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萨托利：民主理论的清道夫

bridged

乔万尼·萨托利(1924-2017)：民主理论的清道夫 | 敦伦政经学院

2017-05-04 蛋公知 敦伦政经

文/ 蛋公知

摘要：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于2017年4月去世。萨托利的贡献主要在三个子领域：比较政治学，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汉语读者熟悉的《民主新论》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对民主概念的诸多意义及用法进行词源学的考辨与澄清；二是对时下以民主名义提出的各种期许及要求进行检讨。本文将该书置于更为广阔的知识及社会语境中，探讨萨托利从事这项工作的深层意义。

单从学术上看，萨托利的贡献主要在三个子领域：比较政治学，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尤其在宪政工程学及政党类型学方面有重要洞见。在专业学术共同体外，汉语读者大多是透过《民主新论》来接触其思想的。

《民主新论》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对民主概念的诸多意义及用法进行词源学的考辨与澄清；二是对时下以民主名义提出的各种期许及要求进行检讨，特别是考察五花八门的民主论说能否在理想、目标及手段方面做到前后一致。此书牵涉的诸多理论议题，如今已有许多更加精致的成果出炉，以第八章对民主决策之探讨为例，大卫·埃斯龙(David Estlund, 2009)的知识论民主理论便是其较新的进展之一。不过，萨托利自身对这项工作的定性是更为低调的，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无非是为民主理论“打扫房间”，并不打算另起炉灶，造出一栋前所未有的理论大厦。但读者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一清道夫式的工作对于建构健全的民主理论而言，是更加具有前提性、基础性的，考虑到政治理论的实践(practical)特质，避免低级错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提出全新洞见。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逐一梳理其论证的技术细节，而是打算将该书置于更为广阔的知识及社会语境中，探讨萨托利从事这项工作的深层意义。萨托利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民主概念被吹捧上天的时代，各种以民主之名的政治诉求满天飞，形形色色的人不拿民主当头衔几乎就没法做事。不过，从另一面看，荣获此种热捧的代价，是经常要背一些不明不白的锅。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大凡以人类幸福名义提出的各种希望，受挫后甚少再归结为“必然性”或“神意”，社会-政治制度不再被视为是一种不变或变化甚少的“自然”秩序，而是意图明确的人类活动的产物，不仅可被新兴科学加以详细研究，还能由人为计划加以精确调控，这种信心导致了一种倾向：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我们眼中变得有锅可背而又有人背锅了。

民主在那时既然扛了进步大旗，也就难免相应地承担树倒猢狲散的风险，而大家对这风险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好吵得不可开交。早在《民主新论》前身《民主论》的前言当中，萨托利明确表示：自己的这项工作源自于实践的兴趣。此兴趣简而言之，与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类似，就是希望劝告那些还愿意通过吵架而非打架解决问题的同侪：民主背不起那么多锅，更重要的是，树倒猢狲散的风险我们承担不起。民主这棵大树无论被砍得如何奇形怪状，都不能说倒就倒。当然，吵架毕竟有吵架的适当环境，当盖世太保到你家门口的时候，理论辩护就不得不让位于政治决断，没法说服波尔布特或格瓦拉，并不是鸿篇巨著本身的错。

西方世界的六七十年代不同于现在，意识形态远远谈不上终结，民主也谈不上是“房间里惟一的游戏”。当时各路鼓吹家有一个共同点：虽然他们对美好世界的构想五花八门，乃至经常各不相容，但大体上都对现存的那个被统称为“民主”的实践——它大概包含政党竞争、公民自由权、法治及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这些要素——抱有相当轻视乃至厌恶的态度，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如此自己对社会动手术时便能少一点碍手碍脚的东西。理论上讲，民主该不该背这么多的锅，放到现在都没能争出确切结果，但关键点在于：各路人马都在让民主背锅，并引发了广泛的轻视乃至厌弃态度，而这些态度是会产生某些实践效果的，这才是萨托利的关切所在。大的背景交代到此，接下来将结合上面的论述，再谈一谈《民主新论》自身的两个突出特点，以便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萨托利究竟采纳了何种策略来完成他为民主作申辩的工作。

认真对待概念

前文频繁提到的“打扫房间”这个隐喻，其实预设了萨托利在知识论方面的某些态度，毕竟打扫首先要有得扫，而且多少要可以扫干净，我们才好操起扫帚干活。显然，萨托利很难说是经典柏拉图主义的卫道士，并未着力捍卫一种关于民主的“大写真理”，但他明确表示自己对当时流行的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意义观或“知识的内在不稳定性”等新奇学说不感兴趣，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跟人决出胜负。他的主张是更为温和的：真理-谬误之分总归有其相对独立的标准，此标准受到所谓“知识的社会建构”的影响至少不像某些学说——譬如知识社会学——宣称的那么大。各种政治学概念在经过适当澄清后，至少向我们提示着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一言以蔽之，意义的约定主义不可取，知识社会学更不是评判思想命运的最终上诉法庭。

我们要再次强调，萨托利作出此结论的意图是实践的，并不是说上述观点在学理上毫无可取之处，或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洞见，他更多是在担忧这种倾向所产生的实践效果：对思想观念的轻视，带来的是对争论本身的轻视，如果我们彻底拒绝反思性判断在指引人类政治活动上的权威，那很有可能就只好让“强力和运气”说了算了。对规范性的解构，带来的未必是一个更加宽容及多元的美好世界，规范性从社会-政治世界的撤退还有可能产生另一种情形，那就是让政治世界就此变成一个单纯“比谁声音大”的场所，这不仅是在纵容各种政治疯子，更取消了一切政治的可能性。在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作出的精辟论断：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他有语言能力，可以就政治正义问题“有所说”，只有野兽才比谁声音大。

任何大规模组织的运作都难免依赖某种拟制或虚构（注意：想象不等于虚假），民主政治也不例外，据说古代政治依赖关于起源的神话或“高贵谎言”，现代政治则承诺权利及普遍幸福，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少虚构成分，但并非自动就稳如泰山。萨托利敏锐地观察到：民主是迄今为止对观念多样性最为宽容的政治形式，但也是对观念变迁最为敏感的政治形式。观念及语词的澄清，对民主之健康及存续的重要性远远高过对专制体制的重要性。一个彻底蒙昧（注意：不能将蒙昧简单等同于有宗教信仰/不懂一些冷门知识点/信中医等，这是对蒙昧的庸俗理解）或根本不在乎所谓“观念水位”的人群，极难让民主政治保持健康（注意：不能混同于“素质论”），它多少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开明：对争论保持开放，相信争论至少能缓解某些冲突。而民主之下的言论及讲学自由，正是保护及维系此种争论的利器。这种所谓的开明及相应的制度设置，乃至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可以说（至少部分地）都是重视思想观念之影响——请考虑作为自由民主起源之一的宗教宽容——的产物。在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体现这种重视呢？当然首先就是认真地辨析及使用各种概念。就此而言，萨托利对概念清晰性的捍卫，至少从一种间接的意义上讲，正是对现代民主本身的捍卫。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

除开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这几位敢于在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极为强势的姿态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亲缘性作辩护的理论家之外，与萨托利同时代的理论家们在为民主辩护时，大多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倾向：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或者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希望能够在承认某些社会批判的洞见、避免盲目为资本主义作过度辩护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保护民主实践的果实，萨托利采纳的策略自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盛行据说体现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历史性和解。这一辩护是否行得通，迄今为止在理论上仍不能说有确定的答案，所谓的历史性和解拿到今天来看，似乎也能找到许多理由来证明它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

又一次地，我们要把关注的层次从时事新闻上稍稍提升一点，来理解这个做法背后的实践性考虑。萨托利（还有熊彼特、达尔乃至新近的伊安·夏皮罗）竭力作出这么一个切割，其真正关切在于表明：无需否认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病，但各种试图绕开“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限制来疗救这些弊病的冲动，最后都被证明为是异常危险的，且代价不菲。

在韦伯、马克思及佛洛依德的成果基础上，罗素以一种相对综合的方式较早地发展出了对权力形态的社会学分析，福柯则是类似进路的集大成者之一（我们暂且不提他的尼采式源头）。这固然在许多方面增强了我们对社会的洞察及批判能力，但人的注意力毕竟有限,将焦点放在此处，多少便有可能对彼处的情况视而不见，为一时一地心理刺激特别强的小恶所系，多少便容易淡化某些体验并不强烈且习以为常的大善。这种道德上的盲点是人性自身的局限，自古以来即不可避免，但现代统治技术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疯狂，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这种局限的负面后果：不加节制地追求摆脱毛细血管式的“权力结构”，得来的可能是更加暴虐的权力宰制。此担忧当然不是认为那些微观的权力关系全然无关紧要，更不是强行主张它无需任何改进，它希望强调的要点是更为谦虚的：哪怕某张理想蓝图初看起来是不错的，但人类前进过程（我们暂且不讨论更为古典的轮回式观点对进步可能性的挑战）也并非一帆风顺，难免遭逢各种风险及非预期性后果，即便某些社会病症的确需要加以治疗，民主体制作为业已经受诸多考验的一种风险防范机制，不是可以轻易逾越的。

萨托利观察到：无论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均有优劣之分，劣质的理想主义之危害并不亚于劣质的现实主义。那些力图绕开民主限制的种种理想主义冲动，当然不能说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必定“劣质”，但它在目前这个由人性及社会理论所标示出的人类实践环境中，的确很难称得上优质。这一结论或许显得保守气质过浓，但考虑到萨托利参与争论的那个六七十年代的大背景，我们或许可以作如此辩解：在狂热分子眼里，一切有保留意见的人可能都是过于守旧的。如今的世界跟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可称满意的变化，民主差不多确实成为了“城里唯一的游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绝无重蹈覆辙的可能。

有观点说，经历如此“外科手术”之后的民主放弃了担保普遍的幸福，不再能扛起解放的大旗，它赢了争论却丢了人心。对此也许只能这么回应：人心总归有险恶一面，因小失大是人类实践的常态。萨托利的努力作为一种申辩或捍卫(apologetics)，无论是坚持对概念的精细考辩，还是试图使对于民主的辩护相对独立于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都是为了防止或延缓这种遗忘的发生。依据某种流行观点，近年全球的民主颇有退潮趋势，当初预期的春天变成了冬天，不过这当中总归值得庆幸的一点是：主流大多还愿意将之视为“民主赤字”来加以看待，以鼓励其兑现未完成的承诺为主，而非像当年那般热衷于在它之外寻求全新的疗救渠道，“东亚模式”或许是个挑战或参照，但这两个词毕竟离“替代”还有相当距离。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订阅敦伦政经



延伸阅读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
弗兰克·坎宁安，《民主理论导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伊安·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东方出版社，2009
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0
Beitz, C. R. (1989). Political Equality: An Essay in Democratic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yzek, J. S., & Berejikian, J. (1993). Reconstructive Democratic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01), 48-60.
Euslund, D. M. (2009). Democratic Authority: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 (1997).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YU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