聪明，现在是伟大光明的新时代，可教育只教人愚蠢。
陈序经，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中的“特务、间谍、反革命”，他不是高官，不是大款，按这时代的标准，只能算一个潦倒的 LOSER。他鄙薄名利，也不在乎权势，林云陔请他当教育厅长，他不干，宋子文请他当驻泰国大使，他不干，1949年国民党让他当副部长，他还是不干。
49年之后破除信仰，邓复出之后只强调金钱，中国人都成了汹汹逐利之徒。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只看他是不是高官，是不是大款。与陈序经这样清白皎洁的读书人相比，当下的价值观十足可鄙。虽然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比不上同代的大师，我依然由衷地尊敬他。
同样清高的还有“南开先生”张伯苓，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亚于蔡元培、陈序经诸君子，办学之初就立誓“终身从事教育，绝不做官”，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邀请。1948年，在蒋介石再三恳请之下，当年半天的“短命院长”，因为不满“无官不贪，不吏不污”的官场现实，愤而辞职。
49年天下振荡，蒋介石几次亲自登门劝张先生离开大陆，他不走。最后蒋经国许诺：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可他最终还是没走。1950年张先生回到天津，南开师生对他极其冷淡，甚至有学生要求以“战犯”惩治他。而众所周知，南开是他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心血。读书读至此处，不由得心头悲凉。
杰弗逊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T.杰弗逊，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信仰自由法案的作者，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创办者。没提他当过美国总统，也许在他看来，一个大学校长或法案拟定者，比总统更值得尊敬。我喜欢他另一句话：如果让我来选择，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选择后者
他有时眼睛雪亮，有时不明真相，有时别有用心。他好面子，他只讲眼前利益。他没有原则，也不怕报鬼神报应。他觉得挺身而出是挺傻的事。他要的不多，只要一口吃的。他勤劳，他伟大，他不算强壮。他祖上曾经阔过。他心眼挺多，他心眼挺好，他心术不正。------中国人肖像
主义之后，思想继之；思想之后，理论继之；理论之后，学说继之；学说之后，体系继之；体系之后，论断继之；论断之后，观点继之；观点之后，口号继之；口号之后，何以继之？
遇到教授，谈酒色财气；遇到大款，谈人文关怀；遇到后进，谈身家地位，遇到前辈，谈腰子功能；遇到丑男，谈江湖往事；遇到美女，谈悲伤爱情；遇到和尚，谈男欢女爱；遇到色狼，谈慈悲清静；遇到奥巴马，谈尊重主权；遇到金正日，谈坚持革命；遇到活人，谈安定团结；遇到死人，谈和谐稳定——做快乐的中年猥琐男
有位北京老爷子跟我讲过四五运动，34年前的今天，他就站在腊肉馆附近，看着纠察驱散人群，看着游魂聚成人海，看着他们掀翻车辆，看着他们四处奔跑，看着他们纵火烧楼，也看着那楼渐渐垮了……我听完只有一个感觉：胡闹，至于这场胡闹如何成了反革命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变成革命之日，我也不知道。
几只狼绑架了一群羊，建了一个新的羊圈。羊吃草，狼吃羊，每当有羊消失，就有狼站出来说：别信它们造谣，历史证明，狼从来不吃羊，狼爱你们羊。羊的情绪很稳定。后来有几只聪明的羊发现了真相，狼就把这几只羊关了起来，说它们是羊奸，禁止它们发出叫声。羊的情绪一直很稳定。----听《当狼爱上羊》有感
“我要亲历现实，并在心灵之坊中锻造出民族尚未出现的良心。”这话是乔伊斯说的。在艰难时刻，作家本应是民族的良心，坚持真理、奔走呼号。而中国历来缺少有骨头的文人，作家们争着向暴政屈膝，对权势媚颜，为谎言涂脂抹粉，他们不是作家，只是一群逐利而居的帮凶、帮闲、篾片相公，俗话叫“兔儿爷”
老师骗学生叫教育，大人骗小孩叫爱心，官员骗政府叫政绩，专家骗公众叫理论，医院骗病人叫诊疗，媒体骗观众叫新闻，商人骗消费者叫广告，政府骗老百姓花样最多，叫爱国主义，叫安定团结，叫为人民服务。这是谎言之国，说真话是最大的最恶。这是谎言之国，不作秀，不得活。
谎言横行造就了一批虚无之徒，我就是其中之一，年齿越长，经历越多，人就越虚无。看大人物出场，我就想他儿子赚了多少钱，看食品广告，我就想这玩艺吃下去会不会死，看标语扫黄，我就想肯定黄得厉害；看谁跑过来说爱我，我就想：这王八蛋究竟打什么主意？据说这就叫成熟和理性
王益事件涉及到两位女明星，格外引人注目。其实不必大惊小怪，这就是当代生活。权力若无人监督，官员必然横行，一切资源都逃不出他们掌心。金钱、权位、鲜衣怒马、名车豪宅……再微小的资源也不肯放过，比如很多官员都是作协会员。而漂亮妩媚的女明星，也只不过是这场权钱交易中廉价的消费品。
毒奶粉，毒疫苗，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每一事件都打上了官商勾结的印迹，当权力腐败影响到千万人的生活，当民怨累积到爆发点，政府依然主唱“稳定压倒一切”。一次次的反腐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腐败不是罪恶，站错队才是，跟错大佬才是。这脆弱的、勉力支撑的“稳定”，会不会埋藏着未来的腥风血雨？
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宣传干部，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一群部级、厅级长老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不算什么奇闻，屁民们就不要聒噪了。
愤青为什么容易被伤害？因为他们被奴化教育教得没了自我，总有“我即国家”的狂妄感，同时也分不清国家、政党、党魁之关系，看见有人批评政党，就觉得是在批评自己。看到有人对党魁稍有不敬，也感觉自己受了侮辱。没有自我、狂妄自大、易愤怒、易受伤、缺乏理性、缺乏常识，是这类人的共性。
１在大多数国家，除了法律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在少数国家，除了法律允许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但在我们这儿，不管是法律禁止的，还是法律允许的，都是可以做的，也都是不可以做的。常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在某些案件中，真正的依据往往不是事实，而是领导意图，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法律也不是准绳，而是松紧带，想松的时候就松，想紧的时候么，嗯，赵老师说了，还挺紧的。
２余英时：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３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考虑到我们这儿的国情，这话可以改写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对某些人执法必严，对别外一些人不必严；某些人违法必究，别外一些人不必究。法律对中国公民一视同仁，但有些超级公民更他妈同仁。
４太平天国实行计划经济，提倡以德治国，也号称要追求天下大同。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分开，禁止私下交配，诸王大将和洪秀全本人却可以任意胡来。他们篡改经典，伪造历史，把一切先贤之说都当成毒草，他们大造宫室，任由民间颠沛流离，他们造就了19世纪最大的灾难，看着却如此眼熟。在这场世纪之灾中倒也有几个人物，石达开用兵仿佛林彪，杨秀清组党好似刘少奇，至于洪秀全本人嘛，嗯，好像星宿老怪丁春秋。
５几十年来，“要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话一直响在耳边，却很少有人知道“和平演变”究竟有什么坏处，其实这个词和主权、领土没什么关系，也不是要占领、消灭哪个国家，它的本意就是在越来越多地交往中，让两种制度公开地竟争，使人们能够看清其优劣差异，从而改革糟糕的制度，使之变得不那么糟糕，这和人们平常讲的“温和改良”几乎没有分别。许多人对和平演变畏之如虎，闻之色变，与其说他在担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不如说他在担心自己的位子不稳。
６戈培尔是纳粹宣传部长，被誉为是“希特勒的创造者”，他的言论五条：1、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让他们视地狱为天堂；2、报纸上的言论，应当服从于共同目标，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3、人民比我们想象的要愚蠢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4、我们信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信仰；5、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戈氏在纳粹执政时期权重一时，到了1945年5月1日，就在柏林即将被攻克之时，他心知大势已去，先毒死了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命令党卫军从其背后开枪射杀，这个与全人类为敌的、纳粹的宣传部长就此仆倒于血泊之中。
７鲁迅：“外国用火药制造枪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其实类似之事还有许多：外国人把民主自由视作必然之事，中国人却当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外国人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甚至是不必要的恶，中国人却把它看成是亲爹亲娘……
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一生遭遇非凡，初为不良少年，横行乡里，20岁有志于学，多有事功，治黄河，开矿，搞赈济，懂数学、懂医学，还是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者。他一生都不正经，爱青楼，爱美酒，最爱寡妇。那时代的很多大人物都跟他有关系，李鸿章是他的知己，端方是他的朋友，袁世凯、盛宣怀是他的仇人。
９苏曼殊只活了35岁，这和尚多才多艺，爱吃糖，可称甜和尚；经常出入青楼，可称百花丛中尊者；浪漫多情，可称风流阇梨；《围城》中说他的诗有日本头油味，其实他也有慷慨之作：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他的墓和苏小小墓相去不远，或许这两人可以在阴间相爱。
１０“中国不能搞代议制民主，这是由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国情；“因为国民素质太低，所以暂时不能实行民主。”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那个素质低的。“人权当然重要，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被压倒的那个。
１１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公民，而不是人民之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对“权力”二字保持足够的警惕，这社会就会变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陷阱，是刀山火海万丈地狱，但对大多数正直善良的人来说，那不是什么他妈的陷阱，而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１２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这么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然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13约翰.多恩有一首诗，写他妻子解下腰带、脱去外套、脱下内衣，脱掉最后一层，最后脱掉鞋，扑到床上开始抒情：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我的王国，我的宝藏……接着“尝遍欢乐”，“囚禁乃是自由”，手放在哪里，哪里就是监牢。最后做哲学思辩：“她们如秘密之书，我们须将之读透”。简直就是诗中AV
14中国古代有名的美女基本上是四种人：名妓、宠妾、女作家、皇帝他妈。她们周旋于男人之间，美丽妖娆，是心头珍宝，也是掌中玩物。自来红颜薄命，美人大多不得善终，关盼盼绝食死，绿珠跳楼死，杜十娘沉江死，杨玉环勒死，董小宛吓死，张丽华砍头，苏小小呕血，李香君不知所终，小周后被人强暴，郁闷而死
15有学生问欧几里德：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大怒：你跟我学习几何学，居然还问我几何学有什么用，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侮辱几何学！----常听人问：哲学有什么用？文学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说实话，这些真没什么用，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些无用之物，在吃喝性交之外，人类应有些更高级的追求
16小贩街头烤羊肉串，一城管疾冲而至，一脚踹翻烤炉，小贩大怒：你你你，你你你！城管：你他妈想说什么？小贩憋了半天，脱口而出：我是公民，我……我有尊严！城管嘿嘿冷笑：傻逼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吧？还尊严？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尊严？
17提到慈善，想到一则往事，好像出自官场现形记：某年山西大旱，有慈善家募集数万银量，到灾区赈济灾民。时当灾年，穷人卖儿卖女，慈善家行善之余，买了几十个小女孩带回上海，漂亮的留着自己用，不漂亮的一股脑卖给了妓院---我想说的是：有些事听着感人，说穿了都是生意；有些人看着伟大，看破了都是贼
18在布满预兆和星辰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扉，去接受这世界动人的冷漠。我感觉自己与这世界是如此相似，亲如手足。我感觉到昔日的幸福，而这幸福在今日依然如是。为了给一切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也为了使自己不再孤单，我只希望处决我的那天会来许多观众，以仇恨的叫声送我走完最后一程。《局外人》结尾
19清代沈永之在云南山中开掘隧道，山势险峻，工程进展异常缓慢，一日，忽有一艳装美女从洞中奔出，工人们大喜，扔下工具纷纷追看，只有几个老成之人不为所动，依然操作如故。不久，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崩塌，老成之人全都砸死洞中。沈永之评价道：人不能不好色啊，瞧瞧，这就是不好色的下场。
20芳菲时节，何不远游？山谷中薇菜正嫩，灌木丛中浆果渐渐红熟。跳进花丛摁倒几只兔子，砍一棵黄花梨把它烤熟。如果你是同性，我们可以濯足清流，谈一谈这该死的世界将会交在哪个无赖手中；如果你是异性，让我们拿花叶造一张床，把未来的领袖洒在青草丛中----为朋友的山林露营计划写的旅游文案，修改版
21手握公器，应有公心，少给人泼污水。因经济问题被抓，你办成一个纯粹的经济案谁都不能说什么，成天说那些没用的，栽脏抹黑，这是恶毒小人和长舌妇的无赖打法，不是手握公器的人该干的。小民家里放几张毛片、有个把私生子，这不是犯罪，不是你该管的事，真有那体力精神，用来监察贪腐官员不是更好？
22今晚有兄弟带我去探访低端色情市场，居民楼中，数条大汉把门，昏暗的楼道中站着许多面目可疑的男女，眼镜青年面带羞涩地挑选姑娘，黑裙少女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在这暧昧而混乱的所在，找个姑娘春风一度只需80元。姑娘们似乎都麻木了，站在夜色中，神情如悲似喜，用她们廉价的青春竭力对抗这操蛋的世界
23旧的书报检查法令，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它的安全呢？---马克思，1842年
24康熙有30个老婆，一共生了56个孩子。其中有20个女儿，12个夭折。有36个儿子，有16个没活到15岁。这还是帝王之家，能活下来的婴儿也只有50%。对此两个感想：1、这么低的存活率，中国人还能搞出这么庞大的人口，可惊可叹。2、那么多医术精湛的太医，居然连皇帝的孩子都救不了，中医的作用可见一斑。
“让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受到尊重，不要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说这话的是爱因斯坦，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家伙。“为什么这么多人崇拜我？即使他们对我的理论一窍不通，且不感兴趣？难道他们都认为我长得像魔术师，所以才像看耍猴一样来看我？”----以为自己出了点小名就不可一世的人鉴之。思考题：如果持续一年都是哀悼日，中国会怎样？金凯瑞主演的《冒牌天神》是部大烂片，但说明了一个道理：自由意志不容干涉，上帝也不行。神可以赐你力量，赠你财宝，但不能包办你的爱情。在心底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甚至可以超越对上帝的崇拜。只有最无知者才会揭批“私字一闪念”。你不能强迫别人悲痛，正如你不能强迫他爱你。当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盛况：灾难成了表演悲痛的大舞台，一切笑容都是邪恶的，一切正常生活都是冷血的，一切娱乐都是亵渎神灵的。所有人都被道义绑架，去流不伤感的眼泪，去说不真诚的哀悼，全民争当好演员，打个饱嗝都像哀叹。问题是：如果悲痛是被迫伪装出来的，这悲痛又有什么意义？捐款是高尚之举，但不是法定的义务。捐款值得赞美，不捐款也不该被鄙视。不能计较谁捐得多，谁捐得少，善心不是称砣，不能论斤论两，捐一亿是善举，捐一分钱也是善举。慈善有宗旨：“有力则行，无力则止”，不赞成倾家荡产地捐款，因为还有家人、亲戚和朋友。责人不能过苛，“给是情谊，不给是公道。”我不喜欢《色.戒》，但很喜欢汤唯。喜欢汤唯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扛起了中国的耻辱。民官僚机构消费着民脂民膏，握着又粗又长的权杖，不能造福于民，却只能对付一个娇弱的女子。对付一个娇弱的女子也不敢光明正大，只敢在背地里做手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怎么能怯懦至此，卑鄙至此？
吴邦国：“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说明一党专政就是比多党轮流好，民主集中制就是比三权分立好，人大和政协就是比两院制好。为什么好？不用解释，解释了你也听不懂，就是好来就是好。上海世博会，估计又会让部分国人找到“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俯视各国蛮夷，展现上国风貌，嘿，味道好极了。当世博遗址成为爱国基地，当重金建设的场馆被拆除，而学校依然在地震中轰然垮塌，当洋人风光而去，灾民痛不欲生，我们大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天朝就是牛X，我们的优点就是比他们的缺点好。抵制洋货与爱国没什么关系。生产洋货的未必是外国的国营企业，他们赚的钱不见得就变成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另外，消费应基于理性，尽量用更少的钱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花大钱买一大堆质次价高的烂货，只能说明这人缺心眼，不能说明他爱国。如果爱国的全是这么一堆缺心眼的货，这个国家也没什么前途。在中国当个理论上的好官要做到：一、别管家人，哪怕他们死了，也要坚持工作；二、别管自己，哪怕明天就死，也要坚持工作；三、别管收入，哪怕一分钱不给，也要坚持工作；四、别管性生活，满脑子都是道德，从不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五、别开玩笑，开会板着脸，走路皱着眉，连撒尿都得带着忧国忧民的表情。思考题：如果没有宗教，人会更邪恶吗？滋养心灵与灵魂的是文学，而非《圣经》经文，我们不信天堂地狱，也不需哄骗、诱惑、威胁、恐吓，但没有任何统计显示，我们犯下的罪恶比那些虔诚的人更多。我们接受仅有的此生，并借子孙脉系将生命流传下去，为了他们，我们必须让开路，腾出地方。——希钧斯《上帝没什么了不起》。此言深得我心。愚民政府就像那个“掩耳盗铃”的糊涂鬼，不仅捂自己的耳朵，还捂别人的耳朵。本想一手遮天，遮不住天，就遮你的眼睛。死亡人数不让你知道，疫情泛滥不让你知道，大官娶了谁当老婆还不让你知道……该知道的统统不让你知道，用谎言掩盖真相，用谎言解释谎言，最后无人信他，只剩下满天谣言和恶意揣测。他封锁消息，我只能相信流言；他掩盖真相，我只能胡乱猜想；他说形势一片大好，我只能想妈的看来不妙；他说某某光荣伟大，我只能想这厮不是好人；他说某某别有用心，我只能想人家其实不坏；他带着笑说一切都是为我，我只能表示感谢，赶紧捂住钱包；他拿着刀向我求爱，我只能乖乖就范，暗骂他妈个X。怀疑政府是公民的基本素质。政府经常是邪恶的，必须加以约束。法令和规章有可能损害你的权益，大人物有可能当面说谎，而公器不能随随便便地交在骗子手上。在开明国家，对官员的言行提出质疑几乎是天赋人权，在天朝则是大逆不道。好演员可以成为政府首脑，但政府首脑不能仅仅是个好演员。戏好，人未必好。 生存权至上，并不表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着。我有平安居住的权利，房子不该被暴力拆除；我有吃饭的权利，但不应吃毒酒、毒米、毒蔬菜和地沟油；我有平安就医的权利，不该接种毒疫苗、吸工业氧气；我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你开你的盛会，我使我的菜刀；未经审判，我应享有自由，不该像骷髅一样死在劳教所里。
面对灾难，痛悼逝者，慰问生者，尽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要分析灾难成因，谴责负有责任而不作为的人，还要分析灾难何以如此之烈，为什么校舍总是率先成为废墟？在这个国家，为什么官员的命总是比孩子的命更贵重？如果下一次灾难来临，希望学校不要倒塌，孩子不要受伤。他们太小，请让他们免于恐惧。很想写点什么，关于苦难，关于这些美丽的孩子，可最终还是无法下笔。我怎么可以用虚伪做作的文词去装饰他们的死亡？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看着这小小的身体，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一首诗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以前我们抓到坏人，直接拉到河边爆头；后来我们抓到坏人，给他戴上纸帽子游街；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关进牛棚专他的政；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送到沙漠里种树；再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起来让他家人赎票；现在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进疯人院喂他吃药。我们一直在努力。
和平年代，爱国不需要假想敌，也不需要仇恨任何人，只需做一个好公民：足额纳税，遵纪守法。如果法是恶法，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过分渲染的民族仇恨、阶级压迫，偏激的、奴化的爱国教育，不会造就真正的公民，只能生产顺民和暴民。前者苟活于世，后者满腔怒火，一旦有变，他们就将变成为祸人间的炸药。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才子、学者。他死于1907年，死前写了九首预言诗，有人比之于烧饼歌、推背图，我向来不喜预言图谶，但很喜欢陈寅恪先生为之写的跋：“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个国并不陌生，非驴非马，即是我们的骡子国，不用劁夫阉割，我自己就先废了。
重庆时报向中国作协道歉，应算是本年度众多的丑闻之一。不知道什么样的言论才是安全的，叉叉叉不能批评，叉叉叉也不能批评，叉叉叉还不能批评，现在连鸡肋协会也不能批评了。在一个布满敏感词的世界，当一名作家是可耻的。我以前说，给我五块钱我也不加入作协，现在我决定，哪怕它给六块，我也不加入。
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季羡林《我和佛教研究》，1986年。我基本赞同这段话，只有一点不太同意：信仰问题往往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论证。
李银河为同性恋者辩护，为换偶者辩护，主张身体是自己的，而不是公共财产，也不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这些我都赞成。一个自由的世界应当允许人合法地淫荡、合法地猥琐、合法地道德败坏。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另外，“道德”一词在很多场合都值得怀疑，明智者应尽量避免以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别人。
为了开个SB会，买菜刀要实名，买耗子药要实名，现在连衣服也不让晾了。不知道这会究竟是为谁开的，如果是为外国人开的，外国人不在乎我们晾不晾衣服。如果是为中国人开的，中国人都不爱穿湿衣服，当然，也许当官的口味独特。想来想去，肯定是官老爷们自己开着玩的。SB会，让官员的生活更美好。
在那个无视真理与自由的年代，连陈寅恪这样与世无争、堪称国宝的学术大师也不得善终。暴政恣肆，竟连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盲者都不肯放过，恶权横行，960万平方公里竟放不下一张清贫的书桌，真不知是何等人间。
1953年，汪篯奉命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先生在回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研究所内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信中有几句话堪称雷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教育，醉心于学问，算得上“学究天人”。他不是手握大权的公卿，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傲骨铮铮的学人。他双目失明，却永远大睁两眼，在黑暗中侧耳倾听真理的声音。文革中遭受迫害，甘少苏这样回忆：陈寅恪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南方周末》头版：《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向中国最敢言的报纸致敬。恩格斯评价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读至此处心有狐疑，恩老师讲的罗马和我所看到的中国完全一样，基督教就是这么发展壮大的，难道，难道，酱油党和菊花教的时代到了？
为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不准再提NBA，这愚蠢而狂妄的命令，底子还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须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主权的战场。多说几次NBA、MBA、EMAIL，不见得就会被坏人洗了脑。第一步反英文字母，继之反英文，继之反洋货，继之封锁国门，不许片板下海。从此天下大同，幸甚幸甚他妈的。
教材中剔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厄泼赖》这样的文章没什么可争论的，应该。前者不公正，后者已过时。鲁迅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争论，少见义理，多见意气，戾气逼人，很容易教坏孩子。我更希望当局能把韩寒的文章选入教材，因为他说的都是常识，让人明辨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把鲁迅说成是最大的五毛党，不知鲁迅于地下会怎么想。不过我更愿意用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本书写于1959年秋天，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许广平也许是想拥抱一丝温暖。
当下中国大学不见学术，只见权术，不见风骨，只见媚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级别，不孜孜于义理，只鹜鹜于待遇，比之民国年间陈序经、张伯苓诸先生，与其慨叹人心不古，不如检讨我们僵化顽固的教育体制，书上说民国时代黑暗腐朽，但当时的教育是教人聪明，现在是伟大光明的新时代，可教育只教人愚蠢。
49年天下振荡，蒋介石几次亲自登门劝张先生离开大陆，他不走。最后蒋经国许诺：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可他最终还是没走。1950年张先生回到天津，南开师生对他极其冷淡，甚至有学生要求以“战犯”惩治他。而众所周知，南开是他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心血。读书读至此处，不由得心头悲凉。
同样清高的还有“南开先生”张伯苓，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亚于蔡元培、陈序经诸君子，办学之初就立誓“终身从事教育，绝不做官”，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邀请。1948年，在蒋介石再三恳请之下，当年半天的“短命院长”，因为不满“无官不贪，不吏不污”的官场现实，愤而辞职。
49年之后破除信仰，邓复出之后只强调金钱，中国人都成了汹汹逐利之徒。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只看他是不是高官，是不是大款。与陈序经这样清白皎洁的读书人相比，当下的价值观十足可鄙。虽然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比不上同代的大师，我依然由衷地尊敬他。
陈序经，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中的“特务、间谍、反革命”，他不是高官，不是大款，按这时代的标准，只能算一个潦倒的LOSER。他鄙薄名利，也不在乎权势，林云陔请他当教育厅长，他不干，宋子文请他当驻泰国大使，他不干，1949年国民党让他当副部长，他还是不干。
82年的劳教试行办法，规定了七种情形可以收容劳教，无需法庭审判，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包括早已不提的“反革命”分子，还包括“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劳动教养没有明确的期限，据说有人在里面呆了几十年。
“大会期间，一胖子、一中年美女、一老太太和一武林高手打麻将。开局之前各自吹嘘以往战绩，胖子道：上承先祖余荫，本人精通兵法，要胡就胡清一色！中年美女道：家父一代宗师，本人精通热舞，牌桌之上没输过！老太太道：啥也不会，啥也不懂，连座十二庄！武林高手操香港普通话道：你们聊着，我先走了。”战至中午，众人腹饥。问侍者，答：唯蛋炒饭耳。胖子拂袖而去，侍者偷笑。中年妇女怒曰：尔等有道德档案否？待吾去查看，亦离席。唯剩老太，大笑道：老身不才，自摸二饼，连坐十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