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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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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7-2009 21:43: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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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5-07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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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农村社会学》”,陈蓬希说,“它贴近现实,对工作很有用”。二十年前中专毕业时,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再入课堂。今年三月起,每个周末,陈蓬希前往市区的经济管理学院上课。他是汕头市“千名村官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汕头大学为他们制定了三年的大专课程。

他三十八岁,去年五月当选汕头市龙湖区龙头村的村主任。这个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间,福建莆田县的乌衣巷村民集体迁移至此。宗祠中的密密麻麻的牌位,暗示着这个大家族绵延的生命力。

不过,当陈蓬希出生时,世代流传的宗祠已是被批判的“旧遗产”。自从一九四九年的新政权建立以来,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乡村已被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人民公社取代了小农经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消失了,村子里的道德与权力中心,从宗祠转到了公社党委。这种变化给一些人带来了希望,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灾难。

Blocked Ad陈蓬希的祖父曾是村中的首富,在芜湖与汕头之间经营米业。于是,在新政权的政治风暴中,他被打入“资本家”的行列,并在文革的高潮中丢掉了性命,家产则被剥夺。他的孙子陈蓬希在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黑五类”。即使中国复归正常,陈蓬希也要承担家庭破落的后果。少年起,他做过各式各样的零工,从木匠到建筑工人,最终在纺织业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他自行创业。来自于俄罗斯与东欧的订单,帮助他事业的最初起步。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像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小型企业主一样,兢兢业业、精明圆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生意上。二零零五年春天的一场变故,中断了他的生活轨道。那天,他正在浙江桐乡,刚刚和人谈定一笔大单,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

半个小时内,他卖掉了自己的工厂,遣散了员工。一股深深的悔意与困惑涌上心头——连父亲去世时,他都不能在身边,这种生活即使再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

他搬回了龙头村。两年的时间里,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直到村里的一位老党支部书记来劝说他竞选村主任。最初,他对这个建议不以为然。他猜想,刚刚去世的父亲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他吃了一辈子这个政权的亏,至死都难原谅。

但是,老支书一再的说服,让他改变了主意。这个村子需要他这样见过世面、有生意头脑、手段灵活的人来领导,他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新的人生意义。

他在竞选中获胜,村民们希望一张新面孔。上任后,他发现领导一个村子要比运转一个工厂复杂得多。后者的关系简单,一端是客户、另一端是工人,经济逻辑决定着游戏规则。而作为一名村主任,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

龙头村五层办公楼的安置表明了村干部的繁多的职责。一层接待室经常是村内各种纠纷的调解处,二楼则是计生办,说服一心要生男孩的家庭节育仍不是件容易事;三楼有会议室,书记和村主任的办公室,他们在此接待上级的各种考察;四楼是民兵训练的办公室;五层租用给一家国有的通讯公司。

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家庭纠纷、自来水管、企业用地,陈蓬希发现自己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村中的贫富差距,农村凝聚力的减弱,是他最忧心的事。作为中国行政权力最底层的村干部,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不再有人民公社时代的权威,不再控制着村子里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资源,村民有越来越对他们的命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们则必须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没有能力和更高一级的镇干部的讨价还价;同时,单向度的经济改革,正使各种公共功能被扭曲成经济利益,村领导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家。

就像村里小学遇到的问题。六年前,镇里要求它扩大规模,将隔壁村的学生也一并招收,答应会拨款八十万元支持。但当新校舍建好,拨款却迟迟未来,陈蓬希一上任就开始向镇里追要这笔款项。“我的急脾气都改掉了”,他笑着对我说过去一年的收获。今年,他雄心勃勃地要改造村里的所有公共厕所,兴建一个新农产品市场,以解决村里的财政问题。

现实的复杂性,让他强烈地感受到昔日的知识已不足够。汕头大学的教育计划,让他有机会深入思考这一切。他的同学都是各个村的村干部,不管年龄差异,或许都与他面临着类似的焦虑与困惑。这些课程未必立刻生效,却有助于他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困境;和有着相似背景的同窗的交流,则是另一种启发和相互慰籍;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这段经验和这张学历,能给他搭建起一张更宽阔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帮助他在和更高一级政府交涉时,有更大的发言权。像很多基层干部一样,他深深感受到私人关系,对于他想完成的公共事务有多么重要。他也清楚,即使他不当政了,这种关系也对他个人的前途大有裨益。

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一个依靠构建与动员基层组织而获取权力的政党,如今发现自己面临着基层组织退化的危险。比起“大学生村官”,让村官接受大学教育,似乎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但即使如此,它仍像是个表象的措施。倘若村庄的根本自治权力得不到保证,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的吞噬性得不到制衡,即使村子中有了再多的大学学历的村官,他们都能熟练的引用各种理论,似乎仍难以保证乡村的健康发展。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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