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晖：前两年专栏里写的一些宏观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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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篇文章都是前两年给《东网》写的专栏。后来被炒也就没有再写。现在拿出来，请大家看看我当时说得对不对。
经济危机的大戏何时上演？
2014-06-13
我在此文中谈到的经济危机，不是指那些每天都发生在底层民众身上的经济灾难，而是指全局性的，将会影响市民阶层的宏观经济危机。价值判断上，我并不认为后者是坏事，恰恰相反，我觉得它可能是政治变革的契机。我此文的目的主要是反驳那些认为经济危机根本不会发生的事实判断。
中国经济的乐观派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多少年前就开始预测经济危机了，不是一直没有发生么？”如果用这句话来论证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在逻辑上依赖于两种可能的假设： 第一，越是很多人预测会发生的事越是不容易发生。第二，以前没发生的事，以后也不会发生。很显然，这两个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先说第一点。因为混淆变量太多，社会科学中的任何预测都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更多人预测会发生的事，当然比没有人相信会发生的事要更大一些。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所有的间接经验都变成负资产了，关于社会科学的一切机构都应该关门了事。只要有其他证据，你当然可以认为别人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你预测了，所以不会发生。”
至于第二点，稍稍有一点道理。以前没发生的事确实以后发生的概率更低。比如一个人以前经常迟到，我们当然会预测它以后迟到的概率更高。但是基于这种经验方式的预测，对于小概率事件往往是没有价值的。比如一个人开了30年车，没有系安全带也一直安然无恙，你会因此而做出他不需要系安全带的判断么？不会的。因为车祸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30年不出车祸很可能是运气好，而并非表示此人有什么特异之处。对于小概率事件的预测，光靠一个个体的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大样本的数据（比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车祸的统计数据）。
什么样的人容易出车祸当然要比什么样的经济体容易出现经济危机更容易预测。虽然车祸对每个人是小概率事件，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说，是每天都要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因而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统计模型。但是经济危机就不同了，一个正常国家通常十几年才出现一次小衰退，几十年出现一次大危机，你想想全世界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一共才有过几场彼此独立的经济危机？如此小的样本量当然难以用于准确预测。但即使是这个小样本，也比只用中国近几十年没有发生这个单一样本要靠谱得多。
何况，中国模式真的没有经历过危机么？毛时代的创记录的经济灾难就不用说了，你可以说现在经济模式不一样。但是毛死后难道宏观经济就一片祥和了？80年代为什么出现了多次市民阶层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不就是因为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境大量增发货币么？90年代虽然通胀有所缓和，但是国有企业下岗所导致的就业危机也绝不逊于很多国家的萧条时期。下岗显然不仅仅是个政策现象，这个政策被采纳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当时到了不通过摧毁大量市民阶层的生活就无以为继的程度。大规模的下岗潮实际上直到21世纪初才渐渐结束，距离今天也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规模危机的实证基础，无非是最近十几年的经验而已。用这样小的样本来做出的预测，会有多少价值？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美国已经有27年没有出现历时超过一年的经济负增长了。整整一代人已经失去了经济萧条的记忆，产生这种幻觉当然可以理解。可是中国才几年？问问你的长辈80年代物价涨了几倍？90年代有多少下岗女工自杀或者沦落风尘？现在就高枕无忧是否太过想当然了？
我每次用经济数据论证中国的危机，总有人说我班门弄斧。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看看住房的空置率；看看前几年信贷大潮中新增的投资都放在什么项目上了，能否收回；问问你身边的中产阶层不想移民的还有几个……答案很容易得出。但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需要用经济数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非世袭一党制政权的最长寿记录保持者是苏联，享年69岁。多党制国家一党独大的记录保持者是墨西哥的PRI，执政70年。还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房产使用权年限也是70年……那你觉得，中国要独特到什么程度，才能打破这个世界记录？中国的执政者在你眼中真有那么天才？如果空气污染能严重到这种程度，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经济政策水平全世界独一无二？
上个月，整个济南市没有卖出去一块地。而以2009年为例，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3.7%。所以你想像一下，下面会发生什么？这只是一个开始，经济危机的大幕还没有拉开呢。找个好位置等着看戏吧。
对经济预期的争夺战
2014-11-14
两个星期前，我曾读过书的UC San Diego的亚太国际事务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在5年内崩溃的辩论比赛。正反双方各有一名教授带领两名学生参与。根据活动的官方网站记载，入场之前正方（认为会崩溃一方）的支持人数占1/4，到出场时再统计已经升到1/2。因为在那里读过书，我很了解该学院的学生构成，其中对中国感兴趣、长期学习中文的老外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这些学生因为其文化审美上（尤其是食文化上）的亲近感，通常对中国抱有很多美好的幻想。但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辩论改变了观点，开始对中国奇迹产生质疑。这样的结果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不把中国经济当成全球楷模的人都属于异类了。
这种社会预期的逐渐变化也表现在 《华尔街时报》《金融时报》等国际财经媒体开始改变以往的吹捧， 发布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各种观点有不同的切入点，但是众多论者基本上都同意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负债的火箭式增长（全国债务总额已占GDP的2.5倍）以及这些债务极其可疑的偿还能力。一旦各地最热门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因为过度供应而价格下跌，可以想象各大银行会陷入怎样的支付危机。而这种危机一旦出现，可能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是银行破产，部分储户出血（最近政府对存款保险制度不断放风就是一个征兆）；另一个就是央行印钞以补助商业银行，容忍人民币大幅贬值。无论哪种可能，都足以打破中国模式的神话。的确，1989以后很多次看似严重的经济困境，都被当局巧妙地通过牺牲下岗工人、牺牲环境、牺牲拆迁户和失地农民、以及炒作房价上涨而不断化解，暂时避免了支付危机和超高通胀。但现在的悬念是，这次还能否找到拿来牺牲的政治弱势人群群体？和收入相比极其昂贵的商品房还有多少炒作升值的空间？
当然，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客观的答案。危机之成为危机，就在于其不可预测。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中国的89、甚至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前都没有清楚的迹象，各国学术界也没有发出过准确的预测。虽然理论上这些事迟早会发生，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会惊异于其出现之快。泡沫的破裂之所以无法预测，是因为持有资产的人（包括经济资产也包括政治资产）什么时候退出，本质上是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即使泡沫膨胀得再明显（如中国今天整片的空置房），投资者也有理由认为它可能继续膨胀，因而继续持有。只要他们的预期不改变，再大的泡沫也可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偶然原因可能会使其中一小批持有者决定退出（比如更好的投资机会、现金流的突然吃紧等等），从而让泡沫停止膨胀，进而引发更多的人的退出。
也就是说，泡沫何时破裂的争论其实从学理上看并无意义。理论只能告诉你泡沫存在，但无法告诉你泡沫是突然破裂还是缓慢缩小，也无法告诉你泡沫的峰值在什么时间出现。后二者依赖于资产持有者的预期，而预期又依赖于偶然因素。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媒体、自媒体，还有这么多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崩溃的无聊争论呢？我认为，此种争论并不是为了进行学理上的澄清，也不是为了争夺学术上的地位，这种争论的真正目的，在于立场不同的双方争夺观众的经济预期，希望通过预期来影响泡沫维持的时间长短。
持反崩溃论点的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己持有泡沫资产，因而担心别人先于自己逃脱。中国的各种准备移民或者已经移民但在国内有生意的权贵阶层属于此列。但也有些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未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价值上不认同泡沫突然破裂而引发的休克疗法，寄希望于中共的缓慢“改革”。后者当然也意识到了现政权的各种劣迹，但他们终归是对于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难以释怀，不愿意面对中国模式就此完结的可能性。
而持崩溃论点的人（比如我），坦率地说，也并不是因为有能力清楚地预测泡沫破裂的时间（没有人能做到），而无非是在价值上不认同中共主导的所谓改革，希望通过社会疼痛的平均化来唤醒中产对于底层痛苦的知觉，进而推动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我们并不认为现有的高增长有任何价值意义上的吸引力，反而其对人权、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摧毁作用罪孽深重。对我个人来说，中共的执政更是一场审美上的灾难，把十几亿人变成了无激情，连恋爱都不会谈，连儿童片都拍不出来的纯经济动物。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各种媒介看到的关于泡沫是否会破裂的事实性争论，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泡沫该不该破裂的价值性争论。越多人持崩溃论，进而抛售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泡沫就越快破裂；越多人对中共有信心，保留人民币资产，泡沫的破裂就越慢，虽然最终还是会破裂，但是也许可以给当局赢得一些时间。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说来改变预期，因为人的主观预期比一切客观因素都更能决定未来经济的走向。泡沫的形成已经无法逆转，但是泡沫破裂的时间和方式仍然可能被社会预期所影响。
这一点当局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才不遗余力地宣扬经济形式如何一片大好。即使不能最终挽救他们的政权，但至少他们可以避免普通投资者在他们之前出逃，至少可以把麻烦留给下届政府。但是很多异议人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唱多”“唱衰”之间的立场之争，而是幼稚地用一种纯经济学思维去中立地看待这个问题，甚至一再哀叹当局的经济控制能力如何之强。其实这哪里是个经济学问题？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关于经济预期的舆论战争。只要是战争就有不确定性，只要有不确定性就要争夺资产持有者的预期。世界上没有一支力量会在战争之中宣扬“我们必然失败”的论调。
有人曾对我说，你这种观点不像个学者，倒像个政客。这个判断其实也没错，因为相比所谓的“学者”身份，我当然更看重自己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是否下足了功夫。
谁对经济危机负有道义责任？
2015-01-28
经济危机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火车货运量下滑，外汇储备下滑，进口贸易下滑，出口贸易的预测指数下滑，人民币兑美元不再坚挺……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尚有不同见解，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十几年的疯狂增长即将告一段落了。
这种时候，我们这些长期唱衰宏观经济的异议人士，当然会忍不住发布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于是引来了一些读者的不满。经常有人质问我：“经济危机来了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为了跟政府过不去拿我们当炮灰，你们不等于是凶手么？”这样的指责非常流行，因而有必要加以批驳。
我不想过多讨论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也许老百姓确实会倒霉，但也许社会疼痛的平均化，可以有助于中产阶级和底层的联手，共同推动对双方都有利的政治变革。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无法展开。问题是，即使经济危机真的弊大于利，你能否怪到异议人士头上呢？
一场经济危机的形成必然包含了两个阶段：泡沫的形成和泡沫的破裂。前者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因为泡沫一旦形成总有破裂的一天 。泡沫的破裂本身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最多只是个导火索。如果有人能让经济泡沫破裂，你不仅不应该指责他，反而应该感谢他阻止了泡沫的进一步膨胀。打个笔方，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往一个巨型气球里打气，你不想听气球爆炸的噪音，又没有办法阻止此人。那么你是趁着气球松弛的时候戳破它，还是等着它被活活涨爆呢？
无论异议人士对于泡沫的破裂是否有影响，他们对于泡沫的形成毫无疑问是无辜的————吹气球的人不是我们，而恰恰是我们的对手。中国泡沫经济的形式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来源无非两个 。第一是银行问责机制的缺乏，导致大量贷款发放给无盈利前景的烂尾项目。这一点以前还不是大问题，但是2009年胡温政府主导的天量经济刺激，把难以明确估算的贷款（一般估计不会小于十万亿的规模）注入到地方政府的各种基建项目。你可以想像这些贷款如果无法收回会是什么后果。而这种无节制的刺激政策实际上到今天还在继续。第二个来源就是房价泡沫。在权贵政府主导资源分配和贷款发放的条件下，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少数富人。 虽然他们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国外，但是毕竟也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外汇管制和公务员、军人的旅行限制而积压在了国内。这些钱拿来干什么呢？这些富人不会去购买普通的消费品，因为他们用不了那么多。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当然就是买房。买房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为了住——谁能一人住几十套房？但是严格地说，也不能算是投资，因为他们根本不屑于花时间和精力把房子租出去（从天量的空置房即可看出）。房子对他们来说，无非是一种存放财富的方式。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房价能涨到中国这个水平？就其根源，无非是这个国家很多并不需要房子的人在买房，从而让房价超出了一般供求关系所定义的范围，就这么简单。
那么请问，上述这两种泡沫的形成——投资泡沫和房价泡沫，哪一种是异议人士造成的？我们这些屌丝一没有骗贷款的渠道，二没有炒房子的资金，拿什么来制造泡沫经济？恰恰相反，很多异议人士很早就在批评当局的信贷政策和房地产政策，试图制止泡沫的形成。我个人倒是没有批评过这些，因为我乐意看到当局干蠢事，但你怎么也不能把责任算到我头上。其实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泡沫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因此只有掌握资金的人才可能对泡沫经济的形成负责。
我知道有人会说，即使泡沫经济形成以后，“软着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放气的时候不能操之过急。这种观点包含了两个错误判断。首先，“软着陆”的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且不说中共这种粗放型的政策水平，就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在面对泡沫经济时又有几次是能做到软着陆的？你试试让一个气球缓慢放气？一个经济体的去泡沫化过程向来是少有风平浪静的，这是因为资产价格和社会预期之间互相强化的正反馈关系。一种长期升值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贬值（无论是房产、股票、本币汇率），立刻就会引发社会预期的改变，进而导致更多人抛售这些资产，让它们进一步贬值。这是一个任何小心翼翼的政策工具都无法阻止的过程。所谓软着陆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并不符合普遍的经济规律。
退一万步，即使软着陆这种东西真的有可能存在，难道你能把它的实现不了怪到唱衰的知识分子头上么？当然不能。左右中国资产价格的人归根结底是那些拥有资产的人。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出现大规模贬值，那么第一推动力当然是资金的外逃。据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 ... /214921345280.shtml），仅仅最近一个季度中国隐性资金外流的规模就在数百亿美元左右。我想全中国所有异议人士的资产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字的零头的零头那么多吧？这些外逃者是谁，不正是中共权贵阶层的一部分么？当年吹起泡沫的是他们，今天刺破泡沫的仍然是他们，怪到别人头上就未免矫情了。这些人为什么决定外逃？当然不是因为看多了异议人士的文章，从而对当局丧失了希望。这些人和异议圈的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们这些人在说什么。即使掌握境外热钱的老外们，所接触的宏观经济信息也绝大多数来源于主流媒体和政府内幕消息，而这些信息渠道中，异议人士的声音是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我们也许有心要影响他们的投资决定，有心让他们早点撤资，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尤其是没有一个不被打压的舆论平台可供发挥。很多在夹缝中生存的异议者，连自身都生存难保，连个人的工作、生意都会被执法部门不断骚扰，又有什么力量去左右别人的千亿级的资金流向？
所以，如果经济危机真的如期而至，如果你发现手里的货币成了废纸，工厂商店大量倒闭，发现俄罗斯的一幕在中国上演，千万别来找我们这些老实人算账。如果你不会傻到把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归咎于俄罗斯的反对党，那就更不应该把中国的经济问题怪到我们这些连反对党都没有小角色头上。
中共不具备治理通缩的能力
2015-02-18
一月通胀数据出笼以后，令人大跌眼镜。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0.8%，环比涨0.3%；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跌4.3%，环比跌1.1%。其他数据也比去年12月更加惨淡：采购经理人指数跌破枯荣线50至49.8，进出口纷纷大幅下滑。
其他国家会如何面对类似的经济问题呢？从长期看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增加竞争力，包括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等。但是这些东西远水解不了近渴，并非一日之功。何况你在增加竞争力，别人也在增加，最终能否抢到投资和市场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长期策略起作用之前，短期刺激政策也很重要。只要一个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信心，往往会采用一些凯恩斯式的通胀疗法，通过政府投资让失业者获得喘息的机会。虽然这些投资未必是最有必要，最有效率的，但是民众有了收入以后就会去购买商品，从而间接促进那些真正有必要、有效率的投资。
但是这种疗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通胀不至于引发低收入者的生存危机。在西方人看来，通胀的受害者是资产持有者，对于无存款的普通劳动者影响不大（我的一位教授就提过这样的观点）。此观点在美国或者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要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残疾人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福利等等，都随着通胀数据水涨船高。这样最起码收入最低的人群不会因为通胀而挨饿。第二，政府增发的货币必须是投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依赖于大量资本和进口原材料。这样才能推高低技能者的工资，让他们不至于因为通胀而实际收入下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中国成立么？
首先，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是近乎于零的。持农村户籍的失地农民、农村老年人显然不享受任何政府补贴。即使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养老金领取者，面对通胀也是不堪一击。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政府的目标服务对象，官员不会因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就立刻增加他们的福利收入。即使中央政府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要求地方政府增加福利，地方官员则未必有同样的动机。与其增加福利，不如自己多捞点尽快移民。同理，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贷的形式超发的货币也很难形成就业导向的投资。设想一下你是个地方官，拿到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在财政不公开的情况下，你会用它去增加就业？
即使地方官真的迫于群体事件的困扰，愿意增加就业，他们会投到哪些行业呢？显然，能在刺激计划中获得贷款的主要是政府企业，而政府企业消化劳动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些餐饮、服装、玩具、电器、电子等能大量容纳低技能者就业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要在经济下行阶段拿到银行贷款困难可想而知。银行更倾向于把钱贷给既有财政担保，又有可以暗中勾兑的政府基建项目。这些项目也许能带来一些建筑工人的就业，但其中相当的资金流向了就业容量低的原材料、土地、能源、大型机械等等，更不用说层层转包中贪污的成分。这样，凭空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却无法让低收入人群有相应的收入增长。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你把政府说得那么弱智，那么2008，2009年的危机是怎么挺过来的？不就是靠胡温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么？其实当年的萧条和中国即将面临的萧条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的萧条是全球性的，尤其以美国为首，因而资金无处可去。不仅人民币的升值毫无悬念，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也处在一个只升不降的通道里，这样，超发的货币进入市场以后，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买房上面（等于是房价和人民币汇率的双重套利）。稍有实权的，一个人几十套、上百套都不在话下；较富裕的中产（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囤积三、四套房的也大有人在。而中国的CPI数据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计算居住成本，因而如此疯狂的印钞盛宴，居然没有把通胀数据推上去。当然，底层民众本来也不可能在城市买房，而房屋的租金虽然也上涨，但是远不及房价上涨的速度。何况农民工要么住在工棚、宿舍，要么群租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所以商品房价格的上涨确实没有在实质上影响他们的生活。正是因为涨的是房价而不是物价，2009年的危机算是挺过来了。官方的刺激一直撑到西方国家的外需恢复，底层民众在此过程中就业和购买力并没有受到大幅影响。但即使是这次相对有效的刺激计划，其实并没有真正提振内需，危机的结束仍然靠的是外需，而数万亿投资不过是在外需恢复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已。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的新一轮通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次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宏观上的外需明显下降，但是对中国货的需求却明显降低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上涨；能源相对于其他国家越来越贵；甚至高污染让外企高管不愿在此安家等等。很多美资企业选择搬回美国（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里有提到）或者转移到成本更低也更适于居住的东南亚国家。同样是萧条，但是这一次资金并非无处可去。你指望印出来的钱继续进入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当然不可能。且不说中小城市房价已经跌了好几个月，人民币汇率也一直摇摇欲坠，靠央行购入才勉强维持。即使汇率能依靠外汇储备维持不倒，持续升值的社会预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时候，投下去的钱会去哪里？继续盖房子是铁定卖不出去了。有路子的权贵会设法换成外汇出逃（导致人民币下跌），普通人（如果能受益于刺激），则会用于增加消费。两种因素都会推高消费品价格。而那些无法在刺激计划中分一杯羹的社会底层，或者是只能得到少量工资上涨的农民工，则不得不面临物价上涨的痛苦。
物价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诱因。当局显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重演，因而，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资金继续导向房地产的话，很可能会选择把刺激控制在最低，哪怕经济萎缩也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萎缩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相当人群的失业之痛已经可以肯定是很难避免的了。
目前最大的悬念，是当局是否有能力再一次把资金引向房地产，把已经空置率极高、相对于工资极其昂贵的房产价格进一步推到极限。如果这一招灵验，那么经济奇迹也许能再忽悠几年。如果不灵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模式”说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