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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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30 郭建龙 三剑客

文 | 郭建龙（行者、独立作家）

隨著一胎化政策終結，曾經的計生功臣們紛紛跳出來，否認自己和一胎化政策有關。

比如，曾經從1988年開始任職國家計生委主任十年之久的彭珮芸就稱不贊成一胎化政策，雖然在她當政的時候，計生罰款在地方愈演愈烈。而有“計劃生育之父”之稱的田雪原雖然在計生工作的資料化、模型化問題上舉足輕重，卻早就改弦更張，宣稱不贊成一胎化。此外，還有前國家計生委宣傳處處長陳劍也著書反思一胎化政策。主掌全國婦女肚子問題的前計生官員們，紛紛成了維護家庭生育權利的守護神，讓人感到事態變化之迅速。

我一貫主張，任何一個政策，不管是好是壞，必須找出一個或者幾個負主要責任的人，以便於將來論功行賞或者釘上恥辱柱。作為影響了中國數代人的計生一胎化政策，我們顯然不能滿足於找到那些“不贊成”的人，而更應該找到當年的推手與功臣，才能更好地理解計劃生育政策產生和出爐的經過。



早期推手：從計劃經濟到計劃生育


人們很少注意到，計劃生育政策其實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計劃經濟試驗。當中國逐步廢除大部分計劃經濟政策的時候，計劃生育不僅保留了下來，還成為了影響每個人的國策。

之所以說計劃生育其實是經濟試驗，與早期推手的經濟理論有關。這就不得不談到以馬寅初為首的計劃經濟學家們。

現在人們只知道，是馬寅初提出了中國最早的計劃生育思想，卻很少理解馬寅初之所以提出這種思想的理論依據。實際上，馬寅初是個不折不扣的計劃經濟學家，他的生育理論是與經濟學相關的。

在1949年之後計劃經濟發達的年份裏，人並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的一種要素而已，他提供生產力，同時要消費產品。

由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實施計劃經濟造成的極大蕭條，社會無法生產出足夠的產品。現代經濟學者都會知道，只要市場發揮足夠的作用，就能夠把人力和資本都進行優化，從而生產出足夠的產品。但在當時，經濟學家只能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為這個註定無解的問題尋找答案。

在反思這個問題時，馬寅初等人認為，既然短期內無法生產更多的產品，也無法把更多的人組織到生產中，那麼，只有減少人口這一條路可以走。這就是計劃生育的理論基礎。

翻開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通篇都是計劃經濟思維，其核心是，只有減少人這個消費要素，才能增加物資積累，把這些物資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

“我國的國民收入在1956年將近900億元，其中消費部分約為79%，積累部分約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費大，積累小，而這點積累又要分攤在這許多生產部門之中，覺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1]

由於理論基礎是計劃經濟的，馬寅初也得到了中國計劃經濟之父陳雲的大力支持[2]。另外，一批民主人士緊跟風潮，也紛紛獻計獻策，比如，最得力的鼓吹者之一邵力子，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蝌蚪避孕法，即婦女通過服食生蝌蚪，來達到避孕的效果[3]。

不過，幸運的是，早期的推手仍無法通過計算得出到底要把人口控制到什麼程度，缺乏數學上的依據，形不成具體政策。以馬寅初為例，他個人計算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到26億[4]，這種計算非常初步，能形成方向，卻形不成模型。這個時期，雖然計生言論已經甚囂塵上，卻還不至於形成一胎化這種極端性強制措施。

而下一代推手，則把數學和模型上的工具授予了執政者。



第二代推手：拿模型說事儿


由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經濟政策失敗，大量勞動力無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組織青年人上山下鄉，另一方面重拾法寶，開始控制人口。而最有效的解決人口失業問題的做法：實行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卻被徹底忽略。計劃生育的做法，是用另一個錯誤來修正前面錯誤帶來的惡果。

1968年，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立。在未來的十年裏，中國在計劃生育問題上開展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提倡少生、稀生、晚生，發放避孕藥具，加強宣傳力度，並開展了幾次計劃生育工作會議。

然而，由於缺乏具體的資料，計劃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傳鼓勵階段，缺乏執行目標。

1978年，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國政策出現了一系列的調整。與人們現在的認知相反，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當時的執政者並沒有以市場化改革作為目標，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被動地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計劃生育這個帶著嚴重計劃經濟色彩的政策，不僅沒有被取消，反而得到了加強。這一年，隨著陳慕華成為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頭兒，政策力度也隨之加碼。

此刻的政府意識到，由於中國是一個口號和指標社會，就連抓右派和殺人都要訂立指標，如果要想讓計劃生育更有效果，必須在指標上得到保證。但如果要制定指標，必須有一定的計算依據。最初，人們把目標定為2000年控制在12億以內。但是，每對夫婦生育多少，才能控制在12億以內呢？這是陳慕華無法回答的，必須依靠其他能說會算的人來回答。

這並不用等太久。1980年，善於把握風向標的人已經開始提出自己的學術成果。一位叫做田雪原的人在宋健的支持下，提出了一個粗糙的模型，對中國未來的人口數量進行估計。在世界範圍內，人們的確把數學模型運用於社會學研究，並成為制定政策的參考。然而，沒有國家敢於依靠一兩個粗糙的模型來干涉公民的權利。這是因為，相對於人類社會的複雜程度，任何的模型都無法做到準確，更無法形成精確的計算，任何小的偏差都可能釀成大禍。對於人權的忌憚，讓社會學家僅僅停留在研究層面，但要把研究成果運用於實際，都慎之又慎。

田雪原的模型極為粗糙，從後來的結果看，計算與實際情況偏差極大。但他敢於說話和論斷，提出了每對夫婦生育數分別為1、1.5和2時，全國人口未來的走勢[5]。這種數學化的做法很快影響了高層。

田雪原走通的這條以學術討好執政者的道路被人們紛紛效仿，一時間，各類高校紛紛展開人口政策研究，各種“人口專家”輩出，計劃生育學會、雜誌如同雨後春筍，爭當走馬。即便在今天，一胎化政策廢除的前夜，仍有各種專家認為不應該放開人口控制，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廖振武就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個。

根據田雪原計算，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億，那麼每對夫婦只能生育1.7個孩子[6]。於是，1.7個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夢靨。1.7意味著有的人可以生育兩個，有的人只能生育一個，到底誰能生兩個，誰只能生一個？

在中國，這種難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案：宁左勿右。



第三代推手：宁左勿右


1979年3月，山東省煙臺地區榮成縣農民鞠洪澤、鞠榮芬等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倡議書《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通過學習黨中央的指示，決心聽黨的話，只生一個孩子，不再生二胎。我們少生一個孩子，就是為四化多做一份貢獻。因為，我們個人的幸福是和整個社會聯繫在一起的。只有實現了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晚年生活才有保障。[7]”

這其實是一次變相的大躍進。此刻，中央對計劃生育的提法仍然是最好一個、最多兩個。山東省在大躍進和“文革”中都善於放衛星、獲得政治優勢，此次計劃生育衛星果然也獲得了上級的重視，並迅速成為典型。

在計劃生育典型的帶動下，各個省份都意識到了其中蘊含的政治意味，紛紛推出了甯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吉林、山西等紛紛要求只生一個孩子。

隨著省級政府的熱情高漲，以及田雪原、宋健等人研究成果的出臺，中央政府在1980年上半年連續召開了數次人口問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最終的領導權，被陳慕華領導的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所掌握，並最後出臺了由田雪原起草的《人口問題彙報提綱》。在提綱中，將人口問題盡情渲染，成為了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8]。

此刻的政策已經拋棄了1.7的替代水準，而是採取了更加嚴厲的一胎化政策。根據後來的實際情況，其實1.7也是一個錯誤的結論，實際替代水準必須在2以上，將政策極端化到1，必將造成嚴重的老齡化問題。

在整個制定的過程中，陳慕華為首的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了最積極推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推手，田雪原等人則用不完善的理論作為工具，成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加上各個地方政府甯左勿右的作風，並反作用于中央政府，形成了影響中國上百年的決策。



廢除一胎化：計劃經濟思維並未死亡


如今，雖然一胎化政策已經廢除，但我們需要看到，其實計劃生育並沒有死亡。我們說過，計劃生育是最大的計劃經濟項目，首先出發點：人不是人，只是生產要素。

即便計劃生育已經釀成大禍，可是處於這個龐大組織上的眾多蝨子仍然要讓人相信，計劃生育是沒有錯的，政府仍然有權力根據具體情況調整婦女的肚皮。以前生一胎是對的，現在讓生兩胎也是對的，一句話，羊群終究需要一個上帝，而有的人總是認為自己就是上帝。

計劃生育可以視為典型的組織綁架社會的例子。按照社會學理論，一個組織不管多沒用，甚至邪惡，可是一旦它創立出來，就遲早會擴張，改變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現在，中國的每個人，不管如何不情願，都已經被計劃生育政策所影響，他們不管結婚、生子，還是上學、找工作、買房子，都不得不直接或者間接地與計劃生育部門打交道。

未來如何擺脫這個龐然大物的挾持，如何處理那些吸附在組織上的蝨子們，是將來每個人都必須關注的問題。

注引：
[1]马寅初《新人口论》
[2]李文，《陈云、马寅初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史成礼《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
[4]马寅初《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5]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
[6]、[8]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
[7]《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