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晔：凤凰网上的瑞安之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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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上的瑞安之蛆

2016-11-21 许晔 石扉客栈
石按：
此前曾在客栈写过一篇记一个如蛆附骨阴魂不散的爆料党，向各位介绍过浙江瑞安市国税局的王锋，这位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向我爆料的哥们。后来又在再来说说这条瑞安之蛆中回答过大家的一些疑问。

我称王锋为瑞安之蛆，他不以为是冒犯，反倒以食腐者自居，自觉是打扫瑞安贪腐的民间清道夫。

感谢凤凰网原创频道新太平广记授权，今天继续向各位推荐他们记者许晔撰写的瑞安之蛆深度报道。

这篇报道篇幅不短。瑞安之蛆的其人其事，是非曲直，任凭各位评说。

官员忌惮他，上访者利用他，他则蔑视一切｜一个官场麻烦制造者的生存哲学


2016年11月，备受舆论关注的贾敬龙被执行死刑，朋友圈里一片感慨哀叹，直到我收到一条微信：“如果你把我那套推广出去，世上少一个贾敬龙，多一个张小林，该多好！而且，中央层面也受益，彻底根除京城上访之重负。贾案，应该延伸出一个命题：如何维权？上访、控告、起诉都是伪命题。找基层院长磨蹭，才是硬道理。”

这条微信来自一位浙江瑞安的爆料党。在他看来，贾敬龙本可以采用一种更“无赖”的方式，而不是以命换命。他解决问题的逻辑很简单：找基层法院院长，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极尽一切手段。这些手段多半很滑稽，很无赖。但他确实成功过。

今年10月，温州一个城中村塌了四栋民宅，死伤惨重。我去温州采访，结识了这位在当地颇有名声的官场“麻烦人”。他是个相当难界定的人——不黑不白，不“伟光正”，也不邪恶。他曾经帮助当地农民、商人讨回合法利益，分文不收；但他同样有企图，并且主动承认他确实对这些人有所利用。更让人觉得惊奇的是，这个51岁瑞安国税局工会事业干部——他从来没有成功进入公务员序列，连科员都不是——却让当地官员相当忌惮。一位法院前院长曾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地的干部都很怕他。

你很难判断他的行为是对是错。他，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就是极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存在，这是只有在当下中国，才能生长出来的。


在浙江瑞安，官员们都忌惮王锋，一个51岁国税局工会事业干部。

他自信满满，满得快要溢出来，并对大部分官员的智商充满蔑视；他刁钻，油滑，自诩为“刁民”，与他曾经交手过的瑞安官员有三任法院院长、国税局局长、一位公安局副局长。他帮助过农民、商人，但坚称自己不是正义斗士，对底层充满厌恶；他深谙官场的潜规则、利益关系、微妙心理，像玩弄棋子一般，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他不惮于为自己制造敌人，对本该如履薄冰的处境毫不担忧，在灰色地带如鱼得水。国税局十楼装点着10盆万年青的工会办公室，也是他一次官场争斗后的战利品。




图：瑞安人王锋，当地有名的官场“麻烦人物”。

一些人尊敬他，认为他是“雷锋”，“好人”；一些人恨他，叫他“法律流氓”，“疯子”，“精神病”。他是瑞安官场上有名的刺头，对一些媒体人而言，他是最执着的爆料人。

2016年10月10日，那天凌晨，温州一个城中村塌了四栋民宅，死了22个人。王锋再次打通了媒体人的电话，“我们这里出大事了，温州半夜倒了两座大楼，快叫记者来啊！”一位前媒体人写了篇文章，说他是“如蛆附骨的爆料党”。

那之后很多媒体联系他，大多是问民房垮塌的事情。“我在瑞安，温州的事情不清楚。”王锋说，声音铿锵，像快速敲击一块钢铁。他执着地认为那篇把他描述成“蛆虫”的文章，为何写，为何那天写，有着一般人无法看懂的深意：“就是放个鞭炮，告诉大家（其他记者）瑞安有个王锋，不管你写他的人还是写他的事，都是个料。大家都去报道他吧。”


官员就是一张纸


2002年前后，王锋打了两场官司，都是民告官。日后与官场的恩恩怨怨，皆始于此。

一场是因为没交公路养路费，汽车被扣，他告了瑞安市公路稽征所。他坚称自己的车只在市区街道上开，没上公路，无需缴纳养路费。案子开庭那天，引来不少媒体，当时的温州新闻网报道称：“这是全省首例市民向现行法律发起挑战的官司。”另一场是围墙纠纷，他作为之江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代理人，与瑞安市建设规划局对簿公堂。

前案，瑞安法院判决王锋败诉；后案，中止诉讼。

在围墙案子开庭期间，王锋写了关于时任院长李炳权的信，九封，直指其偏向建设规划局，司法不公。信的语言颇为调侃，诸如“李氏裁定书，只是一张供市民观赏的纸。假如你一意孤行，创全国先例，百姓代你向最高院申请发明专利。”“李炳权，之江人发现你的思维在燃烧，可爱极了。”

案子中止诉讼一个月后，王锋将九封信整理成册，配上序言和目录，起了个《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李炳权其人其事》的标题，寄发给了瑞安市政府、人大、政协、各个乡镇、法院、行政机关，甚至包括电力局。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炳权说：“（信）是在市委组织部正在对我进行考察期间散发的，他这是别有用心，搞得很多人都打电话来问我这事。”“我们向当地党委汇报，向温州市委汇报，向中院也汇报。主要是我们很怕，王锋这个人疯疯癫癫的。”

九封信换来了一张司法拘留通知书。2002年8月23日，瑞安法院以“采取卑鄙的手段恶意侮辱、诽谤司法工作人员”为由，宣布王锋被司法拘留15天。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2003年，《法制日报》社主办的《金剑》杂志对他做了一期采访，文章关于司法拘留与言论自由。他买下一千本，寄给了瑞安市各个乡镇。

一些人开始慕名来求助。在找到王锋前，农民张小林试过了几乎一切合乎常理的手段，包括在院长接待日去法院反映情况。他欠别人六万，逾期未还利息，被告上法庭。因为经营困难，没有任何财产，法院把他父亲产权所有的房子强制执行了，产权移给了债权人。他们失去了房子，没了家。王锋觉得没道理，儿子欠下了债务，即便日后房子由他继承，但在父亲去世之前，产权还是属于父亲的。

王锋问张小林，你怕被拘留吗？

张小林说，不怕。于是他和另外两个上访户，张阿森，彭桃红，成了王锋的当事人，他们是“风雨同舟的整体”。王锋没有收他们钱。那时他们经常在国税局办公室开会。办公室很大，一排沙发，张小林有时就在上头睡觉。

他们跳过了审判员和庭长，直接找上了院长李炳权。没诉诸暴力，反而带着某种行为艺术的讽刺和滑稽感。

2003年7月13日，一个星期天，他们仨合资买了三条香烟，一包一块三的那种，总价不超过四十，用黑色塑料袋裹着，拎到了李炳权的家里。“送礼是带有讽刺色彩的。我们的意思是，你法院老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是不是嫌我们没送礼？但他们哪儿看得上我们这点东西，我们知道他们不会要的，干脆买的越便宜越好。”张小林回忆道。他坐在老屋的厨房里，这栋小楼就是当年被强制执行的房子。

那时官员们还住在老式职工宿舍里，楼道没有防盗门，只不过门前有保安，小区里有个漂亮公园。他们上门时，正好碰上有人送点心进去，门开了，他们跟着进门，脱鞋，在沙发上坐下，要找院长反映问题。他们没见着院长李炳权。李的家人跟他们争执起来，随后打电话报警。

三人离开后，在一家面馆里吃午饭。张小林刚打开啤酒，喝了两口，一群陌生人冲了进来。一个人上前冲他头部砸了一拳，彭桃红被打成骨折。他至今怀疑时常困扰他的头痛与那次殴打有关。

行为艺术并没有因为这次暴力事件而终止。“送礼”之后，张小林和张阿森每天拿着扫帚，在市委食堂附近徘徊。有人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他就回答，义务劳动。这种彰显存在感的无意义行为一直持续到2004年8月8日，张小林的父亲突然被司法拘留15天。张小林在食堂前截住了李炳权，用扫帚拍了他的左臂，头和脚。随后，张小林被治安拘留15天。

三个农民每天在法院、市委食堂门前等着李炳权。张小林说，这是给他压力，让他日常生活觉得麻烦，让他在官场上成笑话。同年12月，因为种种行为，张小林被判处治安拘留24天。他不服，要求行政复议。隔天早晨，就用鸡蛋砸了李炳权的后背。

这些是王锋出的主意。他告诉这些农民，官员就是一张纸，他们怕脏，怕倒霉，怕丢面子，怕更大的官。

张小林说这是一种配合，他们用土办法，制造官员的笑话；王锋写文章，写短信，把笑话传播出去。那些文章依旧延续王锋的风格，比如“张阿森荣幸赏到李院长的一碗稀饭，二人同桌共餐，套了近乎少不了’执行回转’。一碗粥十几万，穷人承受不了”。他们还曾把材料给瑞安有名的律师、官员、报社社长登门送上。有个律师一看材料，咧开嘴就乐，说，我知道你这信是谁写的。

张小林觉得自己得到了真传，“送烟”和“扫帚”事件后，对官的敬畏再也没了。有人找上门来，他就带着他们去法院，去市委食堂，告诉他们当官的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样才能找到院长。再有新人来，王锋就让他们“现身说法”：“农民跟农民就有共同语言，听起来就很兴奋的。这样一听，他们对院长的恐惧、仰视就没了，对院长就像耍猴子一样，我农民就是耍猴人，这个心态就膨胀起来了。农民一旦翻天就不得了，他还把你院长当回事？”

2004年底，因为“数百次拨打院长电话”，“在法院门前以拥抱、拉手形式多次纠缠院长”，“故意拉掉李家电源闸刀”，“用鸡蛋砸院长”等诸多行为，张小林被处劳动教养一年（这个从前苏联引进的，中国大陆与朝鲜独有的制度，于2013年被正式废除）。张小林把王锋的官场逻辑带进了劳教所里，开始像他那样分析起牢头和狱警的关系，谁是谁指使的，谁在拍谁马屁。

李炳权离任后，2006年，张小林的案子被继任院长纠正，房子重新回到他父亲的手里。他的两个同伴中，彭桃红的案子重审，张阿森被法院用4万5千元摆平，之后的事就再也不参与了。他们叫他“叛徒”。

王锋也拿到了回报——2005年，李炳权离开瑞安法院，王锋在官场上名声大噪。首战告捷。



图：王锋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摆放着《南都周刊》，司考资料，文件，一株仙人球。日历还停留在2015年3月3日，星期二。


对，我在利用农民


这场争斗让王锋成了瑞安名人，或者说，著名的“麻烦”，也成了他日后继续与官员缠斗的基础。前来求助的人更多了。张小林记得，那时王锋电话每天都响，基本上都是来咨询法律问题的。李炳权离任后，赵建华接任院长，之后是戎小平。这三任院长，王锋都打过交道。

2005年，王锋和公安局打了一场行政官司，一审败诉。他不服，上诉。

案子到了温州中院，如何审判，与瑞安法院已经没什么关系了。王锋也不在乎结果。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藐视”，因为没找麻烦，新上任的院长赵建华“不把他当回事”。王锋时常提到这种影响力，他将之称为“品牌效应”——他说自己会三到五年制造一个麻烦，“要不然你又回归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打电话，谁都不认识你。”让瑞安官员们记得，还有王锋这个“厉害人”。

“接下去我就把队伍拉出来了，我原来隐性的队伍就有的嘛，拉残疾人。”

1994年，瑞安市凤翔中学发生一次手榴弹爆炸事故，造成两名学生一死一伤。2007年4月6日的《温州都市报》对此事作了报道。据当时的校团委书记说，中学以前是乡政府办公楼，那枚手榴弹是一位干部私藏在柜子里的，后来被学生翻了出来，当成玩具。死者发现手榴弹冒出白烟，冲出教室。手榴弹在走廊爆炸，炸伤了一名。

时隔12年，死者的亲属要求追认他的“烈士”称号，伤者希望得到经济补偿。

还是一样的操作模式。如今，瑞安本地论坛上还能查到王锋2007年写的文章，《尘封少年烈士十二年》，配着六张照片。两名当事人裹着厚重的冬服，瑟缩在法院门口，手里举着白旗——“求见院长 有冤则鸣”。这条发于2007年1月的帖子有3万多查看量，直到2009年，还有人在留言跟帖，发表观点。

不怕官员对这些博客帖子置之不理吗？

他说不担心，“（如果）不理，我真的没办法，但是他们不会不理我，因为他们是爱面子的人。官越大，我这个方法越有效。官小，就没用了，就算全市人民都知道，他也不怕的。他怕上面，不是下面。”

农民成了他的兵。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梯队，第一梯队在做事，第二梯队跟着模仿，第三梯队等在一旁。“农民天天盯着你，给你打电话，跑到你家里去，你受得了？按照法律的规定，农民到你家向你诉苦伸冤，没有不对吧？但是你思想上就有官本位，受不了，看着心里就烦，烦起来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故事，然后你是不是要把它解决？解决了我就给你打广告，第二梯队马上就上。所以我跟法院说，我有的是人才。”

让王锋罢手的是一张“2002年司法拘留适用法律错误决定书”。事隔多年，这张决定书没什么实质作用，但王锋将之视为对方妥协的标志：“是一个分界线，说明他认输了。”这种精神快感让他满足。对方一旦认输，他就不玩了。

赵建华和继任者戎小平都已经退休，他们以“人在外地”婉拒了当面采访的请求，对于当年农民找上门的事，也不愿多谈，都劝我别写王锋：“你会被人笑话的，这个人有什么好写的。”素质不行，人品不行，写写材料，四处闹闹，滑溜溜的，没有一点正能量。

“瑞安的领导都怕他的。”戎小平说。

王锋说这就是他的目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人家都以为王锋很正直，如果不是我跟院长对上了，不管哪个农民找我，肯定不接的。”王锋说：“谁跟我对着干，有损于我，我就找他麻烦。否则不管官员有多坏多腐败，我都不管闲事的，我不是正义的化身，那是纪委的事。”

我问张小林，是否知道王锋在利用他们？

他点头。当时闹院长时，法院里也有人跟他说过这个，但这不妨碍他们互相利用：“我们也没有花什么钱，找其他律师也都要收费的。我们不懂法律，他懂，也懂官场那一套。我们利用他的知识，他的资源。就是被他利用一下，我们又没缺什么东西。我们也没其他可被利用的。”


33岁，再也不拍马屁了


王锋身材敦实，一米六五的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上顶着一层短短的毛茬，语速很快，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吴语口音，“博客”念得像“扑克”，聊天时总会从一个故事的细节跳到另一个细节丰富的故事，稍不注意，听者就会迷失在繁杂的信息中。

他原本叫王小雷。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母亲是个裁缝，在外公的帮助下才把六个孩子全部拉扯大。王锋是最小的孩子。上初中时，大哥王中在报纸上看到个团长叫王胜，觉得团长官儿够大，便给他改成“王胜”。他觉得“王胜”太俗，高中后自己改了名，一直叫“王锋”。

1985年，王锋考进瑞安财税局（那时财政与税务合并在一起，称为财税局）。对刚刚转为城镇户口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进国家机关更为光明的前途了。家里没什么背景，他被分配到了最远的山区，打打内勤，给商户开开发票。有个商户觉得他人不错，送了他几斤晒干的金银花，他说他当时脸都红了。那是他头一次收礼，那年他21岁。

家里起了新房子，还没开始工作，王锋就被分到还债2000元的任务。他那时每个月工资一百，全部交给了家里。每周去市局里领资料，他就在路边搭便车，坐拖拉机、大货车，到了车站，再找别人要废弃的车票，拿回去报销，总共25块，这就是他每个月的全部生活费用。

后来他听说财税局在征人去北麂岛，满了两年就可以调回瑞安市区。他主动去报名，定下他后，时间又改成了三年。从陆地去北麂岛，坐船要6个小时。岛上没有正式税所，只有几个没编制的协税员。

他想向上爬。每次从北麂岛回去，都会给局里的大小官员们带些鱼、虾、螺。1989年的一个周五，他拎着一条鳗鱼干，从侧门进了财税所宿舍区，给局长送去，被路过的纪检组长看到了。当时局里两个局长闹矛盾，这事传到了另一个局长耳朵里。再后来，王锋去他家，对方态度变得敷衍起来。“我觉得真的很伤心，我没有任何背景，我拍你马屁，但你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前瑞安国税局副局长杨卓松是他老上司。他欣赏王锋的工作能力，有次上头摊派下《温州侨乡报》的订报任务，王锋很快就超额完成了，这让他很满意。有个商户威胁要举报。王锋跟他说：“欢迎你举报，我也很讨厌这种事。但举报得有证据吧，你先订一份。”这个商户订了报纸，而后向上举报了，摊派订报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局里觉得他是个“是非人物”，即便能力再强，会招人议论，始终就没提他上去。“能力比较行，聪明，越是这样的人越难提。”杨卓松说：“社会就是这样的，能力强的人提上去领导担心，人家背后说他。工作只是一个方面，专管员很好的也很多，不只是他一个人，这样你怎么把他提上去呢？”

33岁，王锋彻底放弃了，“再也不拍（马屁）了，就要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做事。”

但早前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经验没有白费。经过十多年的官场缠斗，王锋颇有些心得：

信件、短信发出去没回应，没关系，“有收到，有看到，有议论就行，产生一种舆论氛围，然后下面人就会有心理压力。”

短信要在晚上7点左右发，那是官员们下班喝酒的时候，正好酒过三巡，有点醉意朦胧，说话放得开——这是酒桌信息传播的最佳时间。

那些短信鲜有回应。曾经有个市长回了他一个字，“知”。王锋拿起老旧的iphone4，粗壮的手指在小小的屏幕上摆弄着。他把这条短信搜了出来，然后开始分析“知”字反映了对方何种心态：“这个’知’是他绞尽脑汁，怎么办？王锋（的短信）要回，要尊重他，不回，肯定会找麻烦。”语调依旧俏皮，带着笑意，说书似的。

“你不担心把别人的话过度解读吗？”

“没有的，就是很直接的判断。平常人跟官场人打交道，都是喝喝酒、吃吃饭，表现不出真实状态，我跟他们都是针锋相对的，官场上心态都表露无疑，这点我遇到是最多的。这种模式你掌握了十来个，剩下的一百个人也是一样的。”


图：瑞安的港口，浑浊的水流缓缓东入大海。


浑水之鱼


官场倾轧，其实王锋从来就没顺风顺水过。

2005年，他举报瑞安东山水产城五年不征税，而后被调去了陶山。2010年，因为在网上发布某省领导胞妹参照公务员管理考核录用名额被他人侵占的事情，用农民制造出了“给瑞安院长送香菇被打”的新闻，他被调去泰顺。从泰顺回来后不久，他又被调去了马屿（据他说，这次只是误会，不算是挟私报复）。三地都在温州的山区，回城得花几个小时。王锋说这是“流放”。

杨卓松知道这三次调任，但个中缘由，他也不清楚，“上头要求我们（把他）调下去，调下去再调上来。”

2006年，水产城不征税的事闹得太大，浙江省国税局派人调查，杨卓松带他们去陶山，见了王锋。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也派过工作组去瑞安。不久后，王锋就从陶山调回来了。他选择去工会，一个全是老头老太太的地方。在复杂的中国行政体系里，工会是即将退休的老人们去的地方，没有执法权，理所应当也没“油水”。

约定成俗的，工会的人不用来坐班，王锋一个人坐拥这间原先配给副局长的办公室。唯一一张办公桌上散落着《南都周刊》，司考国家法规资料，文件袋。桌上的日历还停留在2015年3月3日，星期二。

2010年，温州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调查他。他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如果我在稽查局，即使最清廉，企业肯定有偷税的，问他给王锋送了多少，不说就整，他为了保命，管你王锋是谁。他说送了5万，5万就判5年刑，我找谁申诉去？”在后来的材料里，他把工会称为“保险箱”。

提起往事，杨卓松还觉得有些愤懑：“你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最后把压力给我们国税局，所以我对上面有意见。上面有调查组，你怎么没有处理（王锋）？为什么把责任推给国税局？他在国税局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犯错误。”最后，因为“上头的要求”，王锋被远调。

每次调任，王锋都会把事情捅给媒体。来做报道的媒体影响力怎么样，他也不在乎，只要发表出来，就能在网上到处贴——博客，论坛，删掉一篇，就再贴一遍。如今用那些文章标题在网上搜，还能搜出一大片。他还是写信，四处寄，从市里寄到省里，又寄到中央。

“我预料王锋结果会很惨。你把我这句话记录在案，这个人结果一定很惨。”在简短而矜持地回答几个问题后，大哥王中终于开始露出一丝愤怒。

王中曾在瑞安公安局任职，90年代末出国，回来后做了房地产老板。他仍旧保留着警察的思维，遇人会分析动机，手段。在这位自豪于“受过党多年培养”的地产老板看来，王锋的行为“绝对是为了私利”。这是一种不能被允许的行为。

王中崇尚各司其职，服从组织，“遵循法律，服从组织和领导，这才是好的老百姓，这才是对的。”观念不合，兄弟俩关系一直不好。几年前，王中给儿子办婚礼，他没有邀请王锋，因为“他的出现会给我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他不确定王锋将会以何种方式走向悲惨的结局，或许是“私欲膨胀，触犯法律”，或许是因为仇家结的太多，别人会找黑社会，把他砍死。

王锋说自己从来就没担心过。但他承认有禁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比如“反党反政府”，涉及人命的刑事案件，举报官员贪污受贿。

他对这种体制文化充满反感，但表示接受，因为要生存，必须得适应，“要有能力改变你就改变，没能力改变你就认命呗。”我问他，如果在其他体制里，比如美国，你会做什么？他说，木匠。

这让我想起了10月19号那天下午，他带着我去江边港口，那是瑞安的入海口。上个世纪80年代，走私贸易繁盛于此。无数挣脱体制寻求财富的人，冒着风浪，从台湾运来香烟，手表，家用电器。瑞安的第一桶金在此积累。浑浊的河水缓缓向东流入大海，在河道两侧铺出平整而泥淖的浅滩。一个渔夫在河边慢悠悠地下网。

“这么浑的水里有鱼吗？”

“有啊，这种鱼只能在浑水里生存。清水的鱼在这活不了，这里的鱼放进清水里，也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