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独生子女政策四大误识亟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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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9日 14:03T中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直伴随着争议与误传。毛泽东是否自始至终反对节制生育？70年代末快速增长的人口迫使强制性生育控制的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众多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起源的错误观念至今仍流传于公众乃至学术著作之中，亟需加以澄清
　　怀默霆  王丰  蔡泳|文
　　作者分别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北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5年10月29日，中共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前的2013年11月，中央决定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启动实施“单独两孩。”自此，中国将完全退出独生子女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也最饱受争议的生育控制政策。过去的30多年中，虽然许多学者悉心研究了这项政策的起源，实施以及效果，但是各种混淆和错误观念仍然广泛流传于公众甚至学术著作中。
　　例如第72期《中国研究》刊登了由韦艳和张力合作的对于山西翼城1980年以来执行二孩政策的分析文章。虽然该文关于翼城如何开展二孩政策的细节非常精彩，并且我们也基本同意他们对翼城经验的总结，但作者在交代其研究背景时，对于强制生育控制政策起源的阐述却不准确。比如他们写到：“在7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从未将节制生育推广到农村地区，也并未设定国家层面的人口总量控制目标。”他们认为直到1980年以后，计划生育才由自愿转变为强制性的生育政策，但这与大量早先的研究相矛盾。
　　这篇关于翼城的文章并不是错误总结历史的孤例。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其关于邓小平与转型中国的巨著中，简短地提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起源，他写道 “毛泽东在世时虽然开展了教育活动并提供计生用具，但计划生育进展甚微。”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类似的错误表述很常见。这些关于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起源和推行的误解需要被加以澄清。虽然大量的研究已经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但是许多关键信息仍常常被忽视和遗忘。在此我们将探讨以下几个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最常见的错误观念：
　　毛泽东自始至终都主张促进生育，虽然在个别阶段他也曾允许提倡自愿的节育，但直到他死后，中国才可能全面推行限制生育的努力。
　　由于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而造成的阻碍，中国的人口以难以控制的速度迅速增长直至其去世，迫使政府在1980年之后推出更为严厉的强制政策。
　　1980年生育控制政策由自愿转变为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的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并在1990年后跌落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 。
　　虽然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招致反对，该政策的实施减少了至少4亿人口的出生，使得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由此获益。
　　以上几种说法都带有误导性，甚至完全错误。
　　误识一：毛泽东始终主张促进生育
　　的确，资料记载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提到人口增长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不是问题，但这些表述多是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实践性的。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对这一议题最著名的观点。为反驳美国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提出的“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人口过多的推动”的说法，毛泽东撰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主张促进人口增长或者坚持反对降低中国的出生率。1949年后，毛泽东对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变得更加务实。50年代中期，面临解决粮食问题的挑战，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开始改变措辞。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两次提到需要倡导节制生育。1957年初，在其后来整理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的讲话中，毛泽东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就有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计划生产。我看人类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产计划部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
　　1957年末，毛泽东对于计划生育的强调进一步加强。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随后几年，虽然出于对社会主义和通过大跃进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信心，毛泽东对于人口增长的担忧有所缓解，但他仍然相信要最终采取计划生育，即使不用在短期内完成。比如，1958年5月18日，他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100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自然会节育。”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说到“人口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然而，在大跃进导致的大饥馑结束之前，毛泽东已经转而进一步表达控制生育的需要。1960年5月27日在同蒙哥马利的对话中，他说中国人口再过十年将增加一亿左右，而非蒙哥马利所说的一亿五千万，“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他说。
　　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时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还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1965年和1971年两次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毛泽东都提到了农民不愿意进行节育。
　　最后，虽然官方对于毛泽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想法记载不多，但现有记录清晰呈现了他已经回归1957年的想法，认为中国需要控制生育。1964年，中国人口从大饥馑后恢复增长不久，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导生育控制工作。而这正是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提出的。60年代中期，中国开发出口服避孕药品并在全国范围内分发并宣传推广生育控制。
　　虽然我们对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关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没有太多直接的资料，但出于他当时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确信他一定支持中国1970年后从自愿向强制性生育政策转变的重要决定（并非1980年后）。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报告，设定目标将年人口增长率从1970年的2.5%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左右，农村降到1.5%。在1975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阶段，人口增长率从1975年的1.57%进一步降低，至1980年城市降到0.6%，农村降到1%。这些毛泽东晚年出台的政策急剧收紧了中国的生育控制。
　　误识二：70年代实施的是自愿生育控制
　　随着人口增长目标的设定，全国范围内的强制生育控制运动开始全面展开，并提出“晚、稀、少”的口号来概括人口控制的三个方面。“晚”即晚婚，要求城市女性25岁之后，男性27或28岁以后才结婚，农村女性23岁，男性25岁以后。“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减少生育数量，城市家庭最多生两个孩子，农村家庭不超过三个，否则将受到处罚。
　　1970年后的生育控制运动并不是依靠说服和自愿遵守来推动的。很多在1980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恶名昭著的强制执行手段其实起源于70年代的“晚、稀、少”运动。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层层官僚系统监督农村，单位和居委会中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这些计生人员详细记录着自己辖区下每位育龄妇女的信息，包括生育记录，避孕药使用情况甚至月经周期来监测超额怀孕。
　　许多工厂中，生育与生产一样有额度限制。没有获得配额的女性员工不得怀孕。没有得到允许而怀孕的妇女会被要求堕胎，她们的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也会承受压力。在农村地区，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妇女会被要求绝育或使用宫内节育器（上环），而城市妇女则可以持续使用避孕措施直到超过生育年龄（但她们仍要接受月经周期检查）。坚持想要超生的家庭将面临威胁，超生的孩子无法注册户口（因此无法获得配给，上学和其他基本福利）。

　　官方数据显示了上世纪70年代生育控制运动的强制性。如图一所示，虽然绝育和堕胎数量不如1983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般迅猛上升，节育手术（堕胎，宫内节育器使用和绝育）在70年代随着生育控制运动的推进而数次升高。在“晚、稀、少”运动开展初期，装置宫内节育器，女性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都大幅增加。1971年到1973年间，宫内节育器使用从617万例翻倍至1395万例。女性绝育手术从174万例上升70%至295万例。而人工流产从391万例上升30%至511万例。到1975年，宫内节育器使用，女性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数量都达到历史最高位，分别为1971年数量的270%，217%和130%。1979年，在正式宣布独生子女政策的前夕，节育医疗手段又有一波增长。全国范围内，节育手术从1978年的2172万例上升约50%至1979年的3058万例。其中女性绝育手术从251万例倍增至529万例，人工流产从539万例增加至786万例。节育手术的急剧上升很难用自愿生育控制来解释。
　　1980年以前，由执行节育而导致的侵害事件已很常见。史蒂文?莫舍在研究中提到1979到1980年间，在他所进行田野调查的广东农村，超生的怀孕妇女被关押数天甚至数周接受训斥直到她们同意堕胎。莫舍还记录了孕晚期强制堕胎的案例，与30多年后的2012年陕西孕妇冯建梅被强行引产的事件如出一辙。
　　误识三：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中国生育率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7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强制节育政策已经在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有据可查的是在那十年中，中国的生育率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急剧的下降。197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虽未跌至世代更替水平却也已经远低于贫困的农业社会常见的水平。如图二所示，70年代末期，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接近6下降到只有2.7-2.8。因此，从1970年至今，至少70%的生育率下降出现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而非之后（需要注意的是，韦艳和张力的文章显示的翼城以及整个陕西省的生育率下降与此类似，大部分在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以前。）虽然经济现代化和避孕药具的普及推动了1980以前生育率的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国家强制推行的生育控制无疑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严格的生育控制下已经急剧下降，为什么还要在1980年推出更为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此前的一些研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包括葛苏珊2008年出版的《只生一个好:邓小平时代的科学与政策》以及梁中堂2014年出版的《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简言之，邓小平以及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急于推升人均GDP，这使得他们寄希望于比70年代更为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1978年，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考虑独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
　　1979年后，更为雄心勃勃的生育控制目标得到了宋健等人的人口控制论的“科学”支持。受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以及70年代其他一些末日理论作家的影响，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10亿（1982年的人口统计为10.08亿），他们断言中国需要尽快达到人口零增长。他们同时声称2080年中国的理想人口数量为7亿以下，而只有将生育率削减到接近1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虽然他们论断和预测的依据在西方被广为批判的理论，却为中国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科学”理由。
　　图二的趋势数据同样显示出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并没有带来随后生育率的显著下降。相反，在1980年的下降之后，生育率向上反弹并在随后的十年内不断波动。因此，尽管新政策带来了大量的强制措施（特别是在1983年，中国共进行了1440万例堕胎，2070万例绝育手术和1780万例宫内节育器植入，见图一），中国却未见生育率相应大幅下降。
　　而直到80年代末，中国的生育率才进一步大幅下降至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见图二。这一下降可以部分归因于生育政策执行体系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任务从最初以中年妇女为主的基层计生人员转移到了地方党委书记和其他官员身上。由于政策执行情况被计入官员的年度考核，促使他们更为有力地控制人口出生。在一票否决的规则之下，即使当地的经济和其他方面表现合格，未能成功达成本地计生目标的官员仍无法升职甚至会丢掉官职。（这一新规则的效果可以通过图一所示1991年,节育手术数量的攀升得以体现。）尽管如此，将生育率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甚至1970年以来生育水平的整体下降仅仅归因于1980年以后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具误导性的。而这让我们来继续探讨另一个常见的误解，即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至少4亿人口的出生，造福了中国乃至全世界。
　　误识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
　　在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诸多误解中，少生4亿人的说法最为常见。政策拥护者强调减少如此巨大数量的人口直接推动了中国1978年以后的经济繁荣，更造福了全世界。比如2014年9月20日的《经济学人》杂志对过去几十年中为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的重大国家和国际政策进行排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位列第四。位居前三的为旨在逐步淘汰导致臭氧耗竭的化学品的《蒙特利尔公约》、水电利用和核电利用。该排行认为截至2005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13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
　　通过前边的讨论我们已经清楚中国大部分的生育下降不能被归功于独生子女政策，因为生育下降在该政策出台前就已经出现。那么，少生4亿人的数据从何而来又有多可信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数据最初来源于一份1990年代末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的课题。这一研究基于过于简单且不切实际的假设，而得到的人口出生减少的数据随后却被中国政府官员频繁引用来证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

　　图三显示了对于出生减少数据的估算方法。计生委课题用直线拟合调整后的年粗出生率数据来体现1950到1970年间的生育趋势，之后简单地将这条线延伸至其后的年份，（错误的）假设这一延伸反映了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的生育情况。该直线预测中国1990年的粗出生率为2.971%，1998年为2.843%，如图三所示。通过对比这一情景下的出生数据与实际数据（图三底部线条所示），该报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1970到1998年之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3.38亿。而在这一研究之后的十年间，不但起始年限从1970被改为1980（来迎合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人口的数量也被增加到了4亿。
　　所谓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的说法至少包含三个致命缺陷。首先，这一数据是基于一个完全假设且不切合实际的情景。对于粗出生率轨迹的预测，（如图三顶部线条所示）严重低估了没有计划生育措施下的生育率下降。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在70年代有近似出生率而未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可以看出问题。图三中间线条体现这一对比。有16个国家在1970年人口在一百万以上且粗出生率在3%到3.8%之间，平均出生率为3.555%，略高于当时中国的3.343%。这16个国家的平均出生率在1990年降低至2.66%，到1998年为2.198%，远低于前述研究对于中国出生率的预测。该研究的预测在1990年高于对比国家数据17%，1998年高出29%，而到2005年择高处45%。因此严重夸大了出生人口可能减少的数量。
　　第二个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了中国生育下降过程的特殊性，即大部分的生育下降出现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前的70年代。1980年以前中国实际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如图三地步线条所示）具有深远的影响。避孕，堕胎和绝育手段的使用使得70年代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并造成深远影响。出生人口的减少导致20年后，当70年代出生的人达到生育年龄时，生育人口基数的减少。
　　少生4亿人说法的第三个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了经济发展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生育率大幅下降。正如许多人说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繁荣以及由收入，教育程度和城镇化水平上升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变化，推动了出生率的下降。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步伐远快于图三中的16个对比国家，由此造成的中国1980年后出生率的下降很可能大大超过其他16个国家的平均水平。
　　总之，所谓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少出生4亿人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时代发动的“晚、少、稀”运动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低于其与当时经济发展相当的水平，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对1980年以后的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究竟有多大的直接作用则存在争议。
　　现在就让我们来总结澄清一下前文提到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几个错误观念：
　　1. 虽然毛泽东曾宣称快速增长的人口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当1970年后计划生育从自愿转向为强制性政策时，他仍在位。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计划生育在70年代“晚少稀”运动期间就已经被强制性推行。
　　2. 中国在70年代期间就已经出现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人口增长没有失控。从1970年开始至今的生育下降大部分出现在70年代。而当时的节育运动并非自愿，而是为了达到政府设定的生育控制目标而大规模推进的强制性运动。
　　3. 更为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推出是基于政治需要以及伪科学的论证，而非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更谈不上是基于良好的人口学分析。即使当时实行二孩政策，中国仍能实现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而大幅避免1980年后许多人经历的苦痛。虽然独生子女政策被广泛强制推行甚至导致大量滥权和侵害事件，其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效果却十分有限。80年代期间，中国生育率上下起伏，只在末期进一步下降至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4. 虽然1970年后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政策避免4亿人口出生的说法是具有误导性的。相比于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中国1980年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应该对生育数量的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末期的2.7-2.8 下降到如今的1.4-1.5。 经济增长加之自愿的节育使得东亚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却避免了中国因错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大量伤害。■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The China Journal》（中国研究）2015年总第74期（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文版翻译为财新传媒编辑韩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