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Cromwell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5-07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加入收藏 电邮给朋友 打印本文章 写信给编辑

“我最喜欢《农村社会学》”，陈蓬希说，“它贴近现实，对工作很有用”。二十年前中专毕业时，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再入课堂。今年三月起，每个周末，陈蓬希前往市区的经济管理学院上课。他是汕头市“千名村官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汕头大学为他们制定了三年的大专课程。

他三十八岁，去年五月当选汕头市龙湖区龙头村的村主任。这个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间，福建莆田县的乌衣巷村民集体迁移至此。宗祠中的密密麻麻的牌位，暗示着这个大家族绵延的生命力。

不过，当陈蓬希出生时，世代流传的宗祠已是被批判的“旧遗产”。自从一九四九年的新政权建立以来，长期处于自治状态的乡村已被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人民公社取代了小农经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消失了，村子里的道德与权力中心，从宗祠转到了公社党委。这种变化给一些人带来了希望，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灾难。

Blocked Ad陈蓬希的祖父曾是村中的首富，在芜湖与汕头之间经营米业。于是，在新政权的政治风暴中，他被打入“资本家”的行列，并在文革的高潮中丢掉了性命，家产则被剥夺。他的孙子陈蓬希在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黑五类”。即使中国复归正常，陈蓬希也要承担家庭破落的后果。少年起，他做过各式各样的零工，从木匠到建筑工人，最终在纺织业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他自行创业。来自于俄罗斯与东欧的订单，帮助他事业的最初起步。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像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小型企业主一样，兢兢业业、精明圆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生意上。二零零五年春天的一场变故，中断了他的生活轨道。那天，他正在浙江桐乡，刚刚和人谈定一笔大单，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

半个小时内，他卖掉了自己的工厂，遣散了员工。一股深深的悔意与困惑涌上心头——连父亲去世时，他都不能在身边，这种生活即使再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

他搬回了龙头村。两年的时间里，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直到村里的一位老党支部书记来劝说他竞选村主任。最初，他对这个建议不以为然。他猜想，刚刚去世的父亲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他吃了一辈子这个政权的亏，至死都难原谅。

但是，老支书一再的说服，让他改变了主意。这个村子需要他这样见过世面、有生意头脑、手段灵活的人来领导，他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新的人生意义。

他在竞选中获胜，村民们希望一张新面孔。上任后，他发现领导一个村子要比运转一个工厂复杂得多。后者的关系简单，一端是客户、另一端是工人，经济逻辑决定着游戏规则。而作为一名村主任，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

龙头村五层办公楼的安置表明了村干部的繁多的职责。一层接待室经常是村内各种纠纷的调解处，二楼则是计生办，说服一心要生男孩的家庭节育仍不是件容易事；三楼有会议室,书记和村主任的办公室，他们在此接待上级的各种考察；四楼是民兵训练的办公室；五层租用给一家国有的通讯公司。

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家庭纠纷、自来水管、企业用地，陈蓬希发现自己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村中的贫富差距，农村凝聚力的减弱，是他最忧心的事。作为中国行政权力最底层的村干部，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不再有人民公社时代的权威，不再控制着村子里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资源，村民有越来越对他们的命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们则必须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没有能力和更高一级的镇干部的讨价还价；同时，单向度的经济改革，正使各种公共功能被扭曲成经济利益，村领导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家。

就像村里小学遇到的问题。六年前，镇里要求它扩大规模，将隔壁村的学生也一并招收，答应会拨款八十万元支持。但当新校舍建好，拨款却迟迟未来，陈蓬希一上任就开始向镇里追要这笔款项。“我的急脾气都改掉了”，他笑着对我说过去一年的收获。今年，他雄心勃勃地要改造村里的所有公共厕所，兴建一个新农产品市场，以解决村里的财政问题。

现实的复杂性，让他强烈地感受到昔日的知识已不足够。汕头大学的教育计划，让他有机会深入思考这一切。他的同学都是各个村的村干部，不管年龄差异，或许都与他面临着类似的焦虑与困惑。这些课程未必立刻生效，却有助于他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困境；和有着相似背景的同窗的交流，则是另一种启发和相互慰籍；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这段经验和这张学历，能给他搭建起一张更宽阔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帮助他在和更高一级政府交涉时，有更大的发言权。像很多基层干部一样，他深深感受到私人关系，对于他想完成的公共事务有多么重要。他也清楚，即使他不当政了，这种关系也对他个人的前途大有裨益。

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一个依靠构建与动员基层组织而获取权力的政党，如今发现自己面临着基层组织退化的危险。比起“大学生村官”，让村官接受大学教育，似乎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道路。但即使如此，它仍像是个表象的措施。倘若村庄的根本自治权力得不到保证，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的吞噬性得不到制衡，即使村子中有了再多的大学学历的村官，他们都能熟练的引用各种理论，似乎仍难以保证乡村的健康发展。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本次回帖之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汉字、拼音、外文字母、单词、句子、图片、影像、录音，以及前述之各种任意组合等等）完全是复制粘贴，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人并不明白其全部或部分之意思（包括但不限于对所复制粘贴之内容的识别、阅读、理解、分析、记忆等等），故本人不对以上及本内容负任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刑事、民事责任）及其他潜在责任与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国家已存在、正在形成、未来将形成之的法律法规之责任），请不要跨省追捕（包括但不限于省级市级州级县级镇级乡级村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等任何机构、单位、组织及该机构、单位和组织中的任何个人）。要详查请亲自直接联系原作者。

另：本人持有居住地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科，心胸外科，精神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遗传学科所出具有法律效力之健康证明，可证明本人无心脏病史及家族病史，无做噩梦病史及家族病史。同时还持有由本人幼儿院老师，院长，院党委书记，小中大学班主任，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数十亲友共同签字证词，可证明本人素无参与或企图参与躲猫猫，弹脑门及任何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不良游戏之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