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柴静谈”打脸“：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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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太一


柴静发了《穹顶之下》，知乎网友发了一篇文章纠其错误打其脸，然后又有人撰文打打脸的人的脸。


我只想说，理科生们不要乱来，仅靠逻辑的也不要乱来，谈论环境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在这样单一的层面上。你们再怎么相互打脸，也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你们的预设根本就不适合来探讨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传统经济学的预设是所有人都是有恒定偏好的理性人且信息充分，且大家都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去测算不同选择的预期效用（ expectedutility ）。通过这种测算，人们就都能作出理性的选择，从而构建起庞大的众多经济学原理。


但如果你只用这些预设在这样一个单一层面试图去探讨一个话题——我们就拿市场营销（ marketing ）来举例，你就会发现根本无法探讨。


因为当信息都是充分的，人的偏好也基本恒定，大家又都是理性的时候，每个人就都已经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会执意要去获得这些东西。这就不可能有冲动消费，所有企业也就根本不需要有市场营销这样的部门。而在这样的预设下面所建立起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型，也就不太适合去分析市场营销了。必须代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其他相关领域的预设，才能够去全面合理的看待这个问题。




柴静这事儿前前后后我看到的很多讨论都仅仅局限在效用至上（utilitarian）的预设上，或者也是经济学上所提的 efficiency 的概念。算来算去无非是在比较治理（或不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但其实柴静算对算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或者说在目前这个阶段甚至不一定重要。轮船的耗油量占到总石油消耗究竟是不是一半，算对了算错了对讨论本身的帮助其实也不大，我们还没到制定具体措施的火候。


人是有情感和价值判断的。当你认为雾霾不是事儿的时候，你算出来 PM2.5 是250也好，500也好，就都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中国大众现在基本的认识是“自然科学”（就是数理化之类的）才是真正的科学，而“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却被简单地称为“文科”。然后时不时会碰到有人遇到到搞社会科学的人在建模分析数据时惊讶地问：“你们搞“文科”的也搞这个？”不带数字的都可以是科学范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对接大数据的其实颇多。


这种常见的认知其实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比如文理分班）有很大关系。对文科的偏见往往忽略了，“社会科学”因为顾及到了人类的思想、情感、价值判断等社会属性，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思考、探索一些问题。

公共政策制定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选择“标准”。这是一个评价性的（ evaluative ）阶段，而非解析性的（ analytic )的阶段，这也正是我们现在缺少而急需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关注的是价值层面的东西。这些价值可能包括：效用、平等、自由、公正、公平、正义也可以是社区、程序正义、透明、开放、人权、健康等等。


我们几乎很自然地就把讨论局限在“效用”这个层面，而恰恰忽视了很多你自己潜意识里关注却从来没去讨论的其他标准。


比如你觉得就业和生存是一个人基本的人权，而这是你主要标准，那关停大量工厂所带来的群体性失业可能对你来说是主要问题。如果个人健康是你最主要的标准，那也许一旦有了可以避免 PM2.5 给人带来危害的装置（比如无痛无异感植入鼻腔的过滤器），也许你就能满足。如果公平是你的最主要的标准，也许你关注的是环保政策对每个人的公平约束程度，考虑的问题是：凭什么我每天吃素在大雪天骑单车，而你却开足了暖气大鱼大肉吃火锅。如果你的最主要标准是自由，有些人可能在乎的是能够在街上、公园里自由地玩耍，有些人可能在乎的是能开着大排放量车同时爱打高尔夫就能打的自由。


另外，讨论环境问题有两类很不同的倾向，一类是人类中心主义（ antropocentrism ），一类是自然中心主义（ ecocentrism )。


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环境说到底是为了人类自己能够更好的发展，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自然中心主意则把生态环境维系作为最根本的目标，人类只不过是很多种生物当中的一种罢了。大家口口声声说要解决环境问题，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这个话题一旦被放到国际的层面就有更多很现实的标准。


发达国家确实曾经经历了一个污染特别严重的工业发展期，而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可能正在经历或者刚开始经历。假如你觉得公平重要，历史上的总污染是否应该平均？也就是说你们都污染过了，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们来污染了呢？请大家先抛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预设，不要因为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给出肯定的答案。


柴静访丁仲礼院士的视频这几天也在流传，丁院士除了国与国在历史上污染的公平这个标准外，还提出了人与人要公平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是否是一个人的人权？为什么到现在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美国人还高得多，而中国人就要采取行动来约束自己？

历史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从浅到深分别是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



世界主要国家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排名


说到底，这是在用不同的标准在看问题，而且是很现实的问题。


南亚、东南亚、非洲的很多地区（不乏人口大国）的很多人才刚刚在最近几年里第一次用上电，你是否因为人家可能带来的排放会大大增加而不让别人用电呢？但当他们逐渐从普通电灯转为大型家电的时候（尤其是相关工业所带来的污染不断增加时），我们又如何保证一个健康的地球？


对于环境问题，很多时候自然科学家也会局限于对于数字的争论。环境科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折扣率”（ discount rate ）。这个和我们金融上算贴现率差不多。就比方说现在给你100元和3年后给你100元，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现在拿100元，因为这里有通货膨胀、风险等很多因素。3年后再给你100元就不值这个钱了，而且拿不拿得到也有风险。


同样的，我们预测的100年之后会发生的环境灾难，和明天可能发生的同样的环境灾难，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100年后，我们估计都不在了，而且我们预测的准不准谁都不知道。所以这当中，也有一个折扣率。


科学家们通过折扣率把所有未来的可能的事件统一到今天（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 ）来计算比较，进行取舍，得出最高效用的方案。一个高的折扣率会让一个未来的大灾难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和投入；而相反一个很低的折扣率则会让我们对未来的灾难更加重视，花更多的成本去预防、改变。


极端点来想，假设使用“0”折扣率，100年后的大水灾，和明天将要来大水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放弃其他很多的选择，优先治理环境预防水灾。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一类的议题，很多争论其实就在究竟使用什么折扣率上。


柴静的《穹顶之下》无论数据质量如何，意图是告诉我们环境出问题了，问题还挺严重。但怎么去解决，没有对标准、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讨论，根本无法向前推进。


不管你是打柴静的脸还是打那个打脸的脸，如果仅仅停留在数字游戏的效用层面，哪怕算得很好很准确，也仅仅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


《狼图腾》所描述的场景可能最近因为电影的公映而又为更多人所熟知。究竟是保护羊，还是保护草原，是保护马，还是保护狼群？是搞发展，提高生活质量，还是生态环境的维系？这些都可能是某一部分人的标准。


《穹顶之下》传递的基本信息是“我们的环境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柴静分享了自己的标准，也分享了她通过行动改变了楼下肉饼摊主行为后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许恰恰是不要拘泥于数字和细节，来探讨一下之于环境，你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乃至地球人共同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标准是否可能达成？如何去达成或寻找到那个公约数？这才是公共讨论更应该涉及的。


（作者系波士顿大学讲师。本文由《太一周谈》授权转载，原文标题为《不谈柴静谈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价值》。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十五言《太一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