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宣传到信仰：新中国的“爱国主义”如何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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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宣传到信仰：新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如何确立的？
2017-05-12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周陆洋
来源=《二十一世纪》

关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不过，批评者也指出，由于“民族主义”在概念上的抽象性，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历史比较视角，回避对“崛起”这一动态过程的实证描述。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崛起”一词暗示或假定，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存在一个民族主义较弱或根本缺失的“前崛起”阶段；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又没有对这一“前崛起”阶段进行系统描述，更没有与之后的“新崛起”进行系统的比较。这不但使我们无法了解1990年代以前的情况 ， 而且让关于1990年代“新民族主义”的种种讨论缺乏扎实的历史基础。

本文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这一弱点 ， 以1950至201 1年《人民日报》对“爱国
主义”概念的使用为载体，对中国共产党官方民族主义在改革前、1980年代和
1990年代三个阶段的形态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 以系统的方式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过程。采取这一分析策略的原因十分简单：

首先，《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反映中共政治理念变化的最权威刊物。与一般新闻报刊不同，《人民日报》的出版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从中共建国前夕至今不曾被任何政治动乱打断 。 近年来该报的全部文章已经收入了电子化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这就为持续而系统的经验分析提供了便利。

其次，分析“爱国主义”的概念变迁史有助于窄化和锁定分析对象。“民族主义”的一个传统研究难点在于，这一概念本身的定义有巨大争议，在时空分布上又高度瀰散，很难进行系统描述。而政治话语中的“爱国主义”在语词上具有天然边界，让研究对象聚焦变得十分便利，能够避免因对“民族主义”概念存在分歧而各执一词的困境。事实上，以“爱国主义”为载体研究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在社会学史上也不乏先例。著名的“民族主义形成的三个阶段”《three phrases ofnational revival》理论，就是通过研究欧洲小型国家的爱国主义运动提出的。

当然，使用这种分析路径也存在局限和盲区。它既忽略了民间民族主义，比如反美反日运动、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写作，也忽略了中共以特殊形式或话语所呈现的民族主义 ， 比如“中国领导世界革命”这一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话语。鉴于这些议题都已有扎实的研究，笔者在此致力于探讨“爱国主义”的历史变异过程。

本文的历史分期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个基本分期是改革前和改革后，而改革后又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具体时期 ， 前期中共仍在探索如何离开计划经济，后期则明确实施市场经济改革。这样就形成了改革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个历史分期。这一分期有一定理论依据：首先，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于寻找民族主义依托，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经历危机的时期。其次，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民族主义兴起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及广义的现代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愈是高度现代化、已经对各种传统意识形态祛魅的社会，愈是需要民族主义来整合。此外，这一分期还有中国政治的现实依据：《人民日报》是中共最高层直接掌握的宣传工具 ， 其立场与观点的变化受到中共领袖意志和政治路线的决定性影响 。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解释中国民族主义为甚么崛起，而是描述官方民族主义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形式 ， 从而以系统方式细致呈现其逐渐“崛起”的过程。当然，这样的历史分期由于预设了解释变量《意识形态、现代化》，可能会忽略某些不能由这些变量解释的次级变化。这一点笔者会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补充说明 。

本文的基本发现是：一、“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1990年代以后的新发明，而是中共自建政之初就长期使用的重要政治话语；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表现形态有巨大差别，但长期来看呈现为一个逐渐系统化和工程化的线性进化过程 。

内容的系统化程度，即某一阶段的“爱国主义”话语是否具有稳定、一贯、依托
官方权威诠释的理论内容；而灌输的制度化程度，则指某一阶段的“爱国主义”
是否具有例行化、常规化、由专门机构和网络负责实施的灌输机制。根据这
两个维度，本文区分出了“爱国主义”话语的三种呈现形态：改革前作为“标签”的“爱国主义”，内容系统化和灌输制度化程度都很低；1980年代作为“理论”的“爱国主义”，内容系统化程度高，但灌输制度化程度低；1990年代及其后作为“工程”的“爱国主义”，内容系统化和灌输制度化程度都很高。

本文的基本结构是综合使用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 ， 逐一描述三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话语使用情况，以可信的经验方法揭示“爱国主义”由散乱到系统化的“崛起”过程。在结论部分，笔者会对“爱国主义”的变迁进行尝试性解释。基本上 ， “爱国主义”话语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基础的认知变化：改革前，中共自信具有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对“爱国主义”话语并不重视；1980年代，中共已经觉察到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衰落，但自信能够以单纯的经济绩效弥补合法性损失，因而虽然重提“爱国主义”、提炼其核心理念，却未有设置系统的灌输机制；1990年代后，中共意识到单纯强调经济绩效并不能防止政治危机，于是一方面继续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不放弃挽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投入大量资源推进“爱国主义”宣传的工程化。

改革前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共革命《特别是其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话语。对这一话语的灵活使用，是中共能够取得城市居民同情、削弱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bl。然而，如何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爱国主义”纳入新政权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使之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话语协调运作，对新生的中共政权却是一个挑战。建国初期中共的确面临一系列矛盾，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新政权带有明显的多阶级合作性质，中共在话语上需要利用“爱国主义”来统合不同政治力量，至少是为国家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修辞；二、当时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很大程度上依托中苏同盟，而苏东阵营内部正在制裁“铁托主义” ，这就要求中共不能过度宣扬民族主义话语，反而需要十分警惕在精英阶层中颇有影响的反俄民族主义传统  。

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反映了中共的这些愿景 ， “爱国主义”话语被运用于大量主题。归纳看来，有两个基本使用方向：其一，中共试图运用“爱国主义”加强国内整合，倡导各个次级单位《阶层、民族和地域》将自身利益置于“统一国家利益”之下，接受中共的社会改造或政治动员。在这种情境下，“爱国主义”几乎是一个没有定义的简单政治标签 ， 与官方预期一致的行为就会被称为 “爱国主义”，不一致的则会受到批判和指责，即便这些行为完全是日常生活的行为。比如，1950年的《人民日报》曾报导唐山某医院的改革，认为医院职工消除事故的努力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北京协和医院学生与美国教师断绝关系、农民秋征、储蓄所职工加班、学生消除小团体隔阂等，也都被说成是“爱国主义”。

虽然许多行为在平时也会出现，但由于抗美援朝的背景，它们遂被贴上了“爱国
主义”的政治标签。这也形成了中共延续至今的传统，即在政治运动中赋予日常
行为以宏大的“理论”意义。

其二，中共试图将“爱国主义”话语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同起来，防止中国出现类似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动荡。1956至1958年间，《人民日报》围绕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发表社论、转引《真理报》文章、介绍欧洲共产党国际主义理念等方式，试图对“爱国主义=对苏友好”这一命题进行理论阐释。与国内事务不同，这一主题下的“爱国主义”不完全是“贴标签”，而是带有一定的理论论辩色彩 。 1980年代后中共正式发展出的爱国主义经典公式“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中国”，即是在这一宣传运动中萌芽。

此外，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许多自发的读者投稿，探讨民族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定义问题 。 这一主题的报导最能反映“爱国主义”从革命话语到执政意识形态转变过程中的张力 ，即如何将抽象的“爱国主义”具体化为文教领域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当时争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比如应当如何界定旧戏曲的“民族传统”与“封建残余” 、 生物学和地理学教材是否应该极力表达“对祖国自然环境的赞美”、商标和广告中是否应该取消外文拼音和字母，以及语文课本是否存在大汉族主义情绪，等等。这些稿件并不反映官方定论，而是呈现出开放探讨的气氛。撰稿者既有普通的学校教师，也有田汉这样的社会名流。中共以“爱国主义”整合内部并合法化对苏关系的努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爱国主义”的使用明显减弱。在一些传统的议题上它仍被作为政治标签使用，比如鼓励农民低价交售农产品、报导各种符合执政党政治期待的个体行为 ， 但总体上它逐渐让位于其他更具阶级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趋势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

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趋势。笔者以《人民日报》正文含有“爱国主义”提法的报导数量占该年报导总量的比例，计算出从1950到2011年的“爱国主义”报导强度。在改革开放以前，“爱国主义”报导强度非常不稳定，呈现剧烈波动，报导最强和最弱的表达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宣传的历史最高峰是在1951年，接近1,800篇报导都提及了“爱国主义”，占该年报导总量的12.2%。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但即便如此，这一比例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宣传强度就远不及此，该年只有0.7%的报导提到了“爱国主义”。

对“爱国主义”的极端冷落也出现在改革以前。整个文革期间，“爱国主义”的提及率都很低。1966到1978年间，总共只有16篇报导在标题中提到了“爱国主义”，其中9篇指涉第三世界和美苏阵营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3篇是批判被非官方舆论解读为“爱国主义”的《清宫秘史》 ，2篇是批判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出版受到压缩，1967、1968和1969年的报导总量为历史最低点，分别只有10,095、10,001和10,694篇，远远低于改革前《1950-1978》16,436篇的年平均数和改革后《1979-2011》35,160篇的年平均数。但即便考虑报导总量因素，文革期间“爱国主义”的宣传强度仍然是非常低的。

更有意义的是比较战争时期的情形，因为战争被认为是最能够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机制。然而，在中苏珍宝岛战争爆发的1969年3月，《人民日报》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标题的报导，总共只有3篇文章提到了“爱国主义”，而这些报导的内容分别是部队文艺座谈会 、 缅甸民族主义领导人遇害和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制度，全都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无关。被用来标记这场战争的则是阶级话语：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打击被说成是“对世界革命的挑衅”；中苏武装冲突被描写为“中苏人民共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与朝鲜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此时后方工厂的战备加班也不再是“爱国主义”行为，而是“抓革命、促生产” 。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4年的西沙海战也没有激发“爱国主义”宣传 。对中印战争的报导是相对中性的，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修辞。在战争进行的1962年10月和11月 ，《人民日报》没有任何以“爱国主义”为标题的报导；正文中提及“爱国主义”的34篇报导中，没有任何一篇涉及中印战事。西沙海战的情况类似。在战事进行的1974年1月 ，《人民日报》没有任何文章在标题中提及“爱国主义”。仅有一篇文章在正文中包含了“爱国主义”，其主题却是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运动。这与1950年代后期以来“爱国主义”宣传的整体退潮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上距离西沙海战并不遥远的中越战争，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恢复了“爱国主义”话语。1979年的《人民日报》共有128篇报导在正文中提及“爱国主义” ，其中34篇直接以对越战争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标题的6篇报导中，则有5篇以“爱国主义”为主题。

1980年代的“爱国主义”

1980年代初，中共明确放弃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话语，重新阐释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纳入民族主义的K事框架。1980到1983年，《人民日报》以发表社论、转载中宣部文件、刊登著名学者文章等方式，再度发起了一个密集宣传和讨论“爱国主义”的浪潮。与1950年代初相比，“爱国主义”的这次回潮有两个特点：首先，官方明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社论，确立“爱国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这与建国初期的欲言又止、徘徊犹豫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此时撰文讨论“爱国主义”概念的不再是普通读者，而是官方指定的权威文史专家；他们不是讨论如何在文教系统中确立“爱国主义”的具体措施，而是帮助官方发明系统化的意识形态。

在这次回潮中，中共形成了“爱国主义”的经典：爱国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而中共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唯一继承。根据新的诠释，“民族复兴”成为目的，而“社会主义”成为随时可以根据目的改进和重新解读的手段。这一经典事件并非1980年代初的发明，而是中共在革命和内战中早已形成的，1950年代初也一度提及。此时官方只是对其加以系统阐释，赋予其核心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且明确摒弃了其他可能与之冲突并造成混淆的竞争性话语，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转变的确可以解读为民族主义的崛起：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差别是，前者强调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阶级斗争，后者则推崇民族国家边界内部的阶级合作。中共领导人深知，重启现代化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及海外侨资，而“民族主义”远比“阶级斗争”口号更能争取这些精英群体。

由于这种新叙述将“爱国主义”延伸到了中共革命以前乃至古代，著名文史学者也参与了这次新意识形态的建构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者戴逸和李文海以辛亥革命为素材，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学习外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学者邓广铭撰文探讨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的关系，他将中国视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线性进化的民族国家 ， 古代政治精英由于“捍卫了在当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封建文明”而被归入“爱国者”行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学者陈旭麓发表在《求索》的文章则被《人民日报》删节后刊登，该文试图将清朝“民族英雄”与古代的“反侵略”政治人物贯串起来，并讨论了忠君思想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强调“爱国主义”内涵的历史性变化。这一趋势同样不是1980年代的发明。从文革后期起，《人民日报》就已经开始零星刊载探讨古代和近代民族主义的文章，虽然它们都以“儒法斗争”的线索区分历史上的“爱国者”与“叛国者” 。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议题都有固定结论，在讨论“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实现形式时，《人民日报》仍然保持了较大的开放性。例如有文章在原则上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覆盖的内容，比如自然风貌、古代科学文化成就、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名人，但对于如何操作并没有具体规划。这反映出此时中共虽然已经决心重拾“爱国主义”话语 ， 但对于操作方式却仍然没有清晰的观念。不足为怪的是，在具体宣传和报导“爱国主义”时，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与1950年代并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将“爱国主义”用作没有一贯含义的标签，标记一些哪怕十分琐屑但符合执政党预期的日常行为，只是此时的标签从“爱国主义”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 ，以及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经验。

由于缺乏操作化定义， 《人民日报》仍然以“贴标签”形式报导各种各样的基层活动。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自发运动：中共虽然已经提出了强化“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纲领dk，但没有具体的管理机构推进例行化，也没有专门的指定读物、影视作品和活动场所。于是，不同类型的活动都会被标记成“爱国主义”，从学校组织的博物馆参观、工厂工人的近代史学习，到北宋文物的发掘、空军部队加强训练、工厂青年对“靡靡之音”的抵制、大学生对“扎根西北”的讨论，甚至中学生参观社区、集体访问养老院，都被冠以“爱国主义” 。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也仍然以大量篇幅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 “爱国主义教
育”。与1950年代不同的是，首先，被报导国家已经大幅减少，苏联、大部分东欧国家，以及西欧共产党都已在这一主题下消失，只有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还被反覆提及。其次，并不是所有报导都在介绍国外的具体经验，有时候只是强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藉此说明中共的做法是合理的。这反映了1980年代中共正在遭遇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意识形态灌输本身已经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

严密扎实的系统工程

进入1990年代，“爱国主义”才真正成为工程化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保留了1980年代初奠定的经典诠释，另一方面建立了庞大的例行化灌输机制：中共建立了稳定的专门机构，例行化地实施意识形态灌输； 开列了详细的“爱国主义教育”书籍名录和影视作品，明确了“教育”的具体内容；全国建立了星罗棋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多是历史革命博物馆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官方还例行化地资助相关出版活动和学术会议 。 这些持续的官僚化制度安排 ，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进入1990年代，“爱国主义”真正成为工程化的意识形态。

在1990年代及以后的《人民日报》中 ， “爱国主义”呈现出清晰而自洽的面相。绝大部分以“爱国主义”为标题的文章，都带有新闻通讯性质，报导某个单位或机构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与以往“贴标签”的做法不同，这些活动一般都是例行化的国家政治运动，或者是根据专门机构指示组织而成。1950年代那些天真的读者来信，以及1980年代涉及民族边疆等敏感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基本上消失了。此外，《人民日报》还经常转载教育部制订的“爱国主义教育”推荐书目和仪式规定等 。这表明官方已就“爱国主义”的内容和灌输方法形成了稳定认识，不再处于探索时期。

在纯粹的“爱国主义”报导数量比例上，1990年代及其后的“爱国主义”宣传并不比1980年代更强 。 两个时期的主要差别在于灌输的制度化程度。本文对“灌输制度化程度”的界定是：1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导，是关于“爱国主义”的报导的一个子类别；2某一年份的“灌输制度化程度”，就是该年“爱国主义教育”报导在“爱国主义”报导总量中的比例 。这样操作的理由是 ，“爱国主义”只是宽泛的政治概念，既可以表现为任意使用的政治标签，也可以表现为由系统化制度支撑的意识形态工程；而“爱国主义教育”则是一种制度化设置。计算“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看出某一年份或时期的“爱国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为制度化的设置。当然，如前文所述， “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表现为缺乏例行化机制的政治口号，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测量制度化程度的一个相对可靠指标。

笔者直接对三个时期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十分清楚：在1989至2011年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报导中 ， 高达57%的篇目涉及“爱国主义教育” ；而在1979到1989年间这一比例只有29%，在1979年以前更是只有11%。这一数量指标的变化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崛起”过程 ： “爱国主义”如何逐渐从散乱的政治标签演变为精密设计的制度化工程。

当然，例行化和制度化的实现，只是表明国家政权试图将民族主义灌输给社会的意愿，而不代表社会的实际接受情况。正如白鲁恂（LucianW. Pye）所言，1990年代的中共民族主义非常空洞，既不能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协调，对于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也缺乏具体念想 ， 更重要的是丢失了改革前的马列主义内容。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它如何受到国家政治宣传的塑造，是另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 笔者在这只是试图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

对“爱国主义”变迁的解释

本文运用统计数字和文本分析 ， 揭示了民族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中逐渐崛起的过程。这一“崛起”经历了四十年，在1990年代最终完成。改革前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标签，缺乏持续而连贯的定义，并且长期处于和其他意识形态话语的激烈竞争中，时常被边缘化。1980年代以后，中共稳固了“爱国主义”在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建构了比较系统的政治阐释，但仍然缺乏制度化的灌输机制。直到1990年代以后，中共的“爱国主义”才成为具有稳定内容和例行化灌输机制的政治工程 ， 而这恰恰是在中共已经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改革、走出国家社会主义的年代。

对于后共产主义时期民族主义的兴起 ， 学术界的基本解释是旧价值体系崩溃造成的真空，“需要”民族主义来填补。这一解释是准确的，尤其适合东欧国家的情形dr，但用于解释中国则略显不足。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转型过程是渐进而缓慢的，共产主义的衰落并不表现为政权的突然崩溃，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不呈现为民族国家从帝国的独立。正如本文所呈现的，“爱国主义”崛起是一个长期而多阶段的过程。对于这个多阶段过程，仅用“共产主义的衰落或崩溃”这样一个截然两分的类型学来解释是不足够的 ， 需要补充更具体的次级机制 。

笔者的解释是，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基础的认识在不断变化，进而不断调整其框架、策略。影响“爱国主义”演变的，不是中共事实上的合法性基础，而是执政者对自身客观合法性的主观认知 。笔者使用的两个关键概念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 。改革前，中共自信具有无可置疑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又频繁依靠政治运动规训民众，整个社会始终处于高强度的政治规训下，工程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在这时就显得毫无必要 。 而“爱国主义”在话语上暗示阶级整合而非阶级斗争，日渐背离国家政权的政治需要，更是加速了它的边缘化。

1980年代见证了主观认知与客观合法性之间的不一致。 1980年代的中共持有一组互相矛盾的政治观念。一方面，中共觉察到意识形态合法性出现问题，已经意识到经济现代化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 这是它废止阶级斗争而采取阶级合作话语的根本背景；另一方面，中共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衰落程度尚不十分清楚。当时国内政权仍然比较稳固，苏联、东欧国家虽然呈现停滞现象，但全面崩溃似乎也还是天荒夜谭。中共于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经济，认为经济现代化便足以巩固共产党政权。换言之，当时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衰落程度估计不足 ， 这是“爱国主义”虽然提起但并未制度化的重要原因 。

进入1990年代，中共已从错误中学习，转向“两手抓”策略：一方面继续推进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不放弃挽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积极建构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 。 由于密集的国家政治运动此时已不再适用 ， “爱国主义教育”项目成为中共在后共产主义时代重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新尝试。“爱国主义教育”也体现了执政党维护中央集权的一些功能性需要，比如遏制市场转型带来的地方分离主义，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挑战。苏联、东欧国家的瓦解也促使中共与经典定义的马列主义保持距离，创造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正如前文所言，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它体现的是中共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意愿，而不代表这种重建已经成功。改革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基础一直是绩效而非意识形态 。

这是笔者对建国以来“爱国主义”演变过程的粗略解释。不过，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完备的。从长期来看，随着革命政权的例行化、祛魅化，即便没有后共产主义转型 ， 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各个国家机构也会自然呈现出工程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合法性认知解释也忽略了各个历史分期内部的变异 ： “爱国主义”在宣传强度上的波动并不是改革前才有的现象，即便在改革以后，它也经历过多次起伏。从统计数据看，“爱国主义”宣传在1979年、1994年、2008年前后都出现过明显高涨，而战争、外交危机、内部整合问题都可以解释这些波动。

最后，回到本文最初的关切：中国“新民族主义”如此重要，我们应当如何研究它？笔者认为，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与改革前的民族主义比较，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比较，与民族主义的各种反对力量比较，与民族认同之外的其他认同比较。只有进行系统的比较， 我们才能看出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它相对于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而不是陷于“中国民族主义到底有多强”这样难以产生坚实结论的争论。如果不能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就会陷于某些片面观察而无法了解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