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后遗症：有多少志愿军战士患上了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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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后遗症：有多少志愿军战士患上了精神病？

  小侃历史 2015-09-15 22:44
60年前，数百万中国军人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

60年后，即使是那些声名赫赫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都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何况还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经更早地被人们所遗忘。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5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6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而她的病友，87岁的胡久昌，已经卧床不起。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援朝后遗症：有多少志愿军战士患上了精神病？

他们的战友，80岁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士赵英魁，却长期留在了台湾。作为1.4万名被胁迫到此的志愿军战俘，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直到近年来，这些特殊的原志愿军战士的命运，才得以被公开关注。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勋章和鲜花，但他们同样曾经是战士，也曾经为自己的祖国慷慨赴死，流汗流血。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战争应激反应”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着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33.6%。

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

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34师102团。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