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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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不务正业”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晚年的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 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 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 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以及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 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用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这篇短文引来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 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说法，直到1970 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 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搜到了那篇1970 年发表的批判文章，标题是“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 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的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在《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公允地说，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波斯纳：文化悲观主义的主要发源之一，是倾向于将过去最卓越超群得知识分子与当今的一般水平相比较，而时光的流逝会淘尽过去时代中的平淡之人。

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1968 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发表文章《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 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1975 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公知”污名化，孰之过？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不仅因为他生在苏联，还因为他的时代没有网络更没有微博，否则即使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 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缩水和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 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 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的代言人。此文的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以赛亚·伯林：人生俯仰动止所寄托的道德原则，须是我们依当下本有处境而实际凭倚的原则，而非我们根据或许有、可能有、应该有的情况而采取的原则。

这篇博文的宗旨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作“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不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吗？错！你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攫取公共资源。你不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吗？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 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这是一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其目的是制造某种“刻板印象”， 用漫画的方式去迎合并坐实大众预期的“事实真相”。

《正义的可能》
周濂/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7月

我想说的是，这通大棒虽然毫无章法可言，却也歪打正着地击中了一些要害，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语义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但是最恶劣的罪行，只要假设所谓适当义理之名而行，他们却不假思索，于是宽谅。……在敏锐且光芒万丈的法国文化里，最令人丧气的是，那些本质上愚蠢的见解竟然可以获得这么高的威望。

值得深思的是，在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的过程中，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要么是非自由派要么是草根大众。如果仅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若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某些“非公知”同样自认唯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个名词已然成为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的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的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在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个地基尚未打好就已成为废墟的公共空间。

知识分子的责任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的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说法看似荒诞不经，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公共利益的守夜人。利益分析师一个有效的角度，但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现象，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如果拿了苏联的钱就是在为苏联的利益在背书，那怎么解释我党一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谋利益的光辉历史？

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是哲学家的理想，相比之下， 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人们敢于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就此而言， 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得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得还不够彻底、不够明白、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博弈， 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致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既能辨认并趋之若鹜。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摩西一样订立“十诫”带领众人走出埃及的先知，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媚俗者，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 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 公共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旋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总是这样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一致，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动社会向好，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