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在历史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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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历史中

----作者 徐小棣

2010年“民间历史”网站刊登了我写的《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一文（署名“童话”）。最近翻阅当时的采访笔记，我感觉受访人对张放和李雪丽遭遇的直接叙述更能体现回顾历史中的真实语境，采访中的世事线索和人们之间的互动也值得一记。所以我写出本文，简要叙述张放和李雪丽文革案例的调查过程，把采访笔记等相关资料留给民间历史。在篇末，收录了2012年纪泽华写的《学校四清运动对我的影响》一文，他是张放的施害人之一，已于2014年去世。他在人生最后阶段对文革往事有过发言，也应该如实记录下来。

一，   记录张放并发现救老师的学生李雪丽

文革历史研究中需要对普通受难者的遭遇做如实记录，学者王友琴一直在做。最初向她提供北京二龙路中学死难教师张放情况的是作家王小波。但由于1966年文革祸乱初起时王小波是初一的学生，没有上过张放老师的课，所以错把1968年自杀的张放老师说成是“物理老师”。

2002年在国内可以访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网站。我在二龙路中学工作，通过和几位同事交谈知道了张放是一位英语老师。张效松老师告诉我1979年曾受学校的派遣陪同张放的女儿去新乡完成“落实政策”事宜，在新乡找到了墓地，把张放的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带回了北京。1968年张放自杀时穿的是一双35号凉鞋，1979年她女儿唐津津在墓地里就是凭这双35号凉鞋辨认出母亲的遗骨。我把这些写给王友琴。但那时还没人提及在新乡救助张放的学生李雪丽。

2006年，在美国定居的张放的儿子唐今阳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读到对张放的记录，他与王友琴联系，说出了更多张放受迫害的情节以及 1968年5月张放在新乡避难是住在她的学生李雪丽家里。

这些信息帮我在北京联络到张放的女儿唐津津，2007年采访了她。唐津津拿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从资料中找出了张放的遗书。我接过张放写于1968年5月19日的《绝命书》时，心情异常沉重，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一个生者与世界诀别的文字原件。《绝命书》证实李雪丽确实是当事人，张放写到：“……也不要再迫害李雪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

二，采访张放的女儿唐津津

1968年张放遇难时唐津津还不到14岁。2007年唐津津接受采访时，拿出了保存资料的档案袋。她叹息：“翻动这些是很累人的”，我明白她是说搅动往事的沉痛。我看到的资料有张放的《绝命书》、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红法刑字第26号》判决书、张放在文革中手抄大字报的手稿，以及一些“落实政策”的结论和“平反决定”文件，还有张放亲属1988年自印的叙述张放生平的追思文章等。

唐津津在影集中找出一张李雪丽1967年的照片。李雪丽站在拍摄天安门城楼的最佳位置上，把《毛主席语录》举到贴胸的地方，臂上带着一方袖章，看不清上面的字。但唐津津说不清楚李雪丽为什么会在新乡生活，也说不清楚母亲张放避难是怎样与李雪丽取得联系的。她当年的年龄太小。她只知道，母亲是一个热爱学生并且和他们关系极好的人。当年家里不时有二龙路中学的学生们做客，李雪丽是其中的一个，她穿戴很普通，样子也不出众。她有个在京剧团工作的漂亮姐姐（即李雪艳），也到家里来过。从1966年文革开始，张放就在学校里受尽折磨，唐津津还记得那些留在母亲脸上、身上的伤痕，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剪掉，一片片露出头皮，上街时必须用围巾包住。为了掩盖这头发，唐津津曾偷过邻家一条剪掉的发辨，帮助妈妈缠在头上。说到这里她泪流满面：“我一生只偷过一件东西，就是那条辫子。”

唐津津递给我张放老师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去新乡前在香山照的。照片上，年轻的张放容颜秀丽，表情开朗，看不出任何对生活的绝望。

关于张放在文革中遭受了怎样的迫害，唐津津不忍叙述，几度哽咽，采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好久，她才止住啜泣，抬起头来告诉我：“1979年，你们学校（指二龙路中学）有过一本卷宗，有好多页，记录了是怎么迫害我妈妈的，给了我，但是我把它烧了。”望着我吃惊的样子，她平静地说，“所记的那些事情真太残忍了，让人看了根本就受不了！我弟弟已经长大，我怕他读过以后去复仇。”

关于卷宗，我的另一位受访人叙述的内容与之相通。2012年4月20日我采访了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市委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刘秀莹老师，她有关卷宗的叙述如下（有录音）：

……后来，我到北京市委搞宣武区张冰洁的专案，那时候对文革的死难教师有许多专案组，查“三种人”。也有卞仲耘的专案组，也有沙坪的专案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问题还没有完全清楚，就“一风吹”了，就是，上边来了“宜粗不宜细”的指示，我们就撤了。把材料打了捆，都上交了。那些材料，真触目惊心哪！刘XX，女附中初中生（看陈寿仁老师文章应该是女三中的吧？我问了一句）承认打了卞，第四军医大已经决定开除她，但是“一风吹”后没有开除，因为别的学校这样的人也都没有开除。六中的监狱，相当残忍，是董老的儿子董良翮搞的，是戚本禹到房顶上开个洞，制止的。1979年这个工作做到一半就停摆了，到现在，没有证据，也就不能指控，也无法指控了。找谁啊？不可能了。

唐津津销毁的卷宗是这个时期行动较快的专案组送达家属的文件副本。对于唐津津来说，它是一份不能让成年的弟弟阅读的文件，它是一份为保护弟弟而不得不销毁的文件。


张放最后照片.jpg

（图，张放的最后一张照片）

三，采访二龙路中学校友

2007年6月5日采访刘民之（二龙路中学退休教师，张放的同事、李雪丽的班主任。笔者注）

我：麻烦刘老师给我讲讲。查到您是李雪丽的班主任后，我很庆幸，因为咱们俩认识。
刘：李雪丽功课不很好，人不起眼，67年的时候好像因为家里的什么事情，已经离开了学校。她肯定不是红卫兵。因为当时教师需要报名，自己选一个班“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我的班学生好，比较起来温和一些。我和张放共同教这个班，不少老师都愿意到我的班来，可能会好受一点，我们班的老师就很多。张放特别喜欢我的这个班，她课教得好，学生也喜欢她。她也是我们班的。那时候没有李雪丽是肯定的，因为就那时候的事情我记得清楚。我被学生擅自给改了名字，叫“刘为民”，他们就“刘为民”、“刘为民”地叫我，我才知道是我的名字。这些学生里边没有李雪丽，能肯定。后来他们把张放弄到乡下去了，劳改，我没有去。
我：可是照片上李雪丽是戴着红袖章的。
刘：那时候的袖章还不是谁都可以找来戴？
我：李雪丽的事情，您想想，再讲讲？
刘：没有什么印象，就知道她的样子，她是我们班的。你想，她学习不好，文革的时候不是骨干，又早些从班里出去了，真是不记得。她不会是和张放一同去河南的吧？没有听说这个，我想不是一起去的。
我：您看见过打张放吗？
刘：没有。他们不和我们一起。
我：您当时20多岁吧？
刘：30多。
我：李雪丽在哪个教室里，您班的教室？
刘：一楼或二楼，就是这个楼。
我：有当时的照片吗？合影也行。
刘：没有。哪会有？40年了。
我：她的同学后来提起过她吗？
刘：提起呀，去年聚会提起了。
我：说什么？
刘：就说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您有别的同学的联系方法吗？
刘：说给我通讯录，还没有收到。
我：李雪丽和谁好？我要去找。
刘：叫李惠萍，她们两个好。
我：我怎么去找李惠萍？
刘：那不知道。
我：那就谢谢刘老师。
（三小时后。我去行政办公室找李惠萍的登记资料，在那里又碰见了刘民之老师。人事干部给我毕业生的册子后就出去了。我和刘老师单独谈。）
刘：你放不下？在业余时间总是这样？
我：也不是，就是今天放不下。什么都找不到啊。没有人找，事情就像没有似的，这对她公平吗？
刘：是啊。你做的对，我如果有想起来的，我告诉你。
我：谢谢您。您对纪泽华有印象吗？
刘：有，他是领导，后来参军了，我没有教过他。
我：实在不行，就只有找他了。
刘：是，他是当事人。

2006年6月7日电话访问李惠萍（张放的学生、李雪丽的同学。笔者注）

李：李雪丽和我是好朋友，但是她已经死了。
我：我已经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我90年或是九几年在动物园开小公共，李雪丽和她女儿、外孙女坐我的车，一看就是她，但是已经完全是河南口音了。我开车没有顾上多聊。那时候就知道她和她女儿在北京郊区。后来我在市场上碰见李雪艳，要了李雪丽女儿的电话，是她的二女儿。等后来打过去，她说，“她走了。”我还问去哪了，结果是去世了。我一直找她。她父母是离异的，文革乱了，停了课，她就去新乡投奔她母亲和继父，在河南有了工作。她亲生父亲是市政的，家住在西四羊肉胡同里边的北钱串胡同。我们和李雪丽老在一起。她妹妹叫李小芬（即李雪芬，笔者注）。李雪丽她生活能力强，很会做家务。她和我很要好，还住在我们家过，是和家里生气了以后。李小芬后来是XX厂的工人。李雪丽是留级到我们班的。她对人很好。我们都和张老师很好，去张老师家。天黑了张老师送我们出来，有一次穿错了皮鞋，一样一只就出来了，我们都笑。张老师课讲得风趣活泼，很幽默，搞英语诗朗诵，印象很深，人也特别的精神，就是个子矮。我们都认识张老师的孩子，他们那时候小。对了，她姐姐还和我去过学校一次开证明。
我：什么证明？
李：就是证明李雪丽在这个学校毕业，她不是没有毕业就去新乡了吗？
我：你们去了吗？哪年？
李：去了，79年以后吧，记不清楚了。
我：你知道她受迫害的事情吗？
李：知道一点，主要是知道他们那些人害死了张老师，是勒死的？
我：不是，是自杀。我看见了遗书，有关于李雪丽的一句，说“也不要再迫害李雪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
李：是啊，是啊！她可不是还是个孩子吗！我们就知道张老师去她那里了，死在那里了。李雪丽自己也离婚了，这个我知道，是她姐姐说的。我们几个要好的还有刘立文，她也去世了。
我：是啊，所以要快写，我比你们小三岁。谢谢你，请一定到学校来玩啊。

四，采访李雪丽的亲属
2007年6月20日。采访李雪丽的姐姐李雪艳和妹妹顾雪芳。

李雪丽（右）和她的姐妹.jpg

（图，李雪丽，右，和她的姐妹）

顾雪芳讲述：
我父亲历史上举手加入过国民党，文革中受到了市政单位的批判，影响到当时在二龙路中学的二姐（即李雪丽，笔者注）。她在学校里可能不吃香，课也停了，1966年当时有“投亲靠友”的政策，我母亲就来北京，把雪丽带回了新乡，户口也牵走了，大概是1967年。雪丽到新乡后是新乡市无线电元件二厂的工人，工作很积极，吃苦耐劳，工资23元，是学徒工。新乡我家里是继父，我改随父姓顾，我住在家里。雪丽没有改姓，她住在厂里。我那时候12岁。有一天晚上，我去厂里给二姐送饭，二姐说：“芳，张老师来了！你领她回家吧。”张老师是先到厂里找我二姐的，我领的回家。记得张老师特别客气，和我妈说吃饭一定要给饭钱。（指着张放在香山的那张照片）她当时就是这样的，人很精神，很好看。她住在我家有一星期，天天带着我玩，我们去公园。她告诉我：月季花能吃，咱们采点回家蒸馒头。我们新乡北关有一家小饭铺，里边卖一种什么吃的，张老师爱吃。也是因为在家里吃饭她客气，她就尽量在外边吃，记得是一天两次，老是自己去那个小饭铺吃饭。去那里必经北关的新乡市房产公司，她就被那里的造反头子注意了。我们新乡人能看出谁是外来人，何况张老师的气质不凡，她那个人一看就是大城市的，是有文化的。她天天经过房产公司，那里边的革委会正头目赵保许就起了坏心。（笔者问：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贺廷智吗？）起头的不是贺廷智，他是副的头目，正是赵保许，他的势力很大。有一天张老师去吃饭就没有回家，天黑了还没有回来。我就去厂里告诉我二姐。那天新乡全市都停电了，记得特别清楚，到处一片漆黑。后来知道就是赵保许贺廷智他们成心弄的。我和二姐说了，她好像有感应，很害怕，说：“芳，我怎么觉得不好，张老师会不会出事啊？”我当时也特别害怕，到处都没有电。后来大约有一星期（？），有一天我在厂里陪二姐，半夜她被人叫走，说是去认北京的反革命通缉犯。结果她天快亮才回来，我见她的时候，她像傻子似的，人大变样。就在叫走她的那天，张老师死了，我们都没有看见尸体。有目击者说，是吊在窗户上，衣裤很脏，裤子白花花的，很脏。她就关在临街的那个办公室，有大约一星期，在那里被轮奸。从那时起，我二姐就有一顶“包庇反革命”的帽子，这么多年也没有澄清事实。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您来给我二姐平反。我二姐从那时天天在厂里挨斗，站在台上，大家喊叫，说她包庇反革命，是国民党的狗崽子。她每天都很害怕，不想上班，但是家里还需要她挣钱，就让我陪着去，壮胆。我二姐挨斗，我就坐个小凳子等着她。每天如此。那时候厂里有个新乡籍工人叫陈来友，对我二姐不错，也住厂里，后来有了孩子，就要结婚（1969年）。我父母都不同意，嫌陈没有文化，把我二姐轰了出去，她真是很惨。后来她还是坚决辞了职，实在不愿意去厂里了，就在家里。继父待她不好，记得做好了饭她不敢吃，我老是偷着给她盛。陈来友也受了牵连，打入监狱，劳改三年（1969年），出来的时候精神失常，打人，生活不下去，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现在大的叫陈晓林，小的也是陈来友的孩子，但是改姓后夫的姓，叫何华。陈来友后来又娶了妻子，但是他老认为他媳妇是雪丽，老来敲门找，女方也不干，女方的弟弟来打架，总之生活很不安宁。陈来友80年代自杀。我母亲当时是新乡红旗区的革委会成员，出身贫农，我继父出身雇农，他们没有问题，所以敢答应让张老师来。我母亲后来又找人，努力，给我二姐在新乡电机厂找到了工作，但是以前的工龄待遇没有，一切从头起，又是23元，在元件厂什么待遇也没有保留。

李雪艳讲述：
我的记性没有小芳（顾雪芳，笔者注）好，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北京，那边的事不知道，就知道张老师很冤。68年是我和小芬（李雪芬，笔者注）送张老师从北京站上车去新乡，是小丽（李雪丽，笔者注）给我来信，说张老师太苦了。是张老师告诉小丽她劳改的事情，说是扔在了池子里，蛇在身上爬（？）。小丽知道了，说张老师这样她也受不了，让我去老师家给张老师她新乡的地址，我就去了。看见了津津，她还很小，（看唐津津的照片）想不到她现在也这么老了。当时小的男孩子没有在，他们两个好像没有什么人管，他们的爸爸也挨斗。忘了是谁找的谁，就记得在北京站，张老师戴了个鸡妈妈那样的头巾，好像是化了妆，样子变了。是我把她送上了火车。忘了是老师去新乡后还是知道老师死了，我还去过她家，给孩子买了点吃的，他们很可怜。他们父亲好像不在，是不是也挨斗？雪丽的一生都不痛快，人老是发楞发傻，她后来得了乳腺癌，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北郊医院去世。这里的房子是她丈夫和女儿经营的小企业，他们过的还行。

2007年6月24日在新乡访问李雪丽的继父顾国华和母亲张玉秀

顾国华讲述：张放到新乡来之前，家里不知道，是小丽自己答应她来的。小丽从厂里把她带到家里，她拿了一个包袱，一个提包，说回上海的家，是路过，顺路看看小丽。她很客气，很注意礼貌，提出吃饭要交钱交粮票。她说住不长，在成衣铺做了两件衣服，说等衣服做好取出就走。但是没有等到取衣服她就死了。她来的时候精神上很开朗，不见愁苦悲观。我们全家还请她到百泉公园（新乡唯一的景点）玩了一天，我骑自行车带的她，有50公里路。我们在山上吃的午饭。当时家里有外来人，要报临时户口，但是我做主，没有报。孩子的老师嘛，也住不长。我是66年从牡丹江部队转业的，她（指张玉秀）是从牡丹江实验话剧团调过来，我们在新乡也是刚来不久，是外来户。张玉秀是红旗区革委会成员，单位是西街办事处。我们对张放来，没有拒绝，也没有热情招待，那年代什么事情都查的很紧。我也责怪小丽多事。那时候我们住在摊贩区的小街里头，两间小房很小很小，那旧房子还在。张放在我那里住了两夜，不方便，对面有个老婆婆带个小闺女，张放在她那里住了三夜，还在姓黄的房东家住了一两夜，都离的不远。

张玉秀讲述：我听小丽讲过张放在学校挨斗的事，说学生把蛇扔她身上（？），我们家里同情她，但是也怪小丽。张放每天不在家吃饭，出去在卫河边上一家小饭铺吃饭，那一带就那么一家饭铺（情节同顾雪芳讲述）。后来有一天，家里来了四个人，要张放的东西，态度蛮横，他（指顾国华）就告诉在床底下，给拿走了，我还说没有打收条，张放回来要怎么办。后来就听说，张放让房管所的造反派打死了，又听说是用纱巾吊在窗上吊死的，我总想着她是他们害死的，因为我知道她的纱巾还留在家里。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不知道她被轮奸。现在看遗书（笔者带去的复印件），看来她是自杀的。（和笔者私下说）我还怀疑过是他（顾国华）告发的，或是邻居告发的，后来知道都不是。是她自己在审问时怕了，慌了，说我是她姐姐，可是又说不出我的姓名来，暴露了。我听说她死后埋在八里营的“干部义地”，墓地还可以。79年她女儿来取遗骨，我们不知道。她女儿跟你说79年见了小丽，那就是小丽知道这件事。

赵保许在新乡势力很大，判了14年，出来后我们认识，他前年死了，如果活着，80多岁。贺廷智没有赵有势力，我们也听说过他，不认识。小丽在厂里挨斗的事情家里不知道，大概只有小芳知道。小丽的丈夫和张放的案子应当没有关系吧，还是说应该以小芳讲的为准？小丽没有辞过职，她的人事关系一直是元件二厂，停工资是因为她不上班。她后来去的电机厂是二厂分出来的，她是冲工，是我帮助让她去的，这个我说的对。小丽在二龙路中学66年挨过斗，因为她生父历史上是国民党。也为逃避上山下乡，是我丈夫（顾国华）把她带到了新乡。（私下对笔者说）顾国华对小丽不好（表情很痛苦）。张放死后，我们没有受追究和迫害。新乡对文革三种人处理得很严，都不起用。
（张玉秀顾国华夫妇带我参观了摊贩区旧街和原来的住处，在劳动大街上指给我看张放遇难的地点房管局，还走了去北街卫河边小饭铺的那段路。拍了照片。笔者注）

2007年新乡摊贩区街道.jpg

（图，2007年新乡摊贩区街道）

五，采访张放的丈夫唐九旭

采访张放的女儿唐津津和李雪丽的亲属以后，我写了一篇随笔《学生救老师的故事》。那段时间我也有时去拜访王晶垚先生（卞仲耘老师的丈夫），就请王先生看这篇稿子，请求指导。87岁的王晶垚先生看过我的稿子以后悲痛不已。没有想到他年纪那样大只读一遍就能清晰地记住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他难过地问我，张放在成衣铺做衣服到底是真的做了，还是以此来延续住新乡的时间？还问：张放自杀时才四十岁，为什么你文章中没有她丈夫的任何信息呢？我被问得愣住了，勉强回答我是以写李雪丽救老师的事迹为主线。王晶垚先生摇头说恐怕不好，说我忽视了最重要的当事人。
果然，《学生救老师的故事》交送张放的丈夫唐九旭后，很快接到他的电话，言辞激烈地批评文章写得不全面也不够真实。我当时很委屈。但最终我明白了我得到的素材不是一般的素材，它关联许多痛苦，许多血泪。我必须尊重受难者亲属，将他们的感受考虑进去。如果所写文章伤害了他们，那又为什么要写？于是通过电话沟通，我于2007年7月23日再次访问了唐九旭，笔记如下：

我：接到您的电话，我赶紧来。写《学生救老师的故事》第一稿没有访问您，确实是我做事情不够周到，请您原谅。我想，稿子的不足还可以补救。
唐：你能在张放被迫害致死将近40年后还想到她，自己花费了精力和时间去写这件事，我知道这是因为你有正义感。但是张放死的时候津津还小，她对事情的了解不会比我更充分，我才是整个事件最重要的见证人，你的稿子怎么能不通过我就去写呢？
我：是啊，我道歉，我愿意弥补。我现在赶来就是做这件事。请您给我讲讲，我的稿子毛病在哪里。
唐：出入是在张放的两次逃亡这里，津津讲的不完全对。1966年6月，文革开始，社会大乱，张放见到这样的局面，就决定到外地去躲，因为通过三反、反右、四清历次政治运动，她了解这些运动的残酷。我给无锡老家的哥哥写了信，是我哥哥到无锡车站接的张放，她那次在无锡农村住了两个月。住在无锡期间，她坐小火轮回了上海一次。上海是她的哥哥家，住在新闸路8号。那里的房子杂乱、狭小、拥挤不堪，墙壁不隔音，张放把北京的文革情况对他的哥嫂讲，他哥哥胆子很小，怕有人听见，只收留她住了一夜。津津说一夜都没住，不对的，住了一个晚上。她又回了无锡。在张放躲到无锡的日子里，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到我家里，把家抄了，为首的是高二学生韩海峰。他们问张放跑到哪里去了，把家翻得乱七八糟，在我的家门口贴了大字报。这些人里边也有二龙路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张磊的儿子，他是学生红卫兵。是不是由于这个，张磊在文革初期没有受到冲击，学生揪斗的是校长徐丕凯。我把抄家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无锡，我的哥哥非常紧张、害怕，他没有让张放看信，他告诉她我让她回北京。他还把她带去藏的小说手稿烧了，那是一部她的自传小说。
我：我看88年您写的文章，张老师是66年9月19日回的北京。
唐：那就是吧。她是夜里回来的。这一次回来，她被弄到安定去的。你文章里写的徐丕凯接受采访（采访是二龙路中学校友姜和平做的，笔者注）时说的迫害情况，那是实情。有一天是周日，张放回家了，哭了，讲述了她受的迫害。什么扔进粪坑，再用水管子浇什么的。70年代我的儿子曾经想找暴徒，想报杀母之仇。他通过原子能401研究所的王军涛找到了韩海峰的下落。你知道王军涛这个人吗？
我：我知道一点。他的年龄与韩海峰差不多吗？
唐：可能是吧？韩海峰那时候好像很背气，身体坏了，精神也坏了，今阳就放弃了报复。张放从安定劳改回来，弄了一身病。我就带她去邮电医院看病。那时候她这样的情况看病要找人，我就找了个造反派身份的大夫，因为是我们的邮电系统，我还有一点认识的人。那个大夫说她有了内伤，还开了一周病假。张放和我商量，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我就想到了我哥哥在安徽的女儿，她在一个铜矿。
我：安徽什么地方？
唐：我说不出来了。我夜里去前门火车站给她买票，那时候那个车站不通车了，只售票。
我：是，我记得。
唐：她还是先到无锡老家，因为我哥哥知道怎么去我的侄女那里。她是在西直门站上的车，我和两个孩子都去送行了。当时我碰见了一个同事，他看见我们全家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是西直门。张放还是先到无锡老家，由我哥哥带她去安徽。那时候她的头发是剪光了的。在火车上，前排就是红卫兵，很险。到了侄女家，她住了两个月，地方很小，不方便，那是1967年了。二龙路中学有个肖英，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我是1992年才到学校工作的。他是学生还是老师？
唐：是学生，是个负责人，但是很好。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他，他主动告诉我局势稳定了，张老师应当回来复课闹革命。我问张放的工资怎么办，他说，可以领啊。我去学校真的把工资领了。
我：是吗？
唐：是，她逃亡时的工资我领了，是67年。68年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张放回来和我说，军宣队进了校，学校里的人们又都不理她了。她很紧张，这次就决定去新乡找李雪丽。
我：您认识李雪丽吗？
唐：我知道她。她学习好，张放喜欢她。
我：我知道的是她学习不怎么好。
唐：她好好学英文，张放喜欢她，夸过她，我知道。是她的姐姐李雪艳去北京站送的张放。李雪艳人好。张放去世的消息是邮电部通知我的。有一天，把她的提包给了我，还有绝命书。我告诉了我的孩子们。
（沉默）
唐：否定文革以后，你们学校并没有动静。是1978年新乡公安局的人来了北京，到机关找我，那时候我在通县办公，在那里找到我，谈当年的情况，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叫来一起听。新乡公安局的人已经给二龙路中学相关的人也讲过了。
我：讲了什么？
唐：就是当时的情况。学校派去的人纪泽华扇了张放耳光，一脚把她踢到了门口，我听见的是这样的，孩子们也旁听。新乡来人促进了学校落实政策。
我：怎么落实？
唐：当时的书记是男的，态度不明朗，不说话。
我：他叫什么？
唐：不记得。我问：是谁把张放的档案抛出来？挑动学生的情绪，斗张放？他不说话。不欢而散。
我：其实是谁做的，您现在知道了吗？
唐：我想是那个女的书记张磊。
我：我听津津也这样说，说是嫉妒，嫉妒张老师的资历。我也找了找张磊这个人的下落，不行，不知道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好像90多岁了，大家估计她不一定在世了。
唐：你们学校当时管人事的人叫孙得志，我老是问“张放的死是谁的责任？”孙说：“你说是谁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我们就大吵，有人劝。后来他把这件事情上交了西城教育局。我想，张放死的时候孩子太小，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得对孩子有个交代。我就去了解张放早年的历史，想写个文件。我要求学校提供张放档案上各个时期的证明人，想去寻访。但是学校拒绝了，交涉不成，每次不欢而散。那时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不认为张放是好人。我就继续努力，找到了《历史研究》杂志的金冲及，他后来是中央文献资料室的。你看，这是他的回信。
我：哦。
唐：那是1984年，金冲及提供了许多的联系人和材料，谁该怎么联系，都写得很清楚。我就按照他说的，一一发信联系，了解了许多情况。找到的有她中学时候的入党介绍人杨培景，我们在成都见了面。还在上海找到了《解放日报》的总编王维，他和张放在《皖北日报》是同事。王维帮我找到了副总编徐惟成，他住在北京饭店后边的红霞公寓。徐惟成介绍我找西城区委的杨荣梅，这样促成了落实政策，实在是阻力重重。我在张放逝世20年的时候，写出了这篇纪念文章。你看，是这个。
我：我已经有了，津津给的。
唐：还有这个，安徽的老同事联名写的纪念文章。你看，王维是第一个签名。可以送给你。
我：哦，49个人呢，谢谢您。那有没有开追悼会呀？我怎么听说开了？
唐：没有，始终没有，学校的态度一直很差。1989年教育局落实政策分给了津津一套房子。唉，津津的生活使人担忧，文革的创伤太重，是我的心病。今阳要强，创伤也很重。
我：您累了，谢谢您和我讲这么多。
唐：也谢谢你还关心这些。我这么多年根本不谈这些，像是忘记了。
我：您没有忘。我接触的受难者家属不多，访问他们，谈一谈，他们觉得心里好一点。您放心，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篇文章而已，不会做什么过激的事情。专门为受难者写作的王友琴已经做了多年，写了许多，您看了她写张老师的那篇文章了吧？
唐：哦。
我：我觉得中国需要一种机构，需要一批社会工作者，去和当年的受难者家属谈话，去安慰他们。记住那些人的受难日，在那天里去慰问他们的家属，送鲜花。这是我的理想，我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
唐：（笑）这在中国不可能。
我：我想如果有人做，也许能。我父母的遭遇没有张老师那样惨烈，也够惨的。所以我理解您。稿子的事情请您原谅，我一定改改。我想先把这篇文章中的误差纠正过来，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错误。但是文章是以李雪丽为主，角度、容量都有写作本身的要求，张老师的全部故事大概还需要另文处理。我还不敢承诺去写，但是我一定记录、保存您说的，请您相信。
唐：好，谢谢你。

张放墓碑.jpg

（图，张放墓碑）

六，得到学者王友琴的指导
身处二龙路中学，我调查了解学校的文革往事很便利，有一股道义力量推动我写出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在写作中，我得到了学者王友琴具体的指导。她看了我的稿子后，委婉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她说“要考虑读者只读一遍”，“总的原则是不要花哨，要详细，不要简约”。她认为，写文革受难者，应当把已获得的关于他们的受难事实的材料尽可能详尽地使用，“能写多详细就写多详细。”我明白了她采用写作手法时选择朴素语言是一种自律，不轻易剪裁素材遗漏细节是一个原则。经她指导，我在写作中控制了随意修饰和增删。现在回想，没有她的帮助，我可能会写成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七，1988年原皖北日报社、安徽日报的纪念文字

这篇有49人签名的纪念文章是唐九旭先生送给我的，近年我把纸质文件录成电子文档。这篇1988年的纪念文章反映了文革发生20年时人们的叙述方式和情感状态，可以作为参照，更好地观察如今对文革的记忆和叙述所发生的改变。

全文如下：
今年5月19日是张放同志蒙冤含恨离开人世二十周年。我们原皖北日报社、安徽日报社当年曾和她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战斗亲密相处过的同志，对她生前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去世，表示极其沉痛的悼念。

回想三十多年前张放同志和大家一起在安徽共事的情景，她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淡漠同志们对她的记忆，相反，她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宁折不弯的优秀品质更时常激起我们对她的怀念之情。

张放同志少年时代便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站在与反动派斗争的前列，十七岁便参加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国前后参加革命的皖北日报社一批年轻人中间，她是最为大家钦佩羡慕的一个。张放同志朝气蓬勃，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和学习，丝毫没有因为体质娇弱和皖北解放区生活的极端艰苦而松懈革命斗志。一贯勤奋地为党工作，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各项任务，为当时编辑部的许多年轻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单纯质朴，心地透明，从不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同辈中居功自傲，也不因自己是党内最年轻的一员而在思想上放松组织纪律的约束，她又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讳言自己的不足，而对别人的缺点与不足也不虚与奉承，而是坦诚相告，因而能和报社的所有同志友爱相处，以她的青春年华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以及真诚无私的高尚情操，常能给当时紧张沉闷的机关生活带来欢乐的气氛和新鲜的活力。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不少年事比她稍长一点的同志，都把她当作自己可爱可亲的小妹妹。党章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张放同志是真正做到了。在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面前，不顺应时俗，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原则，明辨是非。这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张放同志革命一生的各个时期。

在老三反运动中，皖北日报社社长王维同志和他爱人杨琪华同志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受到残酷斗争，差一点送了性命。其时许多新同志是第一次亲身经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一些老同志疑信参半，但在那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险恶形势下，大都噤若寒蝉。独有张放同志不唯上，不信邪，对这一假案提出怀疑。这一大胆行动在当年政治运动的高潮期间，需要何等的革命胆略，而张放同志满怀对同志战友的阶级感情，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表白自己的意见，纵然为此受到能够预料到的批判打击，竟义无反顾。其后在邮电工会的反右运动中,张放同志凭着自己出身清白，无私无畏，向党组织披肝沥胆，就党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岂料一片帮助党整风的赤诚之心，竟被判定是反党分子向党进攻的毒箭，招来了开除党籍的一场横祸。这对她精神上是何等的屈辱，多重的打击！而张放同志仍旧能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雪压不弯，风吹不倒，挺然直立，振奋精神走上无辜被贬受罚的新的工作岗位，相信时间迟早能洗净别人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党总有一天会给她作出正确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支配下，由少数坏人的挑唆操纵，张放同志被列为牛鬼蛇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刑讯毒打，对她的人身侮辱和残暴施虐，真正到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地步。张放同志一度逃来合肥避难。过了没有一整天，听说已经给她“解放”，便欣然回京。不料没有多久，新的迫害又接踵而至，终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使她在异地他乡，含恨离开人世。

一个少年时代就跟着党走，为党的事业不懈地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个纯真未泯，白璧无暇，只知追求真善美而对于假丑恶失去戒备的善良心灵，在仅仅只有四十年生命的短暂一生中，一次又一次蒙冤受辱，受到人们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直至含冤饮恨，愤然离世。这样的惨痛遭遇，谁听到能不痛心疾首，失声太息，一洒同情之泪。可堪庆幸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走上了中兴之路。张放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时间有情，终究是真理战胜谬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我们以此告慰张放同志的在天之灵。张放同志如泉下有知，也将为今天来之不易的清时盛世拍手称快，一舒胸中不平之气了。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张放同志精神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维，杨琪华，欧远方，邹人煜，左其煌， 谢应运，黎洪，袁秀君，周军， 曹云，大策，王亚洲， 潘盛如，汪琼玉，谢兵，吕式毅，李星甫，徐崇海，杨芳远， 刘允中，项有彬 ， 章索芬，陈文达，韦清，叶庆萱，陈瑞龙， 施培毅 ，于荣章，仲冲，薛祖萱，赵祖德 ，楼并辁，钱植之，陈福生， 路华， 沈如康，王一夫，朱楞，袁平，时钟云，罗守礼，须力求，龚正廉，胡嘉琛，丁惠凤，黎钟，王兆琪，任弘义，徐畅珍
                         1988年5月10日于安徽省合肥市

八，2007年徐唯辛教授画出肖像

2007年在采访过程中，恰逢徐唯辛教授广为征集人物肖像，创作《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这是一部通过众多人物的面容肖像缅怀和追问历史的规模庞大的系列作品。他收到张放和李雪丽的照片和说明文字后，把文革受难者张放和在文革中救老师的二龙路中学学生李雪丽画入了这部大型作品。（见图，画作上的张放、李雪丽）

徐唯辛和画作上的张放 (1).jpg

上图：徐唯辛教授画作上的张放

画作上的李雪丽.jpg
上图：徐唯辛教授画作上的李雪丽

九，2012年争取将张放和李雪丽记入校史未果

我在二龙路中学工作了十六年，直到最后的两年才完全了解了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的遭遇。2012年9月二龙路中学举行建校九十周年校庆。三月里，我以退休教师身份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并提交了一个包含照片、文章、历史文件的纸质文集，希望将张放和李雪丽记入校史，或者先将我提供的文集归档，等以后有机会再记入校史，不要把这些记录遗失。

接待我的是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江诗卷老师。他说：“校庆是喜庆。您要想到我们的孩子（指学生，笔者注）。孩子们知道这样的事不好。”他没有同意将我的提议提交校庆筹备会讨论，也没有同意收留文集归档。但他同意看一看，之后再还给我。他收下了文集，后来没有再提，也没有还给我。

我给学校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二龙路中学校领导，

得知学校庆祝建校90年举办校庆，送上我写的有关我校张放老师、学生李雪丽的文章和一些史料。这是一些文革往事，希望现任领导有所了解，在校庆筹备工作中有所参考。如果能将这些记入校史，功莫大焉。

1992年我调入二龙路中学工作后，渐渐知道了张放的名字和遭遇。退休之前，我终于把这个惨案写了出来。几年中做了一些调查，还去过一趟河南新乡。

刚开始，我只为答复一位文革研究者关于张放的问题而去了解这件往事，后来在了解到的这件事本身中受到了震动，特别是2006年初发掘出我校学生李雪丽文革期间有如道德星辰的事迹，辗转找到她的地址准备前往听她讲述的时候却得知她因病不久前已经去世，使我更感到张放和李雪丽的事情非写不可。

《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修订稿）》一文得到了张放和李雪丽家属的审读、订正和认可。为张放老师的事情我在学校里采访了多人，也应当感谢大家热忱的支持并为我提供情况。这是我们校史的一页，是开展教育的“校本资源”，整理与报道这件往事是我应当完成的事情。

徐小棣
2012-3-9

十，2012年纪泽华写了《学校四清运动对我的影响》

1979年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红法刑字第26号和唐九旭先生口述中提到的纪泽华已经于2014年去世。他在校友自印文集《回眸当年教改——记50年前二龙路学校的教改》中留下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学校四清运动对我的影响

1968届毕业生纪泽华

作者简历
1949年生人，北京市二龙路学校1968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复员后回二龙路中学工作，任副书记。后任西城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四十一中校长等职。2009年退休。（简介和下文原载自印文集《回眸当年教改——记50年前二龙路学校的教改》P121，笔者注）

参加原北京市二龙路学校教师聚会，获知关于教改回忆录征文一事。二龙路学校对我一生的影响可用“深远”二字形容。我当场就承诺写一篇征文作为对母校的怀念。

半年后，郑怀杰老师打电话问我征文完成的情况，我讲：“我不知道如何下笔，因为我绕不开张放老师那个坎。”郑讲：“我也认为难写，不勉强。不写张放老师不行，写了还可能招来一些非议。不写也好。”同时他还说：“征文是个表达自己心迹的机会与平台。”我讲：“文革期间张放老师走上绝路与我有关，我遭到的谴责理所当然，我做错的事情我承担。”郑又讲：“我看中你承担责任的态度，你没有往外推。其实我们都明白，从纵向上看，张放老师从1957年开始就不断受到迫害；从横向上看，文革对她的迫害达到了极限。当年你是未成年人（实际上已经成年，他在新乡打张放的时候19岁。笔者注），还是个学生……”在电话中我对郑老师讲：“我很后悔，也很内疚，内心备受煎熬。但又能怎么办？！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 郑讲：“正因为这样，原来的老师还欢迎你，还认为你是个好学生。”

接这个电话以后，我想，既然绕不开这个坎，我就借征文的机会讲讲我做错事的根源吧！

我还在小学时就迎来二龙路学校的教改，全面套级过渡对我们低年级影响不大，升入初中后，我被编入初一3班，这是个重点班。我在学习上并不感觉吃力，满意现实，憧憬未来。我想，自己是教育部直属实验学校重点班的学生，今后升大学是稳拿的。只要学好老师传授的知识，今后前途似锦。所以那时候，我心中对学校是热爱的，对老师是尊敬的。

我们班同学的功课都好，接受能力强。但在初二第二学期的课堂纪律上有点“失控”的苗头。初三时学校安排杨群荣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一位有经验的班主任，学校这样安排是为了我们直升高中以后将来能为学校创牌子。初三时同学们选举我当班长，当时我还没有入团，我是想先学好功课，以后再争取进步，入团太早就会受到约束，不自由的。

1965年初，我们初三年级第一学期尚未结束，学校就开展了“四清运动”，号召大家给老师贴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对我心灵的震动十分强烈。怎么我心中敬重的老师都成了“准敌人”和“潜敌人”呢？我感到自己过去是受骗了，被糊弄了，从而感到没有必要再“敬重”这些老师了。

对于班主任杨老师，我们挑不出她有更多的问题，但也开始背地里闹革命，表面上师生关系没有破裂，实际上我们已经将怀疑的眼光投向他们。听老师讲课，再也不是单纯地接受知识，而是带着浓厚的革命警惕性，想听出老师讲课中的“弦外之音”，想揪出破坏革命、破坏教改的“敌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从一个听老师的话、学好功课的学生，转变为要防止国家变色，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但要做革命接班人，那时我还没有入团呢？“没入团”成为我当时政治上的软肋。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感到自己政治上不强，必须在运动中赶上去。革委会派我到河南新乡去把张放老师“揪”回校。当我听到她的哭诉，心中也曾闪过同情和怜悯的情感，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立场不坚定，革命不坚决的表现，于是我打了她一耳光，以表明我是不讲师生情谊的，我是革命的，而且革命是坚决的。其实我与老师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与矛盾，更没有湖南农民、佃农与地主之间的那种阶级矛盾与斗争。我只是表白自己是坚决革命的。这就是文革中将老师作为敌人的必然后果。

张放老师走上绝路，我很后悔、愧疚，这种心情困扰着我四十多年没有摆脱过。我知道这不是我认个错就能解脱的，它可能会如影随形伴随我一生。我所能做的：一是在现任的学校岗位上，特别注意对老师的敬重，也教育学生尊师重教。二是回到原来二龙路学校老师的身边，找回我在教改初期对老师的崇敬感情，请求原谅我的“左派幼稚病”，致歉，致敬！

北京市二龙路学校对我一生的影响既广且深，包括我犯的错误在内。愿健在的老师们健康长寿！愿逝者安息！

链接：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http://www.mjlsh.org/book.aspx?cid=6&tid=157&pid=2159

全文完
2017,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