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问答：“中国模式”为什么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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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问答：“中国模式”为什么会“成功”？（上）

原创 2015-12-17 唐映红 psy-eyes

Q&A151217

　　问：“中国模式”为什么会“成功”？（上）

　　答：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组织和结构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由个体以契约的方式而形成公权力以及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由掌握资源的少数以暴力的方式来形成公权力以及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如果抛开价值判断，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机制其运转各有其心理学的基础。

　　契约社会维系的心理学基础是个体的认同。每个人或者大多数人认同所谓共同契约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就是“社会”。最少的共同体是两个人构成的群体，如婚姻；最大的共同体则是一个国家，它最多可以有数亿人。

　　非契约社会缺乏个体自觉的认同作为基础，那么它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形成认同或者认同的替代品。比如，恐惧。传统的非契约社会是依靠暴力来维系共同体，通过暴力来控制成员的权利使其不得不顺从。非契约社会本质上是以顺从作为维系的基础。

　　从心理学角度，“认同”和“顺从”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因素。不考虑这两种心理因素的价值判断，它们各有其优劣。依靠“认同”而构建的社会不用控制成员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能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自由发展”；但大多数人的“认同”或共识一旦改变，公权力就必须重新组织和分配。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保障了契约社会有序地进行重新组织和分配。而依靠“顺从”而建立的社会就必须严厉地控制成员的权利，任何自由的东西都可能造成对“顺从”的抵触，所以必须严加控制。如果大多数人不“顺从”了，公权力机构为维护权威就必须加大控制的力度；一旦控制不住，就可能会以灾难性的破坏方式来重新组织和分配。

　　无论从政治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中国的发展路径和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都有别于以西方为代表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例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预测，中国的经济早就应该危机四伏，濒临崩溃，事实上却是欧、美经济前些年陆续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反而看起来很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只能把中国的经济称为“中国模式”，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也有待经济学家来分析研究。再比如，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中国20多年前面临过大多数人拒绝“顺从”的危机，东欧、前苏联面临同样危机时都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解体、重组，而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同样的结果，反而从表面上看发展得越来越有自信。

　　当然，“中国模式”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话题，要把维持“中国模式”的心理学基础讨论清楚，不是一、两篇问答所能完成的任务。今明两天只能浅略地稍微谈谈“中国模式”的心理学基础的几个关键点。

　　虽然两类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组织模式维持的心理学基础不同，一为认同，二为顺从。但从心理学角度，认同和顺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顺从”基础上的，因为成员并没有一个表达“同意”并授权给公权力的过程；一旦公权力形成，成员是不能公开表示反对的。这跟诸如美国这样的社会不同，他们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无论谁掌握公权力，都必须有成员投票并授权的过程，总统如是，议员也如是；你不赞同大多数人授权结果，也可以公开表示反对。

　　尽管人类的认同和顺从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因素，但也并不是泾渭分明。认同的后果往往就是顺从，契约社会里，民众授权议会立法，议会立税法，政府来行使权力收税，民众就只能顺从。如果有民众很“认同”收税，那当然值得赞誉（像巴菲特那样，嚷嚷着“向我征税”），毕竟大多数民众哪怕你不情愿，也得纳税。这就是“顺从”。反过来，顺从的后果往往也就是认同。非契约社会里，哪怕你不情愿，少数人攫取了公权力并且凌驾于你之上，从认知失调理论的角度，你既然无力反抗，最大的可能就是改变态度，变得“认同”。
　　
　　例如，多起跨文化的社会调查都反映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满意程度都相当高，甚至比大多数西方社会都高。（可参考Q&A151209《社会调查发现中国民众不需要西式民主，结论可靠吗？》，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跳转阅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民众对权力集团的“认同”，但另一方面这种“认同”与契约社会的认同却有着云泥之别。由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不同，两者事实上是不能简单对比的。举个例子，你能够在女邻居背后大肆地吐槽，对她品头论足；但当着她的面你还会这样评价吗？其间的差异就是情境不同。我们每个人的满意度往往是建立在社会比较基础上的，你只要比周围的其他人好，你就会觉得满意。在契约社会里面，因为资讯是自由传播的，民众对政府的任何瑕疵都了如指掌，所以满意度不会很高；而非契约社会里资讯的传播往往被控制、过滤，民众很难获取政府运作的真相，被获准传播的主旋律往往是文饰过的假象，民众当然很容易形成对政府的好印象。

　　不仅如此，契约社会里成员的社会认同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而非契约社会里的成员的社会认同却不能自由选择。对一个生活在不能自由选择的社会里的成员，他如果同时又对自身所处的状况不满意，这会令他感到失调，带来冲突感和焦虑感。为缓解焦虑，改变失调的状况，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改变态度，认同所处的情境。而且，从管理心理学角度，人们对一个组织的满意和不满意其实是两回事，不能简单地认为满意度高不满意度就必然低，满意度高的同时也可能不满意度同样高，甚至更高。

　　一般来说，在传统的非契约社会里，随着资讯传播的越来越开放，民众获得的讯息也越来越多，往往会激发对权力集团越来越多的质疑。但“中国模式”相比于传统非契约社会在这点上却有所不同。表面上看，现时代民众获得的资讯远远超过10年前、20年前，但民众对政府的“认可”看起来却似乎越来越强烈，而不是相反。传统的非契约社会，无论是纳粹时期的德国、前苏联、现在的朝鲜，以及1978年之前的大陆中国，或者民国前的王朝中国，对资讯采用的方式都是从源头严格管制，禁止未被允许的资讯出现。例如，“焚书”是传统非契约社会的标识之一。但1992年之后，更准确地说是1998年之后，“中国模式”不再尝试从源头控制资讯，而是从公共传播的渠道进行钳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资讯管制手段已经失效；而经济和市场的开放也必须要有限开放资讯，但伴随着经济和市场资讯传播的也必然夹杂着令公权力机构不悦的其他资讯。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模式”探索，起码从表象上看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对公共传播的渠道进行钳制的办法。

　　比如，将政府审查有效地转变成了全民审查。一方面，政府加大对资讯传播机构的压力和处罚力度，促使其履行严格的审查措施；普通网民或作者反而不会直接感受到来自公权力机构的直接压力。例如，对提供互联网空间的ISP商的政策是，只要租用其空间的任意网站有违规，整个机房就可能面临查封。要知道，一台服务器可能有数百甚至上千的小网站；而一个机房则有数十甚至上百台服务器托管。这种将审查压力下放到资讯传播机构的做法很有效，当“台独”被作为禁止谈论的敏感词时，“转让一台独立服务器”的无害讯息就可能导致整个网站，甚至服务器被查封。正是因为站方的审查压力，普通网民在发表言论时，就转化成网民的自我审查。对一个网文作者而言，他自己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审查的标准，哪些话题必须绕开不谈；哪些词必须避免应用或者转化后运用。所以，所谓的知识人阶层已经习惯了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或观点，反而对那些直抒心意的表达感到不适和不安。

　　从心理学角度，“中国模式”把政府审查转变为全民审查，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政府审查对个体而言那是一种被迫的压力。当我们被迫做某些事的时候，“被迫”就是我们做违心的事的正当理由，所以我们的态度无须转变。但自我审查的时候，个体就未必感受到被迫的压力，这时他们的态度就可能发生转变，认同审查的逻辑。所以，在中国互联网常常能观察到网民的抱怨，不是针对审查的抱怨，而是对那些违反审查的其他人的抱怨甚至指责、诋毁。

　　自我审查的效果包含了多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其一是习得性无助。当你试图表达的资讯处处受到扼制，精心写作的文字却被删除，多次之后，你可能就放弃努力来摆脱审查。比如，早些年，你可能会测试到底哪个敏感词导致文字不能发表；后来你就放弃这种尝试；再后来你可能就不再去写这样的文字；最后你可能连思考也放弃了。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改变处境时，他们就要千方百计为处境辩护，使其合理化；即使什么时候可能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处境时，他们已经习得性无助，不相信努力了。其二是认知启动效应。当你多次尝试突破都失败后，你可能就形成了自动的认知启动效应，只要一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你脑子就本能地激活了“这是不应该谈论”的念头。你谈自由被禁止，你再谈再被禁止，多次之后，别人一谈自由你就反应“应该被禁止”。

　　一旦将习得性无助和认知启动效应合理化以后，个体将认同不合理的压迫；他们甚至会倾向于认为那些一直不认同的其他人是“咎由自取”。特别地，当这种合理化后的认同与其他的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之，就会形成所谓的“合法性神话”（legitimizing myths)。他们不仅会为自己认同不合理的压迫合理化，而且还会为不合理的压迫本身辩护，认为就应当这样。也就是说，他们从受压迫者转变为压迫的维护者。尽管非契约社会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中国模式”显然更加典型和普遍地使这种现象成为维系“中国模式”的重要心理学基础之一。

　　（明天继续谈通过普遍的既得利益来强化成员的认同感；以及通过扼制大众传播“结点”来阻止资讯的流通是“中国模式”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另两条很重要的心理学基础。）


2015-12-17

心理学问答：“中国模式”为什么会“成功”？（下）

原创 2015-12-19 唐映红 psy-eyes

Q&A151219

　　问：“中国模式”为什么会“成功”？（下）

　　答：接着上一篇心理学问答谈。本文先谈谈合理化后的认同与既得利益结合的话题；稍后再谈谈资讯控制的效率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模式”的另两条重要的心理学基础。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东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了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抛开魏特夫立论的水利观，传统中国社会确实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两千多年来若干次的王朝更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心理学角度，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因素就是传统中国让底层民众有跻身上层的梦想。科举制就是实践这一梦想的制度保障。西方的非契约社会以世袭为基础，社会阶层通过血统固定了下来；而中国社会却从来没有通过血统来固定的社会阶层。即使贵为皇帝，在中国文化里，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像明朝张居正做首辅时，整个家族鸡犬升天；而张居正一旦倾覆，则又株连九族。科举制让社会底层的每一个精英都有机会脱颖而出，跻身上层。正是因为底层民众都有机会买彩票中奖，所以他们从内心底都不会去反对既存的制度。周作人曾经说过：“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特点吧。”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每个受压迫的个体都希冀能通过转运而跻身为压迫阶层。

　　现时代的中国模式强化了这一趋势。通过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获得了比之前更优越的生活。特别地，在1949～1979期间，非理性的社会运动清洗了大量社会成员，物质匮乏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噩梦。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开放，至少使绝大多数家庭摆脱了这样的噩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从所谓的经济开放政策中受益了。其中的佼佼者，还能通过创业和特殊的渠道获得巨额的财富。

　　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预测，在物质匮乏时为温饱所困，而无暇为安全、归宿、尊重而奋斗；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人们应该超越温饱而追求更高的需求，其中就包括对权利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预测，随着人们物质经济生活的好转，“中国模式”的心理学基础应该是被动摇，而不是维系呀。但事实看起来却正好相反。一般来说，“中国模式”特指从1992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形态。1980年代确实出现了人们在满足温饱之虞后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权利的社会运动，遗憾的1980年代的运动并没有促进社会的良性转型，反而从另一个方向促进和强化了1992年后的所谓“中国模式”。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强调了两点：“不争论”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是从社会领域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发展是确保维持社会形态的足够资源。现时代很多巨富大贾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创业、发家的。1980年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现时代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在1992年后设计、拟订和颁发的。无论是有意识地设计也好，还是无形中形成也好，中国的法制建设使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普遍地具有“原罪”；不仅富人，包括经济上的中上阶层，如小老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按照法律条文来套，可能绝大多数都有违法之嫌。例如，如果严格按照税法来经营，几乎没有企业主能够维持并发展下去，因此，偷逃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关键是税法并不总是严格执行，大多数时候是可以与执法机构“协商”。问题是，如果你试图在赚钱之外要求点别的，比如说“权利”，那么偷逃税将成为惩治拿捏的方便法门。不仅税法如此，其他的法律，如对卖淫嫖娼的严格禁止和惩治条款，如果认真执行，像查禁某些言论一样地严格而认真地执行的话，将直接损害实体经济。按照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社会的性工作者是全世界最多的，像东莞这样的“性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日本公司甚至专门组织员工到中国来买春。事实上，性产业解决了大量底层妇女的就业问题，所以大多数时候并不严格执行这些法律。但当需要拿捏像薛蛮子这样的意见领袖时，或者通过道德运动来重树权力形象时，禁止嫖娼的法律就排上了用场。

　　当既得利益与违法犯罪嫌疑联系在一起之后，社会的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如果说基督教教义所蛊惑的“原罪”使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更加地谦卑和虔诚；那么中国法制所赋予的“原罪”则使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更加顺从和臣服。因此说西方某些国家认为中国能像它们预期那样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和平演变”，这只能说他们不仅误判了，根本就没有理解“中国模式”的基础之所在。

　　正是因为社会上大多数既得利益者，通过合理化作用认同了既然的社会秩序，同时他们的利益又能轻易被“依法”剥夺，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更加小心谨慎地在“安全”的界限内行为和言论；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我审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被拿捏把柄之后更加顺从的心理效应。在一个家庭中，如果丈夫有了“把柄”在太太手里，而太太即使没有用这个“把柄”来拿捏他，他也会更倾向于认同太太，并且抑制和减少对太太的批评和反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丈夫的偶尔越轨处理好了会增进夫妻关系；同样的道理，社会精英的有意无意“违法”处理好了也会增进他们对体制的认同和维护的决心。

　　国际政治学界有个概念叫“石油的诅咒”（the curse of oil），它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富得冒油的石油国家无法发展出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来。从表面看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途径，类似于蹈入了“石油的诅咒”陷阱。不过，虽然中国社会最富裕阶层的骄奢淫逸不输于中东产油国的富豪，但仅仅靠这个阶层显然无法维系“中国模式”的稳定和发展。维持“中国模式”的人群基础是那些广泛的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公务员、央企员工、教师、医生、媒体人等体制内人群，以及体制外的企业主、管理层、外企员工、自由高薪职业，等等。比如，某大学教授曾经向教育部写信抵制政治教育，接着他外出讲座的收益没有缴税就被查了出来。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受邀外出讲座，或者写稿，你并不清楚对方是否为支付你的讲座费或稿酬而代扣税（按法律规定应该是这样），即使代扣了你也拿不到应税凭证。只要把这部分人群稳定住了，社会大体上就稳定住了。

　　当然，社会除了既得利益阶层，还有一些更底层的民众，他们并没有从体制中获益；甚至他们还被更严苛地盘剥。如果这部分人群不顺从，社会也同样会乱。尽管社会资源是掌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手中，而针对像城市贫民、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这样的社会底层，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这就是近10年来的维稳模式。现在的社会维稳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哪怕是既得利益阶层，只要涉及到强拆都可能成为被损害群体。“中国模式”对这一部分群体的诉求采取了网格化的维稳，将每个单独的所谓“稳控人员”单独地监控起来，阻止他与外界的资讯沟通；通过专业化的手段来促使其放弃诉求。对单个稳控人员而言，可能采取的手段是极其灵活多样的，既包括重金收买，也包括暴力打压，总之只需要促使其放弃诉求，重新顺从即可。“中国模式”的网格化维稳从某种意义上受益于中国区别于前苏联的社会控制方式。前苏联，包括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各国，采用的是专业警察治国的控制模式；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群众专政的控制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从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对民众不顺从的压力时，苏东最终崩溃；而中国不仅顶住了压力，还能继续数十年的良好表现。至少从表面上看，苏东剧变后的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反而显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平静而稳定：经济在持续发展，民众的认同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尽管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都被有效地控制在既然秩序内。群众专政的社会控制模式使政府终端深入到村、社区；事实上现在维稳的基层控制就是在村、社区内有效地运行着。

　　从心理学角度，人们通常会追随大多数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从众”现象；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也会追随少数人的观点。这种特定的情况就是，少数人必须自信而且一以贯之地坚持。当年之所以共产党能够从少数派发展最终从大陆赶走多数派的国民党，就是依靠这样的影响机制。同样的，要阻止个别成员的维权演绎成全民共识，就要分化并孤立之，使其不能形成任何组织。因此，驱散任何不被允许的组织就成为“中国模式”少有的几根高压线，无论这种组织是否有政治诉求或权利诉求；也无论它是商业性质还是健身性质。在面对少数人的维权，只需要令他们成为“孤岛”，就能最大限度地隔绝其社会影响。所以，近年来在某些重大灾难性意外事故发生后，最急迫的工作就是稳控，务必使每一家每一户不能互相串联；然后个别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样的网格化维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使社会可能的反抗压制到最低限度。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要有效地阻止“有害”讯息的散播呢，防止个别人的维权可能通过互联网的放大，而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哪怕当事人可能被控制住了，但旁观者发的视频、图像和文字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散布出去。例如，一条关于维权的讯息在微博上传播，可能不涉及任何敏感词，也不包含在任何既已颁布的禁止讨论范围内，那么类似讯息就很可能迅速成为关注的热点事件。事实上，这确实成为“中国模式”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一个软肋。近年来正是因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管制也不能即时有效阻止某些资讯的失控。这对“中国模式”的维持和控制带来了潜在的危机。

　　不过，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的反应，客观地说，互联网仍然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而且针对此前无法有效管控互联网讯息的问题，政府已经越来越来越有心得。早期的敏感词屏蔽，以及所谓网上长城之称的GFW的智能屏蔽，将有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的资讯阻隔在普通用户能够接触的资讯之外。虽然网络屏蔽从来都不能真正阻止试图翻墙的少数人，但它有效地吓阻了大多数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少数人知道了并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因此，在网络屏蔽之外，通过潮水一样的正面舆论引导就成了阻止少数人知道的某些资讯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心理学角度，为什么一条负面的新闻更容易获得传播，而正面的新闻却乏人问津？其原因就在于相比于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突发的负面新闻具有感知显著性，更容易被人关注；同时，与受众有关的负面新闻更容易传播，这是因为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自我参照效应。比如，媒体报道美国弗吉利亚州发生了矿难，中国读者可能不会太关注；而如果是贵州发生了矿难，则更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因为它与读者有关。因此，与自己有关的负面新闻更容易传播是人性使然。但是这种天性不利于非契约社会的控制。怎么办？传统非契约社会垄断了资讯发布，只报道好的，不报道任何负面的讯息。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无法阻绝令人不快的负面资讯的传播。前面说到过，中国社会既然要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就无法像朝鲜那样关闭互联网；而无论多么先进的GFW系统都无法彻底阻绝令人不快的负面讯息流入。所以，通过潮水一样的正面舆论引导就能有效地降低负面新闻的感知显著性和公信力。这就是所谓的“五毛现象”。“五毛”的正式称谓应该是网络评论员，一个县的宣传部门会雇佣超过千人的网络评论员。这种专兼职的网络评论员能够有效地降低负面讯息的感知显著性，比如通过刷屏令某些问题贴沉底；通过潮水般的跟贴，使某些负面新闻的呈现出“大多数网友”都与政府立场一致的假象；通过诋毁和中伤发帖人，降低其公信力，从而促使普通网民对其发布讯息产生怀疑。这些都是网络评论员的常规手法。不仅政府会雇佣网络评论员，一些高校也会雇佣兼职学生来做网评员或“红色巡逻兵”，以监控其他学生的网络发言，及时报告可能危及学校和领导形象的负面讯息。网络评论员通过灌水、有意识地偏向引导以及诋毁发布者，使令人不快的负面讯息的传播效果将到最低。

　　网络屏蔽和广泛使用评论员的做法在早期的互联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近年随着所谓的web2.0的发展，自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的式微，屏蔽和五毛也难以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特别地，微博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普及，屏蔽和五毛的效率持续下降。因此，近年来的网络管制又发展了新的控制措施。

　　其实，无论是传统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自媒体，传播过程都不是由信源直接影响到受众，而是要通过中间的“结点”。这个结点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在传播学里这被称为两级传播理论。比如说，报纸发文说“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没有影响”，读者并不大可能会直接受这个观点影响，他们会追随身边的“意见领袖”。如果意见领袖接受报纸的观点，这些读者就会接受这个观点；如果意见领袖反对这个观点，这些读者也会跟着倾向于反对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大众媒体的资讯是否能对广大读者产生影响，要取决于广大读者身边的那些“意见领袖”。比如，高校里面某个像宋石男这样的老师会成为许多学生的意见领袖；普通读者会把微信写手王五四视为意见领袖；一个办公室里可能会把知道分子小李子视为意见领袖。只要有人群，就必定会有意见领袖，其间的区别只是特定的意见领袖能影响多大的范围和影响力。

　　不仅传统的大众传媒的传播遵循经由意见领袖的两级传播途径；自媒体的传播也遵循同样的两级传播途径，只是方向正好相反。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从大众传媒发出讯息进而影响广大受众；而自媒体则是由特定的某个普通网民发出讯息进而影响广大受众。以微博为例，某个普通的微博主人，比如小刘。他的粉丝可能只有数十个；他发出的绝大多数讯息都只有寥寥数十的点击，根本谈不上社会影响力。但如果他某一个时刻正好在某个突发事件的现场，并且把图片或文字报道以微博的形式发布出来了。他的粉丝迅即做了转发；而粉丝的粉丝也做了转发。只要事件具有感知显著性和引起大家的自我参照效应，其他阅读者做转发的概率就高。如果只是在同级别的微博间转发，还形不成公众效应；但只要其中有哪怕1次被所谓的大V转发，这条讯息就能迅即成为公共事件。像韩寒这样的公众意见领袖，他哪怕发一条叹息，也会获得数千的转发和评论。所以，在自媒体时代，一条讯息要成为公众关注热点，就必须经由公共意见领袖的转发。像前几年风靡一时的PSY的骑马舞能红遍全球，并非这个舞蹈视频有多优秀，而是它被发布到Youtube后，被好莱坞的音乐圈做了转发推荐；而好莱坞音乐人又是全球流行音乐界的公众意见领袖，鸟叔的骑马舞想不红恐怕都难。

　　因此，定点消除所谓微博大V的影响力就成为了扭转自媒体面前对资讯传播控制处于被动局面的关键措施。通过对薛蛮子（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边民（涉嫌虚假注册资金）等网络公众意见领袖的处罚，对其他的所谓大V形成寒蝉效应。从互联网监管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确实有效地使网络资讯传播纳入到了可控制的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互联网时代，能否有效地控制住资讯传播的“结点”对“中国模式”而言至关重要，甚至攸关生死。这也是近两年来针对互联网频频发"大招"的缘由之一。

　　概括总结一下，首先是促使社会普遍地自我审查；同时教育和社会化过程的灌输使人们习得性无助和带来定向的认知启动效应，而认知失调促使他们会努力将顺从合理化为认同；培育既得利益群体，但又造成其处于普遍的违法“原罪”；网格化维稳使少数人的维权无法形成公众共识；通过屏蔽、使用网络评论员以及定点消除公众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来控制资讯的传播。这些应该就是“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 并仍然维持继续发展的心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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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