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公知、党知与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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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时代以来，公共知识分子(以下或简称公知）成为高频度热词，在新浪微博之上，围绕各种意识形态话题和热点事件，最常规的争论往往发生在公知与五毛（对官方网评员或者维护官方立场的网友的一种贬称）之间，双方缠斗多年，表演精彩。

不过，针对公知的质疑并不仅仅来自于五毛阵营，一些同属自由化阵营的人士，同样也对公知颇有不满，而诸多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评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让公知及其支持者大惑不解，也使得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呈现复杂化的态势。

其实，这一争议并不始于微博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标签或符号出现于大陆意识形态版图的一开始，争议也就随之出现了。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公共知识分子50人”榜单，可视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流行之开端。《南方人物周刊》此举，不出意料地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如《解放日报》随即就发表署名吉方平的文章，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另一个方向的质疑也随即，如任不寐就以“规则的重建——简评公共知识分子事件”、“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致信王怡(转载)”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在任不寐看来，“5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不断降低公共低线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丧失了对最重大的公共事物发言的能力”，从而，“‘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我由衷地为这一天感到羞愧。我难以想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怎样能够在公共领域已经破碎、文化英雄系于监狱、学术作品东拼西凑、写作语言避重就轻的情况下，走上领奖台。”

官方的警惕与民间的质疑，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两面性：

一是有别于体制的自由化属性：在前30年的传统极权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被体制彻底垄断和管束，社会空间被彻底取消，也就没有任何公共领域的想像空间，公共知识分子云云，也就无从附丽。随着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引入，民众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消费自主，催生了诸如市场化媒体、网络平台等相对脱离官方直接控制的空间，一些有别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性表达逐步涌现，其中的活跃表达人士，就成为了《南方人物周刊》等市场化媒体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是屈从于体制的有限性：也必须看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的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并未改变极权体制本身。体制依旧以党的领导和维持事业体制等方式，直接掌控着教育、科研、文化、媒体等领域，即使是消费自由所带来的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平台，也同样不出这样的掌控，如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南方人物周刊》，本身即属于党报集团。也因此，在这样的空间之下的公共言论，必然是有限的，无论是自我审查还是被审查，都必然会出现任不寐所言的对“最重大的公共事物”的回避。

也因此，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有三种可能的评价：

一是较为乐观的看法，来自围绕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平台而逐步浮现的自由化群体，在这个群体看来，随着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空间的自主性将渐次增强，与此同时，体制的控制也将渐次松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将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汇聚起来并促使体制作出回应，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将扮演核心关键的角色。

换句话说，即使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一个渐进可持续的进程也依旧可以展开，并最终带来想像中的转型。应该说，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的特定时代氛围下，这一乐观看法得到了相当强劲的支持，也赢得了相当多的期待，并通过微博这一新兴平台得到了一次爆炸性的扩张。以致有朋友戏称，如果只看微博的话，在公知们的带领下，中国已经无数次地走进了新时代了。

二是体制的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所标榜的公共性或者独立性，挑战了党领导一切的正统意识形态，并可能进一步削弱体制的权威，侵蚀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故必须加以警惕、防范乃至打压，此后十年的各种作为，即由此而来。

三是来自任不寐等人士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可疑的，在官方依旧掌握着学术、文化、媒体界的情况下，能够为公众所接触到的发言大多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也因此，那些没有在榜单上的人如刘晓波、张祖桦、陈子明、余杰、余世村……等人，或许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也入选50名公共知识分子的王怡，就尝试列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来对此加以回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回避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没有对体制的根本质疑，所谓的转型是可能的吗？

距离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十年了，不得不说，上述第一种乐观看法并没有获得现实进程的印证。在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同时，体制也没闲着，由于体制依旧保留了几乎原封不动的资源攫取能力和社会控制手段，体制也就占有了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大部分成果，这一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体制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相反。

体制进一步强化对各领域的控制带来了多重的后果，首先，体制强化而不是削弱了对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控制，尤其是体制本身的一致性，无论是充满公知色彩的谌洪果，还是充满异议反对意识的张雪忠，都成为了体制的排异对象。

其次，这种强化控制，反向刺激了对体制具有根本质疑的异议反对思潮，要求重新正视“最重大的公共事物”，并将之看作是转型之必需。至少从话语的层面，“激进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于建嵘语）；

最后，曾经受到新兴社会阶层和体制自由化力量支持的渐进改良图景，则越来越陷入到了上述双面夹击之中。但凡对微博兴起以来的话语论争比较了解的人士，都不难看出公知现象呈现出某种盛极而衰，将之仅仅归咎于五毛的攻击乃至官方的打压，其实是相对片面的。而将之归结为所谓口炮党的引狼入室、主动配合甚至是当局设局，则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因此被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体制所直接控制的部分，不妨称之为党知，一是附着于极权下有限市场化空间的部分，也就是所谓公知，而另一部分，则是被体制所压制排斥，以某种地下方式呈现的部分，不妨称之为异知（异议知识分子）。

这当然是一个相对连续的光谱，个体知识分子或许具有跨界的双重光谱，但是，这一区分应该能够大体反映市场新极权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现状，也是既维持极权体制又包容市场化的自然演化逻辑。

在笔者看来，这一逻辑指向的，依旧是体制不断强化控制的未来，而其结果，还将进一步刺激异议反对思潮的上升，原本盛极一时的公知现象，也因此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从曾经风光的左右逢源（既被体制相对容忍，又被民间热情追捧）变为左右为难（既被体制持续打压，又被民间倍加质疑），只是这一逻辑的自然产物而已。

2014/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