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维稳时代的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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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就在习近平尚在新疆视察，并对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作出先发制人打击的指示话音未落之际，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站发生了一起人弹袭击和砍杀混合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件事有两个突出的含义：其一，表示中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丝毫未因昆明暴恐后政府采取的那些所谓威慑措施而缓解，其二，也表示现行的防反恐怖主义袭击力量配置和指挥系统，对于具有标准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意义上的攻击毫无办法。更直白来说，这样的袭击成功本身就是对习有关言论的一个立即而明确的示威。

    从昆明到本次乌鲁木齐，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打破了过去人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幻觉，即认为恐怖主义袭击是针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威胁，这些连续发生的事件给社会公众一个最明确的信号：以恐怖主义袭击为主要标志的当代非传统威胁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人们此前在纽约、伦敦、马德里和莫斯科，以及车臣、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所见到的血腥景象随时都可能变成中国人设身处地的事情。

    乌市的本次袭击再不可能用所谓暴恐之类含混的名词游戏自欺欺人，因为，人肉炸弹，火车站，以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到访等元素最清晰的表明了，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有能力计划和执行关注度不亚于任何其他欧美国家的攻击行动。更可怕的是，事件发生后，人们看到的，除了官方媒体空洞而模糊的新闻，以及出口转内销的零星消息，当局对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控制一如既往的严厉，这表明当局不仅无能应对恐怖袭击威胁，而且还是对公共舆论的压制作为第一位考量的政策目标，掩饰和塞责成了第一政策检讨目标。这与昆明袭击发生后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

    过去人们曾相信专政制度下的铁幕国家因为其无所不在的治安网络，因此恐怖袭击的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昆明和乌市的袭击证明，在当代中国环境下，由于中央政治的无效能，以及地方政治的腐败，社会长期被压制而处于涣散的状态，公共舆论不能直接对国家安全决策和体制发生影响，因此，中国的现实条件反而导致应对恐怖袭击这种新型威胁更为乏力。换言之，过去20年投入天文数字资金所建设的治安力量，既然以维稳，即压制社会抗议运动和公民政治对抗为目标，则他们在恐怖主义袭击的潮水面前犹如纸糊的堤坝，不堪一击。因为，从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上说，社会政治对抗运动与恐怖主义袭击是类型完全不同的事情。

    就实例来说，过去的社会对抗运动或者是由于个案的公民维权，或者是由于牵涉地区公共利益的经济决策，在没有全国性的政治反对和抗议运动背景下，当局苦心经营的维稳力量网络是基本可以抑制对抗的，使之局限在地区性和个案议题的框架之内，而没有导致茉莉花似的全局遽变。而这些年来当局建设的公安、驻在地武警和全国武警机动力量勉强能够应对这种局部的和平抗议运动。

    问题是，由于国际性、宗教色彩、民族政治议题和针对平民目标等特点，恐怖主义袭击具备了远超过了维稳体制和理念所能理解的破坏威力。尤其是在社交网络时代，信息的多元和全息传播使得管制媒体的传统办法根本不能抑制恐慌与暴力心理能量的传播。相反，遮掩塞责的信息管制反而使得恐怖的效应倍增，是公众对安全的信心更迅猛减小。作为安全威胁，恐怖主义虽然在源起上有地区性的原因，但其影响却是全局性的和全国性的。所以，以快速反应应对地区性和平抗议为目标的维稳体制在恐怖袭击面前，根本不具备任何起码的效能。

    从美欧反恐的实际经验看，成功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首先必须重整全国性的反恐情报、行动与指挥体系，传统守土有责似的的维稳机制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国家安全资源，且其能力和战术、技术性能也与反恐的需求南辕北辙。中和恐怖主义威胁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决策和政策运作，不是地区治安当局可能独立和分别完成的任务，何况今日中国贪腐和无能的地方政治本将维稳力量当作看家护院似的团练建设，他们压根没想过恐怖主义袭击的烈度和力度。

    乌市袭击发生后，官方媒体还是立即把所谓分裂势力宣布为罪魁祸首，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宣示本是官僚体系推卸责任的套路，因为，一方面，这样做恰恰不适当地凸显了袭击者的政治诉求，是袭击者所希望的，其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调查难度丝毫不亚于马航370航班的寻找，在没有确切和可信的调查结果之前，这样的政治性指控除了令公众更不安，也让袭击者感受更安全，丝毫不能带来任何正面的社会反应。这背后可怕的政治现实是，即使在公众和国家面临重大新型安全威胁时，当局依然是把专政的政治形象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比恐怖主义袭击更可怕的全局性安全威胁。

    总结来说，无论政府财政能力如何强大，维稳和反恐的国家安全资源和决策方向都是南辕北辙的，要维稳，则必然带来反恐方面的可怕漏洞，而要真心反恐，则必须改弦更张，放弃权力垄断第一的体制思维。不此之图，靠讲狠话，讲大话，是不可能赢得与那些恐怖主义死士的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