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在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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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评委会的先生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 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 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 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 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 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 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 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 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誇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 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 万饿死的农民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