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稳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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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代价

2017-05-04 韩明睿 敦伦政经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正式工作职位。而他赖以成名的身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主要作者。考恩是位博学的天才。在这个学科分工日渐精细化的时代，他不仅对经济学各个子学科有深刻的把握，有能力跟踪最新的学术进展，同时在哲学上造诣颇深，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能像他一样与年初仙逝的伟大哲学家帕菲特合作论文，以及在重要的哲学期刊上独立发表文章。

凭借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深广阅读，考恩在博客上频频介入当代重要的政策辩论，并不时将自己的思考整理成面向普通读者而又旁征博引的小册子，以进一步推动公共讨论。此前他的著作《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几乎是首次将19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普通人生活水平几乎停滞的经济现象从经济学界带入公众视野。随后他又出版了《Aver-age　is　Over》一书，指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里，以普通办公室白领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中间阶层会受到最大的冲击，而相对安全的除了资本和高新技术的拥有者之外，多少有点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还有很大程度上从事手工活的低层次劳动者，这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机器人尚难以完成超出最简单水平的动作。多产的考恩今年推出了新书《The　Complacent　Class》（自满的阶层），力图为“大停滞”现象寻求一个令人满意解释。

他发现，与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前沿的美国所发生的大停滞在时间上相重合的是，美国人不再像建国之后的两百年内那样喜欢迁徙。近三十年来跨州迁徙的比率相较战后直至1971的平均水平下降了一半。同时人们也越来越不喜欢换工作，从事当前工作五年以上的人从1998的44%上升到了2014年的51%，而从事现职不到一年者更是从28%下降到了21%。虽然算不上天翻地覆，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是不到二十年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人们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越来越迅速地安顿下来。

这些自然与政府管制不无关系。各州之中愈来愈多的行业引入了执照法规。在有些州里如今连瑜伽老师也要持证上岗。而不同州的执业规定往往不尽相同，执照也不通用，到另一个州从事同样的职业一般需要重新通过相关测试才行。这就意味着，一个对当前工作不甚满意的人即便可能在其他州有更好的职业机会，也要将监管带来的切换成本纳入考量。不少人可能就是这样打了退堂鼓。因此受损的不但是自己，还有另一个州本可获得其带来的更好服务的潜在客户。

各地的城市规划法规（zoning　laws）也极大地有碍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简单的是建筑高度、密度等限制，众所周知这一般会拉高房价，有利于当地现有的房主（这正是此类政策获得支持的一大原因），但长远来看不利于城市吸引新的人才。规划者奋其私智地将城市不同区域粗暴地划定不同用途，如分为居住区和商业区，而不是让市场相对自由地配置建筑用途，往往会徒增通勤者的交通成本，扭曲各个区域的地价、房价。这些政策都给人才流动增加了障碍，削弱了城市的经济活力，在考恩看来也都是自满的表现。

除了成本提高，易地而居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曾几何时美国每个大都市区都称得上有自己的工商业和文化特色。要做某种手术或听某些音乐现场必须去某些城市.但现在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去哪里才能做的了。各个地区都有一套雷同、自足的行业体系。底特律这样的汽车城衰落之后，只有农业还存在地区分化、产业集聚的现象。而农业就业人数恰恰又在本已很少的基础上持续缩减，难以推动人口迁徙率反弹。一般来说，人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迁徙，美国人口恰恰是在老化。而年轻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比上一代人更不愿意拥有汽车和开车出行，更愿意在家追剧、打游戏，通过快递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宅文化不是东亚特产。这种种因素累加起来，使得美国人愈发安土重迁。

问题不只在于人口迁徙。邻避运动在美国愈演愈烈，几乎从“不要在我家后院建”（Not　In　My　Back　Yard）变成了“绝对不要在任何东西附近的任何地方建任何设施”（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thing）。所以美国颇有一些经济学家痛心于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却由于各种利益团体阻挡而得不到维护更新。考恩将各个社区这种对风险的极端恐惧也视为一种自满。

另外，美国两个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格外突出。一方面，美国人热衷于慈善，按照人均慈善支出等几项重要指标，美国堪称世界第一慈善大国，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社会资本高度丰富，是人心向善的温暖国度。另一方面，从每千人监禁率等数字上看，美国又是世界第一囚犯大国，就好像社会已经接近失序一般。考恩极有洞察力地指出，这两个现象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能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各个社区依靠警察和司法体系将大大小小的麻烦制造者都关起来，等于是彻底排除了异己，剩下的好公民都是自己人，自然可以对他们之中需要帮助的人大施援手。

美国南方曾经盛行种族隔离。民权运动之后种族隔离大势已去，但新的隔离又出现了。人们根据阶层和文化聚集起来。有的社区都是西装革履的金融界人士，围绕大学村满是穿套头毛衣和休闲裤的学者、文化人，而湾区又充斥着身着连帽衫的码农。各个人群好像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泡泡里，以身边人为参照系来定义和规训自己。川普胜选当天，东西海岸不少年轻的自由派惊呼：“这怎么可能？我认识的人里连一个川普选民都没有啊！”这种只和同类扎堆，对异己眼不见心不烦的舒服生活，当然也算自满。

考恩认为，正是由于这林林总总的自满，美国人自70年代之后不再那么愿意接受生活环境中的各种扰动，甚至连游行示威都变得平和、专业化，由律师、民间团体和城市管理当局有序安排。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由此逐渐枯萎。换句话说，人们渴求稳定，也确实获得了稳定的生活和政治、经济格局，但同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大停滞？》中他注意到，21世纪美国人的生活看起来与上世纪70年代区别不大：家里有冰箱、电视、抽水马桶，出门有汽车。有些方面确实有改进，如手机和网络，但有些方面反而不如以往：由于拥堵，车速倒是慢了下来；飞机也没有飞得更快，协和式超音速飞机还停飞了。就像Peter　Thiel　的名言说的：“我们要的是飞行轿车，结果得到的是Twitter　的140字输入框。”

在硅谷自我陶醉的大数据、机器学习之类比特世界的飞速进展背后，是原子世界创新的停滞不前。我们不但没有发明飞行汽车，也不再派人登月；我们吸毒一般地依赖智能手机，却受制于久无突破的电池技术而不得不每天充电；我们的收入增长了几倍，医疗开支增长更快，但寿命增长却越来越慢，似乎正在趋近极限。

考恩在博客上和书里都喜欢说，他是经济悲观者，福祉乐观者。由于原子世界科技发展近乎停滞，生产率提高缓慢，在可预见的将来经济不会有太大起色。但是拜比特世界种种难以转化为GDP数字的新技术所赐，人们有机会活得更幸福。那么在这样一个人们心态自满，实物科技停滞，信息泛滥的世界中，到底谁会过得更好，谁又更不适应？考恩区分了两种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分别是力争者（strivers）和爱好者（enthusiasts）。力争者遵循前人设定好的路径和标准去生活，人生规划就是按照自己所在的社会阶梯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不管是升官还是发财。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这没什么问题。早两年还是迟三年实现预定的人生目标，不会让人难受到睡不着。而同一个社区中人与人的差距也多半不会高得离谱。

但在信息丰沛的社会，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收入和其他方面相对地位的信息能够极快地传播开来，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自己小圈子里的百十个亲戚、同事和朋友，而是全国（甚至出了国）各界的人。用来比较的尺度一拉大，心理就难免失衡。

在中国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前两年创业成为一股潮流，主要就是由于创投圈一夜暴富的神话被互联网放大，引发了众人的艳羡、焦虑和模仿。反观那些有着自己独特兴趣的爱好者，他们并不太在乎自己在名利上与他人比起来是否“落后”。既然当代社会已无温饱之虞，各种文化、亚文化消费品充足而便宜（甚至免费），也就没有必要去人比人，气死自己。随着老一辈的力争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很可能会迎来爱好者的天下。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悲观的同时，有理由对更重要和根本的事情，例如人们未来的幸福，持乐观态度。

和多数试图从大量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中冒险总结出大趋势的经济类书籍一样，考恩此书可能有过分删繁就简的问题。他没有多加考虑，1970年代起的“大停滞”在美国人的“自满”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缺少足够的外部威胁。他格外怀念以登月为代表的太空探索，慨叹现在的科研计划不会再有当时登月项目人力物力投入一度占据GDP的2%的规模。但美国当时的太空计划是在冷战背景下，被苏联在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所刺激，才受到朝野高度重视的。除了以航空航天局（NASA）为主力与苏联开展太空竞赛之外，美国国防部也建立了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开展各种高新技术研究。DARPA　与民间技术公司一直保持着人才和技术上的紧密合作。硅谷、互联网、GPS　背后都有DARPA　的有形之手。

不过话说回来，在学术界没来得及汇聚到某种定论时，这种试探性（speculative） 或有意引发争论（provocative）的书籍，和考恩的前几本著作一样，可以刺激决策精英和社区公民的思考，为将来更成熟扎实的新思想提供跃升的跳板。毕竟这本书本身就旨在搅动观念市场，由此打破笼罩全社会的自满氛围。在这个意义上，考恩没有自满，达到了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