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宪诤：从拆十字架看“义和团”运动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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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强拆天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照片来源: DR)
没有目睹过一百多年前义和团暴行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义和团暴行依然受到国家层面的推崇和赞赏。此类事件从“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日系车、料理店、残暴地殴打同胞，火烧教堂十字架、强拆教堂及十字架，到在网络上捉“汉奸”和“洋鬼子”、无端仇外排外和谩骂人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美化抗日神剧”和“火烧《南方周末》”等等。有所不一样的是，昔日的义和团暴民在地上，今日有暴民倾向的新义和团不但横行在地上，还横行在网络上。百年来，义和团暴行在中共控制的社会里有着天然的土壤，“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就是义和团暴民的“革命后裔”；“文革”之后出现的“爱国青年”和近年活跃在网络上的“五毛党”、“自干五”，便是“复活”了的义和团暴民。
1900年发生在北京的义和团暴乱，暴民武装攻打外国使馆，残害使节和外侨，外国外交人员和传教士被杀无数。在中共掌权后，义和团被视为正统，他们给义和团运动定性为“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规模反帝斗争的开始”。六十年代，红卫兵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自以为是义和团的继承者，发动红卫兵打、砸、抢、烧，乱贴大字报，强迫商店改名，驱逐传教修女，打砸教堂，袭击私人住宅，甚至火烧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还夸张地把北京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街道“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苏联使馆直斥红卫兵为“流氓”和“恶棍分子”。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习近平、薄熙来等“太子党”成员当年正是十几岁的红卫兵。毛泽东如此蛊惑红卫兵，正如“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所推波助澜的那样：“红卫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那时红卫兵“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类似今天的“七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他们本想通过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不料却是一个更加恶毒、仇恨的“新世界”，如今红卫兵暴民思维依然在毒害着中国。
现在看来，“义和团”和“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是绑在一起的蚂蚱，要蹦一起蹦，要跳一起跳，由于他们的存在，反普世价值，反美，反智，反文明，反人性，目的是要把中国社会变成人人互害的“禽兽世界”，而驾驭、操纵他们的上层利益集团早已把子女和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安全地带，今天的新“义和团”暴民及新“红卫兵”群体也不过是被中共权贵利用的黑恶势力而已。

最近两年来，新“义和团”暴行变本加厉，主要体现在打压宗教信仰自由上，浙江省自2014年1月份开始发动拆教堂十字架运动，至今都没有停息，全省数千教堂的十字架目前已经拆了超过1800处，部分教堂被拆毁、破坏，一些牧师、信众被抓、被打、被判刑。仅温州一地就有上万处宗教场所了，其中的基督教场所均受到拆除十字架的威胁。

拆教堂十字架，几乎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走任何法律程序，半夜偷拆、强拆，还打伤信徒多人，被害人无人负责，场所损害也无处索赔。2013年底，浙江政府以“三改一拆”（改旧厂房、旧民居房、旧村落建筑和拆除违章建筑）名义，计划三年内实施大拆大建“首长工程”项目，其中专门成立了事关宗教建筑的“三改一拆”办公室，目的的是拆完全省教堂上的十字架及个别违章宗教建筑。为避免被指责为宗教迫害，他们名义上却连十字架都不提，含糊指“宗教建筑物上的标记”，一律称为“违章建筑”，那时并没有法律依据。

2015年7月，浙江省建设厅等部门草草通过并实施了《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规定教堂十字架必须贴在教堂外墙上，并不超过建筑物高度的十分之一，但就在该规范实施前，整个6月和7月大肆突击拆十字架，近两个月被拆十字架不少于300处。无论是有了“依据”，还是没有“依据”，十字架照样被拆，起诉法院也不被立案受理。

除了拆十字架，浙江还进一步控制基督教堂的日常事务，要求“五进、五化”政策，即“五进”教堂：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五化”：宗教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这明显是“文革”中“兴无灭资”的重演，把无神论推进教堂，把基督教改造为无神论，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进而更改教义，把基督从基督教中去除，然后图谋消灭基督教。此外，各类宗教逼迫频频发生，在深圳华侨城一处教堂被逼搬家；在福建发生在建天主教堂被当作违章建筑强行拆除，在广西南宁有基督教背景的幼儿园被教育局强行取缔，园主被当地公安抓捕；在温州，基督教信徒较多的高校、卫生医疗系统，一些中共党员被调查，要求书面承诺不予信仰宗教书；在网络平台上，当局限制基督教属灵书籍的发行，注册地在浙江的淘宝网是这些书籍的发行平台，某个网店每月可发行两三册属灵书籍，最近却接到通知被迫将二十多种属灵书籍下架，禁止销售。按照“义和团”的作法，下一步，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也有可能会限量供应，需要凭身份证购买；本地教会禁止跨区域传教，禁止开办宗教内容的大中小学生夏令营；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除了可以设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课程外，禁止设任何宗教课，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是已经同化了的佛教，以及道教，同时，中共经常威胁和训斥民众，禁止利用宗教信仰、宗教课程、主日学来反对国家政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近六十多年来中共一直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被发现后一律驱逐出境……如今，看来更大的逼迫可能还在后面。

当局恐惧基督教，并非没有原因，自邓小平1979年访美后中国开放基督教信仰以来，基督教发展很快，人数增长过快，教会建立过多，堂点建设过频繁，引起当局的惊恐，担心基督教发展会影响中共的统治和政权稳定。按照最近解放军报记者的报道所称，基督教人数1949年后不过40万人，现已经超过一亿人，远高于中共党员的数字，引起高层及国安系统警惕，他们声称，要坚决打击一切非法传教活动，积极扶持、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红色学者宣扬科学无神论思想。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还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按此逻辑，他们把宗教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因为基督教等宗教“通过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活动据点等，尤其是在广大青年人中间大肆传教，企图改造并同化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乃至文化根基。”另外，7月30日，中共政治局还召开会议专门设立中央统一战线领导小组，估计由习近平出任小组长。可见，以宗教管理和控制为主的统战工作也会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

中共恐惧基督徒“甚至已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人数”，特别是大学生中信教的人数比例呈上升趋势，以及共产党员信教的人数也有增多趋势，觉得是一种威胁，拆十字架运动可能就在这一背景下发起了。当然，这一基督教严厉控制的思维，正是一种新时期的“义和团”思维，又是一种“文革”思维，中共自1949年掌权来一直都没变，其左右着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一步是压制基督教，一旦可能，他们仍然试图消灭基督教——尽管不可能，他们也要疯狂地冒险一次。西谚说，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