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之子：父亲任总参谋长时得知的一些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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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黄永胜之子：父亲任总参谋长时得知的一些历史真相
2017-02-20 煮酒读史

导读：黄春光，湖北咸宁人，1943年出生于晋察冀根据地。文革前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与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黄春光近照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四年


黄春光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


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


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


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


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


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么。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


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


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


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


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


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


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


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


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


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陈再道（左）与许世友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


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


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


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


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京西宾馆。


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


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


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


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


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


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


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


林就更不用说了。


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


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


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儿。


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


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


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


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


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


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


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


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


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


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


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


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


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


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


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


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


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


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


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


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


林彪、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


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当总长时期的父亲和我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


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


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


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


    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


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


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


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


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


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


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


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


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


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


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


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


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


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邱路光插话：林彪不是不愿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确地说，他是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么的，想都别想。


    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


    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林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


    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


    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


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


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我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


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


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


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


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


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


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


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


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


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


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


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


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


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


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


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


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


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


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或者说特别拥戴，怎么说都不为过吧。


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广州军区司令员），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


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


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


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


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


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


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


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


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


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


“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话：黄永胜刚当总长的时候，我从部队回来去看他。那次他刚起床，在院子里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对中央文革呀？总长那么严肃的人，军队的领导人，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黄永胜怎么说？他说：反也不要紧嘛。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笑。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


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3000人呢。


多年来，他对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


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江青为什么在党内、在文革中能变成这样，是值得深思的。


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


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耻。


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们是夫妻，没人知道他们感情的好坏，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更缺乏了解。


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对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


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的组长，明知道江青不会听陈的，那不就是将大权交给江青嘛！


是不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是必须的，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先锋作用？


江青到处打击干部，到处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说？


有时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让她检讨，是真心批评她，还是她闹得太不像话了，不得已而为之呢？


主席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看来，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发动时冲锋陷阵，自己在后面。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


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


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


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


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


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实际受了他的骗。


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


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