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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请愿对日宣战,蒋介石让他们去参军,结果无一人前往? | 短史记
2016-07-18 谌旭彬 今日话题
图注:蒋介石接见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最近,有一个段子非常流行。其大意称:“1931年9月底,上海复旦、光华等各大学学生5千人至京请愿,敦促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学生,提出了两个办法由学生们自己选择,一是返回学校安心读书;二是去南京孝陵卫新兵训练处报到,正式入伍当兵,参加抗日。蒋介石训话完毕,众人皆领受而回,无一人去新兵训练处从军。”
这个“蒋介石让学生参军,无一人前往”的段子,是不是真的呢?
一、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确实对学生讲了一段类似的话
据蒋档《事略稿本》,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接见自上海前来请愿的学生五千余人。蒋发言长达1小时有余,其中确有一段类似的话:
“诸位忍饿耐寒,吹风淋雨,以爱国血诚,来此请愿,足见人心不死,前途实有绝大希望,并使本席增加十二分勇气与力量。殊足欣慰。……政府同人正日夕积极工作对外之一切准备,决不放弃责任,为将来国家之罪人。本席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至诸位青年,在此时期,正宜刻励沉着,锻炼修养。多虚耗一分光阴,即损失一分学业,国家即减少一分力量。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今日到京同志,如愿从军效国,即可编入义勇军,受军事训练。现已在孝陵卫筹备可容五千人之营房。如愿回校求学,即于今晚离京,仍有原车运送。”①
二、官方调查学生行踪的报告,未提及有学生往孝陵卫参加义勇军
蒋介石这番训话之后,学生们作何反应呢?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吕奎文、李北昆、王涤文、韩立德等人,曾奉命调查、追踪这批上海来京请愿学生的一举一动。9月30日,即蒋介石训话次日,李北昆、吕奎文二人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内称:
“各校学生组织严密,纪律极佳,毫无涣散喧扰情形。……蒋主席在军校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词极诚恳,并提出办法两种,即各校学生愿回沪者当晚即须离京,不愿回沪者即赴孝陵卫加入义勇军受军事训练。其训词详见卅日报载。……惟以训话时之鼓掌及呼口号时之喧呼细察之,见各校学生态度,似当有认为结果不圆满者。训话毕,由军校招待晚膳,乃复旦、暨南及同德三校学生竟不食而走,时已下午五时,职等以枵腹终日,乃往就餐。餐毕复往军校调查,则各校学生正纷纷赴国府车站,准备回沪。职等在站见各生均有不满之意。惟复旦、暨南、同德三校尚未离京。据调查结果,该校学生关于返沪问题须俟当晚会议方可决定。详情如何,俟今日调查后再行续报。”②
该报告无一字提及有学生前往孝陵卫参加“义勇军”。
10月1日,王涤文、韩立德二人也提供了一份追踪报告。内称:
“职等……在该校(中央大学)确实调查,计当晚(9月29日)回沪者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同德医学等学校,预定次晨(9月30日)返沪者有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法工学院等校。职等见当时秩序尚佳,且预定当晚回沪者业经动身,当无其他变故,乃复至中央军校等处调查。结果并无学生驻留该校,乃即返部。今晨(10月1日)复至中央大学调查,确悉预计昨晨返沪各校业已全体离京。”③
该报告也无一字提及有学生前往孝陵卫参加“义勇军”。
三、但是,蒋介石建议学生入“义勇军”,并不是让他们去参军
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建议青年“如愿从军效国,即可编入义勇军,受军事训练”,其中的“义勇军”,并不是正规部队,而只是一种专门为学生所设立的准军事化组织。1931年9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一份《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该纲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制定。纲领要求“全国高中以上各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不能参加义勇军的女生,则可学习战时看护、救伤等知识。义勇军的训练为6个月,每日2小时。军事训练之外,知识学习仍是首要之务,纲领明确规定,“学生应该努力学业,不得罢课”。④
另外,孝陵卫营房,时供陆军教导第一师使用,也不是什么“新兵训练处”。蒋之所以让请愿学生去“孝陵卫营房”参加“义勇军”,乃是因为根据《学生义勇军训练办法》,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学生义勇军训练处,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国军队教育、军校教育)直接负责组织(其他地区由军方主导,党部和教育部门辅助)。⑤孝陵卫营房,是军方可供选择的一处军训场所。
也就是说,蒋介石给请愿学生的建议,并不是“要么参军,要么读书”。根据政策,去孝陵卫参加义勇军,也还是要以读书为先;回上海学校读书,也仍可以参加本校的“学生义勇军”组织。所以呢,细究这个对话,蒋让学生选择,算不得是在刁难学生;学生没去孝陵卫,也尚不足以说明其空喊爱国口号、并无爱国之心。
图注: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戎装要求北上抗日的青年学生
四、上海当日号称有万数学生义勇军,但1932年沪战,仅有数十名“学生义勇军”上前线支援
遗憾的是,学生们对加入“学生义勇军”虽有热情,却很难维持——如复旦大学高峰时有学生义勇军930人,青年义勇军180人,女子学生军66人,女子救护队36人;但到1932年初,则多已星散。相比去参加军训默默流汗,学生们显然更愿意前往国民政府门前大声疾呼。1931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出任上海学生义勇军训练处主任。但王氏到上海后,并不足以挽救“学生义勇军”的暴盛暴衰。据学生运动的当事人披露:
“上海变起,……各校武装健儿随处可见。中央注意于此,特派老军事家、中委王伯龄氏,来沪专责训练。期以有用青年,将来亦可驰驱于疆场。殊不料学生们有头无尾,老英雄竟无用武之地。……自王氏就职以后,各校肯专心受训者究有几何?学生藉故不上军操者,实居多数。有其名而无其实,诚出乎王氏初料之外。……沪战(指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开始,所谓各校共有万数以上的义勇军,除了复旦数十名和中公十余名的大无畏的抗日健儿正式参加外,平日通电也、领枪也、上操也的所谓多数的少爷小姐兵,哪里去了?上前线么?已到了内地的镇乡。杀敌人么?殆斗着方城的手战(不是一概而论)。”⑥
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乃是一位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曾上前线支援的学生义勇军。故其言辞之间,对同人有着很深的责备。这种责备或许有些过激,但却也有助于后人管窥当年学生请愿运动的成色。
五、1931年学生请愿运动,当局惟在避免流血冲突一事上尚可称道
总体说来,1931年的学生请愿运动,大致可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9月份是第一阶段,推动者主要是国民党改组派,“当时各大学出席上海市学联会的代表,都是改组派的成员。……改组派控制了全国学联,以之作为宣传反蒋的一个重要阵地。”⑦10月份请愿运动陷入低潮。11月上旬起,风潮再兴,是为第二阶段,不少地下党人(尤其是北平高校)成为请愿运动的幕后组织者。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自9月下旬至11月底,接见请愿学生约20次左右。这也是国民政府应对请愿的主要手段。但这种频繁接见,丝毫未能缓解请愿运动的持续高涨。相反,请愿者和接见者的调子,均越唱越高。如11月23日,蒋接见杭州来京请愿学生1700余人,为表白心迹,竟以诸葛孔明及岳飞自况:“余决以诸葛孔明出师表中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句,及岳武穆之母针刺武穆背上尽忠报国四字之意,决心自持。断不负我党国,愧我总理,忝我父母也。”⑧但这种自况,经媒体渲染之后,效果却适得其反——鉴于诸葛亮、岳飞等确曾将北伐付诸实施,学生们又于次日满怀期望,再度请愿,坚持要求蒋效仿诸葛亮写《出师表》,“下一手谕,表示决心北上收复领土”; 蒋则回应“绝对负起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生不满意,“必欲坚持出兵宣战”;蒋再发手谕劝说“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学生“终不听”;蒋大怒,“命站立二十八时以罚之”。当天下午,蒋在日记中叹道:“数日以来,各地来京请愿学生,经余亲与接见训话者,约二万余人。余对青年学生,亦用尽精力矣。”日记写毕,又命释放罚站学生。⑨
略言之,1931年学生请愿运动中,国民政府可谓应对乏术。惟在避免流血冲突一节上,尚有值得肯定之处。如12月8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开会,强调“惟对学生,又应另外看待,看作教训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蒋介石也多次告诫不许开枪。再如12月17日,中央日报馆被学生捣毁焚烧;次日,军警以武力勒令数千名学生返校,“以北平路远,每学生给伙食洋一元;至安徽学生约有三百余人,亦送至下关,并给洋二百元。”⑩
图注:外交部长王正廷。1931年9月28日,王在办公室被学生用花盆砸破了脑袋。12月15日,又有蔡元培等被学生用木棍殴打头部住院。肇事学生均被释放,未受追究
注释
①蒋档,《事略稿本·12》,P108-109。②国民党中央训练吕奎文等关于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团体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1931年10月),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政治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4,P302-303。③同上,P307-308。④国民政府教育部,《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1931年9月24日。刊载于(南京)《市政月刊》1931年第10期。⑤同上。⑥章章,《九一八以后的上海学生运动》。收录于《当代史螣》,上海周报社,1933年10月出版。⑦姜豪,《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上海地方史资料》1982年第1期。⑧蒋档,《事略稿本·12》,P412。⑨同上,P417-421。⑩谷正伦关于派军警强制押送北平上海等地请愿学生回籍情况的报告,1931年12月17、18日。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政治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4,P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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