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左派」国家囚徒的后半生——读《张春桥狱中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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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5-11-20 邹思聪 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张春桥早年右眼坏掉了，其后大半辈子用左眼识字、看人、做事，包括治国。

1976年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此直到2005年逝世，近三十年的时间，他坐牢、受审、保外就医，一辈子不再权势尊荣以外，甚至连基本自由，也不再拥有。这种待遇类似于ZY真人，LXB……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相反，在狱中家书中，张春桥还把LXB称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但这不妨碍他们受到同等级别的待遇。

而今年，一本《张春桥狱中家书》由香港中文大学首次出版，其中收录了张春桥失去自由后的家书，有的写给女儿，有的写给外孙，有的写给女婿，有的谈家常，有的谈政治，有的温情脉脉，有的剑拔弩张，有的对革命乐观无比，有的又不免流露出隐微的感伤。

作为一个自称“坚韧不拔，将牢底坐穿；忠贞不渝，对主义不变”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坚定的毛主义左派，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张春桥作为一介读书人的革命闯将，身居高位，权倾一时。而中年突逢剧变，后半生在非自由状态下。虽不说备受折磨，但也可说是这一政治体制的牺牲品，在绞肉机之下棋差一着，则满盘皆输。

人生遭此大难，他会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曾经忠于的事业和理想，以及神一般的最高领袖产生怀疑，甚至批判吗？他自幼是读书人，在狱中更是手不释卷，无论是世界史，古代史，还是理论著作，他都在持续阅读，也从电视与报刊上亲历北京风波、苏东剧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911……他的思想会有改变吗？他“失明的右眼”，在狱中的后半生炼狱里，会恢复吗？

看这本书之前，我满怀期待，然而必须说，此书并未达到我的预期。

有一回我拜访钱钢老师，期间说到此书，他表达了自己的某种失望。据说朱学勤教授看完此书，也对张春桥的思想进程感到失望，他们的评价大致意思是，张春桥几乎没有变化。

80年代后半叶的忧伤咏叹

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张春桥无法和家人联系，直到80年代中期，十年以后，女儿维维才再一次见到了张春桥。这种残忍的隔离，让再次见到家人的张春桥，都有些错愕。但从此以后，张春桥开始有机会写信与家人联系，但每一封信，都会经过事先审查，所以张春桥基本不能发表对国内政治的见解，这多少让人遗憾，因为他对国内政局的见解，肯定才是最精彩之处。

但这并不妨碍张春桥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悲哀而委婉的咏叹。1987年，他写信道：

“五十年前沒有想到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五十年后又会怎么样呢？我是看不到了，希望你能看到，那时总不至于还是帝国主义称霸的天下吧。也许某个国家代替美苏称霸，但是，他们总归要灭亡的。”

他的一个预言对了，苏联确实在不久以后就解体了，但另一个帝国主义的垮台，他当然是看不到了。1988年末，谈到中国的转型，他又说：

“报刊上流行的说法是新旧体制的冲突，我看是七巧板的设计，同实际情况不符。原来以为从日本拿一块，从美国借一块，再从西欧、东欧租几块，加上自己原有的好传统和坏传统，就可以造成颇具特色的七巧板，谁知板有了，拼凑来拼凑去就是不成形。”

这段批评对吗？

很难说是错的，一年之后，“拼凑来拼凑去不成形”的体制就发生了巨大的问题，创面如海般辽阔，伤口只能掩盖，至今未能缝合。但若要说，张春桥知道真正的药方吗？他自有他的药方，只是没有办法实施罢了，只是能有多少效果，似乎文革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但是无论方案孰优孰劣，如果同样面对那一年即将到来的流血，他会做如何的选择呢？如果他没有身陷囹圄，而是掌握国家机器，他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女儿维维给出的答案是不会。在该书的附录中，有维维的长篇专访，其中当然谈到了此事。彼时张春桥住的医院，其所在地就是枪弹所及、死伤最多之地。“邓真是下得去手啊！”女儿回忆张春桥的话。

张春桥接着对维维回忆，1974年四五事件时，政治局“有人”动议出动military，但张春桥坚持不用。“有人”是谁？回忆里没有提及。而这一段出自女儿维维的回忆，有多少可信度呢？在张春桥那里，至少逻辑自洽，有理由相信。那时的他，显然和学生们、知识分子们一样，对现行体制的弊端充满了不满，在他的心中，那时的中国，是否已经变成了他心中的苏修呢？是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了呢？

这在家书中没有呈现，但是在隐晦的评论中，张春桥应当是持这样的观点。

在谈到大外孙的时候，他说，“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孩子们也可能在这种反复中学会识别方向。我只是希望你能帮一帮大外孙，他不是喜欢历史吗？从这里可以启发他吗？”

而在1989年12月，他提到刚刚看过的捷克电视剧《公务员》，就写道，“我确实控制住自己不再想那些事。想也在想，不多想，具体情况了解的太少。捷克电视《公务员》，看了一个片段，感觉到那就是为闹事做舆论准备的。看那些党政机关的形象，群众不闹事才怪呢。”

控制住自己不想那些事——是什么事呢？而后面的“为闹事做舆论准备”，“那些党政机关的形象”、“群众不闹事才怪呢”——似乎已经暗示了他不能忘怀的，究竟是何事了。

1980年代末，北京的空气已经很差了，张春桥在信中对女儿抱怨，“北京市区的空气极污浊，水质也坏了，比不上济南，也不见得好于上海，有几次，喝的水发咸。”

但北京的空气只会越来越差。而进入90年代，张春桥身处的世界会愈加剧烈的摇动，人的心灵自然与世界的变化共振。尽管书信被层层审查，也仍然可见端倪。

剧烈摇动的世纪末，一个“左派”如何自洽？

绞肉机的又一次开动，让80年代以惨痛的方式结束。彼时的名义最高领袖，最终沦为国家的囚徒。

尽管最高领袖ZY真人遭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刚刚进入九十年代的张春桥仍然不忘“把他批判一番”。他批判的，当然是真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做法了：

“ZZY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的事搬到了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

在张春桥的家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整套“转换论”的自如应用，无论是希特勒与斯大林的优劣势互相转换，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互相转换，这种论断讲了一大堆，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讲——既没有事实，也没有推理，全凭一种执迷于“一定会转换”的信念，进行似乎是在思考的呢喃呓语。这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辩证法方法论之中。

然而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崇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张春桥的嗅觉非常敏锐——

“上海的办法就是ZZY吹嘘很久的‘嫁接’，就是要原来的国营企业，同外资、同乡镇企业搞联营。这个办法，也不见得行得通，外国资本家也不会对中国发慈悲。这个嫁接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性质。”

站在他的立场上，这种坚持是“一以贯之”，而非朝秦暮楚，机会主义。

不能断言张春桥的判断是错的，比如在1991年2月，他仍然写信为农民不平：

“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一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

对于张春桥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好的方案，我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显然对那个赤脚医生的年代更有好感。但他提到的医疗问题与房屋问题，发展至今，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公共问题。

而且这份嗅觉不仅局限于中国，即便在狱中，他依然能够看到世界剧烈摇动的前奏：

“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

这种对于社会问题的不适应尚是远距离的观察，自身对社会剧烈变化的不适应，也逐渐显现出明显的表征。

“我听了北京电大的《公共关系学》《人际关系学》两门课程，从中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套已经当做‘科学’在中国推广了。这样，你们在生活中的处境，也就更难了。”张春桥写道。资本主义居然当成科学在中国传播，如果能够自由写信，不知他该有多少更痛心的陈述吧。

而对于文艺作品的看法，他嘱咐16岁的大外孙，“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么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

“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

在后来的访问中，女儿维维说张春桥在文革末期，已经告诉江青，样板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要求放宽创作，以此来证明张春桥对于艺术创作的宽容——但以张春桥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推崇，让这种事后的辩护，似乎很难成立。并且即便成立，文学与艺术的创作，也实在并不需要任何领袖的“正确见解”。但张春桥显然并不如此看待。

在家书中，面对世界的迅速变化，他几乎是一再重复，“现在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反动派的猖狂，可能使革命遭到挫折，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新的革命高潮总会到来的。”

但张春桥的愿望很快落空，不久以后，苏联解体了。

这一巨大变化让张春桥的家人也无法迅速适应。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怎么办？他们选择求教于狱中的张春桥。

张春桥的“辩证法”在此刻发挥了作用，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辩证法”与“转换论”最大的可怕之处，是彻底地阻断了新知识的进入，从而根绝了一个人根据新信息而改变观点的可能。

在书信中，张春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作了不同的理解。有欢欣鼓舞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先高兴后忧虑的。我们不必跟着别人跑，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正因为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苏联一瞬间转换成了一个和美国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的批判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大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

只是在他眼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就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六世的角色，全面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

“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小知识分子，一旦失业就更惨了。苏联人民上了当，受了骗。”

在张春桥这里，似乎完全看不到苏联与美国在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他又不可能毫无了解。而当他评价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时，又说道：

“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个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张春桥在另一封家书中，又把它称为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翻云覆雨的“转换论”，几乎就到了可以与之讲道理的边界了。

这种转化论不仅体现在他看待政治，在和大外孙讲学习成绩的私人事件时，他也遵循这一套思维逻辑，他说：

“我很欣赏你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考上一所好大学……要使自己坚韧不拔，战胜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不要甘居中游，上中下游是可以转化的。”

在这里，“转化”即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既是他的最高哲学，又成为他的口头禅。既是他的第一法则，又是他的双重标准。自己赞同的东西，坏的可以变好，不赞同的东西，好的也是坏的。

所以尽管上中下可以转化，但左中右是不能转化的，当谈到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他又觉得“所谓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而非可以相互转化的。

“普里马科夫，原来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被封为‘左翼’，他是情报投资，同情伊拉克，又被封为‘保守派’，现在他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总理，成了‘中间派’——你看，多滑稽。”

当克林顿爆发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之后，张春桥再一次看不明白了。就像毛泽东看不懂尼克松水门事件一样。在他眼中，这是小事一桩，结果搞成这样——

“美国决定今天公布克林顿的详细材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眼泪也难以掩盖了。本来是小事一桩，竟给搞成这个样子，这件事，也使一切关心世界命运的人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资本主义不是天堂吗？美国不是世界的天堂吗？世界那么多事，他们怎么不管呢？花这么多钱调差一件丑闻，值得吗？”

这段家书，张春桥不能明白，作为天堂的资本主义美国，怎么这么一件小事，还要把总统搞成这样？他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件小事，就要花费甚巨，而不用于别处？这段家书，就几乎又到了可以与之讲道理的边缘了。

总之，世界是剧变了，并且还在剧烈的摇晃，即便在狱中，在医院，在取保期间，他通过电视也好，报刊也好，书籍也好，都感受到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其实早已经过时，不再好用了，无论是转向右边，还是继续坚持左翼，他都需要更新的认知方式，但硬生生的，张春桥就是在这种剧变中，惊人的自洽了。

他仍然觉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情，一件是十月革命，一件是中国革命，他仍然相信“革命万岁”，其时，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但是他仍然在盼望——“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

撞上了时代的论语热与金庸热，却从未看上时代

世纪末，张春桥不可避免的迎头撞上流行于中国的各类热潮，论语热与金庸热也都被他撞上了。

在信中，他惊人的坦诚道，“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不读论语，何以反孔子，这个问题，在他那里似乎完全不成悖论。

而读完论语之后，他又觉得，“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另一方面，有感到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易。”

他扯到了秦始皇，“秦始皇要革奴隶制的命，以为可以一烧了之，但是，秦始皇是早死了，如果不死，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说不定他也要尊孔的。”这时已经是20世纪末期，对于秦后中国并非封建主义，与封建主义有所类似的恰恰是张春桥口中的奴隶制周天子时期，这些至少早已成为读书人的常识——

而张春桥在狱中几乎是手不释卷的读书，历史书读得尤其多，而且还经常跟家人推荐。可显然，尽管他的读书量在不断增长，但方法论与原有的知识，几乎阻断了新知识进入的可能。所以读书再多，认知竟然可以一成不变。

尽管金庸很火，他也觉得金庸“似乎有点新东西”、“语言不是程式语言”、“令狐冲不是古代人物，是20世纪的‘大侠’。”他对《笑傲江湖》的主旨也一针见血道，“笑傲江湖究竟是说的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问题？”

但夸奖之后，总不免来一点辩证法，金庸当然比不上他心目中的那些立场坚定的革命作家了。但他对金庸最大的不满，还是因为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竟然把金庸排在百年作家的第二位，仅次于鲁迅，而高于茅盾、巴金、老舍，这实在让张春桥大为光火。

为此他还关注了央视对金庸的访问，看到采访者对金庸吹捧有加，金庸成为浙大院长，自称大师兄，这些都让他感到匪夷所思。而当听到金庸在香港《明报》居然预测过中共的诸多大事时，张春桥就更加不以为然了。

“他对国内时政做过各种预测，包括中共中央的人事，如‘毛死后江要倒霉’，‘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好像很得意。’”

“他崇拜的人物，就是令狐冲那样的能够又爱正教、又爱邪教，又爱道教、又爱佛教，多个教派要他，他却‘笑傲江湖’去了。”

“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

评论这些事情时，张春桥手握历史规律，“换一换气候，金庸就回到他该到的地方去了。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必须说，尽管他撞上了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化热，但张春桥从未正眼瞧过它，从心里，他瞧不上这个庸俗的、不公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他看不上人民日报对金庸的评价，看不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家，没有那些共产主义作品，他失望的评价道，“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1999年10月16日，还差两个月就要到新世纪时，张春桥突然欣喜无比，因为BBC的网民测验，居然把马克思排在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这个他从未看上的时代，终于在世纪末，让他正眼瞧上了一眼，并再次手握历史规律的给出了判断——

“我觉得，这多少反映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走投无路，寻找光明的心情。找来找去，似乎马克思比别的思想家讲的道理要切合实际一些。”

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

新世纪并未像张春桥的历史规律那样走下去，但张春桥总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看到共产主义复苏的痕迹。

当美国的911发生后，他写道，前几年，资本主义声称找到了自我完善的方法，说马克思的论断错了，然而，“四架飞机在9.11撞了一下，这类神话就难以出口了。”在张春桥的大量论断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阅读大量的素材、观看世界各地的新闻，但总是从不合逻辑的角度得出一个突兀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无论他引不引用这些材料，无论他知不知道这些材料，其实都不影响他的结论。

21世纪已经进入了张春桥生命的最后五年，尽管他仍旧关心时事，却不再能够写长长的信。因此很难看到，在生命的晚年，他的思想是否有更多的细微变化，或是从任何事件中，得出他一直坚定不移的那个结论。

朴树那首著名的歌里唱，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而张春桥，当然还带着这块无产阶级老怀表，穿着共产主义旧皮鞋，永远不会喜欢这盒未来的香烟。

张春桥的女儿在接受采访中为父亲辩解，“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饿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而且“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她说张春桥遭难前，正设想建设乡镇企业，对文化艺术解冻，亲自同意画院画裸体写生，但邓小平把“四人帮”的一切都抹杀了。

当然这是张家后人的一种辩护，是否可信，仍然值得怀疑。但我想，至少，张春桥显然绝不会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临终前的那个梦，可以为他提供佐证。

在临逝之前，病床上的张春桥对女儿讲了一个新世纪的梦，梦境异常清晰，真实极了。

“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

邓小平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

而遇到了江青，江青就只是骂，“邓贼！”

邓小平又去找总理，总理也不置可否。“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邓小平只好找上张春桥，“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

“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这个梦境，像极了一个悲伤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