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鱼：底层血性复仇 被恶意审丑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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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底层的血性复仇行动，无论是政府还是主流社会，都在刻意的拒绝和遗忘。

2015-10-4  

2015年9月30日，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县城及周边的政府单位等地连续发生17处爆炸。事故致10人死亡、51人不同程度受伤。

目前还没有较为确切的关于嫌犯韦银勇为何发起爆炸攻击的原因，但是根据比较可靠地信息拼凑，大概和他此前因有不公而在网络上发了狠话。结果，又因为发了狠话被警方处理。出狱后，他就策划了这起报复事件。

在这起爆炸事件刚刚一发生之后，就有主流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发出了对暴力强烈谴责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继续延续了主流价值观对于暴力在生理层面的厌恶。

暴力是人类社会中最被声讨但又最不可缺的一项产物，尤其是国内有冤屈的人士，当他们需要面对最终极的选择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杀掉自己，一种是杀掉仇人。

杀掉自己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弱势人群的正义论——在仇人的家门口上吊。这种扭曲的奇观，倒有非常好的实践效果。面对强大的敌人，杀掉自己而不去主动伤害对方，可以保全自己的家人不受到强敌的持续报复。而在仇人家门口上吊，又给了仇人一个持续的侮辱。最终，这样的方式，能够为自己争得最大的舆论空间，博得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并制造出压力和强权博弈。

与之匹配的则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方，也非常享受这样的模式，虽然主流社会在表面上对自杀上访和下跪上访充满了斥责，甚至于有媒体人士联合发起倡议要求拒绝报道下跪上访。媒体人士不惜炫耀自己的舆论传播权力，对屈辱的维权方式进行羞辱，但真实的故事，当然是无论是天津的业主还是拆迁的业主，或者追讨工资的农民工，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跪，或者装作跳楼。尤其是博弈双方不算完全失衡的讨工资事件，只要装作要跳楼，虽然人人都明知站在上面的人不会跳下来，可是各个掌握着体制资源的人士都可以有良心的运转起来，无论是报道，还是协调矛盾的解决，最终总能有一个完美而正义的结局提供给观众。

相比于对跳楼和下跪的热衷，充满血性的复仇之举，一直以来都是被排斥在视线之外。即便复仇行动偶尔闯入了主流的视线，也被斥责为血腥或者暴力的名义，不肯给予一点认可。在广西柳城韦银勇爆炸案之后，我尝试着用记忆搜索了一下过往发生过的复仇案件，从2001年的胡文海事件开始直到今天，十多年间，能够勉强搜索出来的有主动预谋的复仇案例不超过二十件，还夹杂着一些零星的激情冲突事件。

这些寥寥无几的案例，相比于铺天盖地的下跪和跳楼而言，无疑更加具有新闻性，却不见诸于新闻。这些事件不仅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报道和追踪，在主流世界也只留下很少的痕迹。

这个刻意遗忘复仇者的行为，第一主导者是政府的，政府机器对这样的个人复仇一直抱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2006年，甘肃农民钱文昭冲进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人民法院，炸死5名干部，炸伤22人。面对草民的复仇，当地政府很快追认死者为革命烈士，并高调举办了葬礼，向更多的草民展示了政府的暴力和不惧怕草民暴力的决心。

同样，2008年的杨佳上海杀警察案之后也是如此，杨佳的母亲很快被绑架为人质，消失在公众眼中，无法对外发出任何声音。2008年，也同样是政府最为自信的一年，这个信号依旧清晰，不仅杨佳被迅速判处死刑并执行，还要累及家人，更要如捆住喉咙再枪毙一样，不允许复仇者发出半点声音。

而如果不是再去追溯历史，也要和主流世界一起忽略掉更多事件的后续。2011年江西抚州钱明奇爆炸案之后的一周内，钱明奇一起上访的7名上访户就迅速得到赔偿。而在2015年5月25日陕西西安郝建宗砍死拆迁办主任之后，拆迁户也很快都主动得到了政府的赔偿。

复仇者成功声张了正义的结果，令政府很尴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权利。这个结果，也令主流社会很尴尬，如今理性维权和下跪维权，在维稳的眼中一钱不值。2015年4月初在北京王府井喝药自杀的30余名黑龙江出租车司机，6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

这样处理自杀维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倒是让我回想起媒体记者和名人高调的要求抵制下跪上访的往事，这个高傲的撒娇很快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大约是政府更加明白，相比于暴力复仇，下跪上访才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

也大约因为如此，底层的下跪和自杀被反复的渲染，然后主流又无情的嘲笑和辱骂。而对于底层的血性复仇行动，无论是政府还是主流社会，都在刻意的拒绝和遗忘。甚至于知识分子也不自觉的忽略掉复仇的正义性，而恶意的审丑底层的复仇。
这场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复仇的合力绞杀，依旧将在广西柳城韦银勇案中重现。但在现实的微妙发展中，复仇的正义性已经无可回避，审丑复仇的行为，将成为最后的丑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