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新极权下没有所谓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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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雅魯澤 爾斯基曾下令鎮壓團結工會，實施戒嚴，幾年後，在蘇聯公開性浪潮和國內抗爭的壓力之下，雅魯澤爾斯基又與團結工會等組織就普選展開圓桌會議，最終，1989 年 6 月 4 日，波蘭舉行自由的議會選舉，共 產黨人慘敗，1990 年，雅魯澤爾斯基也辭去了總統職務，讓位於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波蘭最終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了民主轉型。

在蘇聯和整个東歐的轉型中，波蘭無疑是相當獨特的，既不同於前蘇聯，基本由前共黨官僚出任轉型後的政治領袖，且在民主鞏固化過程中出現了多次反覆；也不同於捷克等誕生於突如其來的天鵝絨革命，而是經過國家政權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協商。

在林茨等政治學者看來，這與波蘭獨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有關，與其它蘇東國家不同的是，波蘭雖然也是共產黨執政，但並非極權國家。

首先，與其它東歐國家不同，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保留著土地私有化，並未完全實行集體化的農業合作社，個體經 濟在波蘭的農業中始終佔有相當的比重。

其次，因為歷史的原因，普世天主教會在波蘭也一直維持著存在，1978 年，來自波蘭克拉科夫教區的總主教沃伊蒂瓦繼任天主教第 264 任教宗，即教宗若望保羅二世，作為第一位波蘭籍教宗，對波蘭的社會運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每一次作為教宗重返波蘭主持彌撒,，都不啻是一次宏大的社會動員，同時也是社會力量的展示。

我的朋友贾葭、慕容雪村和安替曾在几年前拜会过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当然也试图请教波兰转型经验，能否助益于大陆，不料，瓦文萨开宗明义地说：“亲爱的小伙子们，波兰转型对中国没有借鉴意义”，“谢天谢地，教宗是个波兰人”，对此，还能说什么呢，除了像安替那样回应一句：“God bless poland!”

正因為波蘭並非極權國家，社會力量的發育才有了寄託，波蘭也才會先於其他蘇東國家出現了團結工會這樣的組織，並擁有與政權抗衡的力量。

大陸市場化改革之後，民眾在人身、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都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使得大陸社會的面貌脫離了原有的極權體制，也因此，許多人寄望大陸也能夠出現公民社會的發育，進而形成類似團結工會這樣的力量，推動中國社會實現和平轉型。

简单来看，這一圖景似乎並非面壁虛構，有限市場化確實帶來了若干有利於社會發育的元素：新興社會階層、市場化媒體、法制的形式化完備、以及互聯網空間的壯大，依托上訴因素，普世自由化觀念也得以逐步傳播擴展，法制維權活動嶄露頭角，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意願開始萌芽，因此，受上述現象的鼓舞，一種樂觀的想像也開始浮現：期望在民間的發育與當局的容忍之下，通過良性的官民互動，逐漸實現民主轉型。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上述圖景很快就被证明为過於樂觀，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後，當局加強了對上述所有層 面的管控：市場化媒體和互聯網空間經受了一輪又一輪的整肅，法制維權和 NGO 活動，也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當局更嘗試通過兩新黨建等形式，加強對新興社會階層的吸附和控制。

當局的這些打壓和 控制措施，在一些人的簡單化的思維中，似乎只是執政者政治思維的僵化所致，只要執政者轉換思路,，述樂觀圖景依舊有展開的可能，這也是許多公共知識分子近年来執著於寄望乃至勸勉最高當局的原因所在。但是，仔細回溯分析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就會發現，這並非僅僅是執政者政治思維的問題，而是有著更為 深入的結構性因素。

大陸市場化改革也被稱為邊緣革命或者增量改革，首先表現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工商經濟、鄉鎮企業和沿海經濟特區等等，與此同時,體制為也作出了相應的變化，在部分樂觀者的看法當中,增量改革最終會進展到存量部分，改革也就因此進入了「攻堅」的深水區。

但在現實進程，事實卻恰恰相反，體制存量部分並未受到根本的觸動，而是利用了增量部分的成果，以一種變形調適的方式重新強化鞏固了體制，具體而言，不僅黨政軍等職能部門幾乎未有任何實質性變化，在經濟上，保留了對核心部門的控制，並通過金融等手段從增量部分吸收養分，做大做強乃至國進民退；在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維持原有的壟斷事業體制，但又引入所謂的市場化機制以發展壯大。

同時，增量改革的經濟成果也壯大了體制的財政能力，支持體制重新強化對社會的各種控制。與樂觀者的預期相反，增量市場化改革並未觸動體制的根本，反倒是體制通過一種具有韌性的調試，既包容了市場化改革，同時依舊維持著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控制。

正是因為體制保持著這樣的全面控制，曾經被認為有利於社會發育的樂觀元素，不僅難以持續發展壯大，反倒总是得而復失。以市場化媒體為例，因為要面向新興社會階層獲得市場回報，部分市場化媒體曾具有相當的自由化傾向，但是,在壟斷性事業體制之下，市場化媒體的存在離不開對體制的依賴，也無法擺脫體制的直接控制，且最終只能屈服於體制的意志之下。即使是更市場化的互聯網空間，在管制和經濟利益的雙重壓力之下，也同樣難逃類似命運。

大陸的有限市場化改革並沒有改變體制的全面控制屬性，與許多人津津樂道的威權圖景相反，大陸更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新型的市場新極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民眾確實獲得了人身、經濟、社會、文化上的一定自主，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空間,但是,這一社會空間本身卻匍匐在市場新極權的控制之下，並不具有持續發育的可能。

在市場新極權的全面控制和持續壓制之下，通過社會發育以壯大公民社會，進而推動漸進轉型的圖景越來越顯得虛幻，不過，歷史並不會終結，在 1980 年代的東歐，波蘭因為其非極權屬性，通過圓桌會 議等方式實現了轉型，而在另外一些共產國家，則通過突如其來的大規模聚集等方式，以或天鵝絨或暴烈的方式，實現了轉型。

這表明，取消權利和全面控制的極權體制，從根本上有違於民眾的意願，即使沒有持續的社會發育，內心的反抗卻不會停止，當特定的機遇窗口出現，歷史就將迎來不可預期但又不可避 免的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