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谁要在香港制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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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评论：谁要在香港制造敌人？-赵楚 战略学者
[00:07] 24/06/2014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当代中国八九后时代的一切大政均以稳定和发展为核心理念，特别是在苏东事变之后，执政党基本的政治思维是，以强力手段维持稳定，哪怕冒人权等方面的天下之大不讳，然后以稳定赢得的时间重构经济的权力基础，从而应对内外挑战和规划未来。证诸历来的政策及实行的历史，这一基本假定并无错误，问题是，在如此假定之下，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会在现实中屡屡看到与这一基本假定完全相悖的，经常是自寻动荡的具体举措。最近，关于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出台，这与港人就2017普选的抗争恰恰就是这一经常矛盾的极好例证。

1997年的香港回归曾被普遍视为中国国力崛起的一个标志，而香港的一国两制更是对当局和平统一台湾战略举足轻重的示范地区，而完成国家统一则是执政党自身理论中历史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终极证明之一；因此，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这对于执政党来说，绝非一般的局部问题，而是具有头等优先地位的战略问题。如此，人们看到过去金融危机时期，中央不计工本，在港投下重注，而历来在各种内外活动中，也格外优礼特区首长。

问题在于，虽然在认知上香港有极大战略意义，可实际上，人们看到，近年来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心理却发生了极为负面的变化，最新举行的网络公投显示，由于白皮书的出台，以及历来在各种牵涉政制等问题上的抗争，港人从1997的历史性观望心态已经走出，相当多港人意识到，一种不待50年即将同于大陆一国的危机正在变为现实。

人们或许会难以理解为何要在此刻出台这份明知将在港岛引发巨大撕裂和抗争热情的白皮书。尤其是，白皮书中将港人治港界定为爱国者治港，这无疑既缺乏基本的国家信义，也无必要地将港人必然厌恶的意识形态政治引入一国两制实践。熟悉大陆的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实践中，所谓“爱国”并不是一般的道德或情感心理概念，而是一种解释权来自上层权力的极左专制政治术语。引入爱国概念本身是一种权力的宣示，意在表明中央对港人历来抗争的不耐和不满。按中国政治惯例来说，当宣布爱国为爱港之标准，等于在说，握有鉴别爱国与否大权的中央政府必将实现对治港问题的全面监督，甚至为某种一国一治的直接治理埋下了政策的伏笔。这是港人和观者惊恐的真正原因。

就全局来看，本次的政策作业甚显突兀。国内面临的大政问题纷繁复杂，除开经济大局的危机之外，新疆反恐面临历史性考验，成败后果无比严峻，此起彼伏的社会抗争在在多有。在回归近20年之际，香港的对外经济作用日渐边缘化，港人基于一国两制，希望获得中央承诺过的普选权利，这本身既对大陆总体政治和社会不能构成重大冲击，更有示范台湾与全球，显示政权进步之作用。就香港涉及的外国势力而言，美国已经长久对香港问题没有兴趣，而英国在17年后更重视的，与其说是港人的利益或在港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与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根本利益。所以，说港人抗争有外国乱华阴谋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从此视角看，本次对香港的严厉举措不仅毫无必要，而且纯属自找麻烦。然而，事实上，类似白皮书这样的适得其反与自我反对的政策一再出台，在大陆其他事务中也是如此。这就不得不从当代中央权力的性质和结构方面寻找原因。

推动对港政策严厉的首要原因是近年高涨的外部敌人心理。从对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理论的批判，到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打压，人们应看到，这些新的政治高压举措都是在一种文革中十分成熟的外部敌人的意识下进行。联系内地一般拆迁等引起的网络舆论，甚至狗肉节之类杯葛，官方支持的极左网络意见领袖都会很热切地将之与外国颠覆阴谋直接挂钩。香港本为华洋杂处社会，与欧美社会联系直接而丰富，在港人抗争中又确有怀念殖民当局的个别声音，如此事态，在危机意识超强和防卫本能高涨的当局看来，非外人阴谋那是不可能的。极左意识形态下的爱国概念本身就含有强烈的政治进攻性，只不过港人不幸做了本次的标靶而已。

直接导致中央或权力阶级对港人目的持怀疑乃至敌视态度的，乃是多年来港人在政治上的一些示威性表态。当年23条大抗议聚众数十万，在历次特首选举时，港人和媒体的挑剔严厉态度隐隐成为中央眼中不听话和对抗的姿态。更为严重的是，25年来，每年八九革命的纪念日，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构成了中国社会不熄的历史传承，它表示港人所坚持的人道，人性与政治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这对当局坚持历史虚无的政策是一种意义严重到无与伦比的挑战。这些积少成多的事态构成了上层对港人的基本观感和氛围：他们不能理解，也不会相信港人的这些举措只是出于追求自身及国家更美好生活的动机。在习惯性的力量崇拜和枪杆子思维支撑下，对这种犯上作乱式的的挑战予以绝不通融的强力回击，这是当局可以预料的选择。也许，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已经过于耐心和平和了。

无可讳言，在回归17年后，虽然潜在意义重大，但当局目前最紧迫的决策课题并非香港。白皮书的出台已经引发负面的反应。因此，为何在此重大危机纷呈时刻挑起新的危机？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回避现行的决策与执行体制。在决策优先性与政策资源配置正向关联的规则下，港澳政策具体负责部门如果毫无作为，任由港澳问题长期淡出决策视野，则那将意味着在现行权力和政治资源的游戏中，他们将落后于其他部门，成为瓜分巨大政策资源的失败者。类似古代“玩寇自重”的部门利益本位思维本位全球通则，但由于中国政制本身的暗箱操作特点，缺乏协调和负责的混乱决策与监督程序使这种作为变本加厉了，并且完全置全局的利益于不顾。20年以来，各政策部门越管越乱，无事变有事，小事变灾难已成规律，而本次的香港不过是最新的例证而已。

归根结底，香港政策日渐成型的危机局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意义更普遍得多的根本问题：一个彻底排斥和抑制宪政和民主诉求的政府能否成功指导和规划局部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或者说，一个自身体制失败和治理失败的政府能否成功地确保其所属某地区的成功和繁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要确保这些成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制度资源，在这些资源下调节和博弈各自利益。人们都知道，当初提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政策，本是一种基于大陆和香港现实的过渡性政策，此中不言的前提是，50年之中，大陆社会将通过自身社会与制度的转型，最终奠定与港澳，乃至台湾相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基础，从而可以保证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在相同的政治认同之下重构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当这一前提被有意和蛮横地遗忘，则毋待任何外部敌人行动，一切混乱和对抗，乃至渐行渐远的认知就都是可以预期的了。不幸这正是我们今天在香港问题上看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