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玉桢：关于海祭刘晓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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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玉桢：关于海祭刘晓波事件
1月16日 · 公开
　　牢狱破除了我的恐惧，使我心灵得自由。
　　从取保出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能为悼念刘先生而坐牢，倍觉荣幸。我们每个蒙难失去自由的同案们，也都要特别感恩刘先生，若非当局忌惮先生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我们也不会悉数在一月之内获释。其实，需要感恩刘先生的又何止是我们十多人呢，这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认识刘晓波的，或者不认识的，甚至是迫害他的人，谁有免于向他致敬和感恩的理由呢？
　　自八九民运以来，先生坚守这片罪恶的土地，主动为我们扛起时代最黑暗的一面，为我们守住通往希望的道路。没有他和他的同仁们的付出、奉献乃至牺牲，也就没有我们苟且的空间和相对静好的生活。我始终觉得，海祭一事，乃至7月全国各地自发祭奠先生的人，大家都是在还债，还我们欠刘晓波的债，谈不上有何光荣辉煌可言。所以，在会见律师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乃是本分，我们尽到了点滴的本分。
　　但我们又是光荣的，在林昭、方励之、刘晓波们开辟的这条道路上，苦难是通往光明的必由之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轻轻松松搭着便车、躺着进自由的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先驱可以凭着幻想而非付出来摆脱野蛮进入文明。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光，不是徒然无意义的，现在坐一个月的牢，就是为未来中国充值一个月的自由。没有什么事业是不需要成本、代价的，以国家为单位，如果我们能感受到自己的不自由，那是因为我们为自由付出得太少。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自由的代价更是高昂。

永远的空椅子

　　海祭
　　2017年7月19日晚上，坐在回广州的车上，看着窗外的浮光掠影，我脑中闪现一个念头，今夜一过，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在崖山海滨悼念刘先生，取意“崖山之后无中国，晓波之后无和解”。
　　摆椅，挂像，点烛，献花，鞠躬，向伟人致敬，寄托哀思，也给我们生者一个解脱和释放。自六月底得知消息以来，我整个人都处在极端的煎熬、焦虑中，好像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是又无从下手，无能为力。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当局导演着一出出闹剧、丑剧来减少事件的影响，大人物的死亡从一个节点性事件，变成了直播事件。
　　20日早上，估计到当局会对海祭者进行抓捕，我就告别怀孕中的妻子离家出走，本以为只要出去避风头三五天，最多不超过七天。那天晚上，我又和她相约去美领馆看了一场公益电影，后来就在地铁口分别，没想到这一别就是76天之久，倍偿牵挂之苦。我也开始了长达48天漂泊的逃亡时光，直到被捕。
　　

大海中的刘晓波（感谢作者巴丢草同意转载）

　　逃亡
　　20日，另一位海祭同仁收留了我一个晚上。21日凌晨，得知卫小兵、何霖被捕的消息后，因为深夜没有备选住处可换，我只能在忐忑不安中关机拔卡躺下。中午醒来，一看手机，好多个未接来电、信息进来，发现家人伙伴们也在到处找我，家里已经被江门市和天河区的国保搜查过了。
　　在前辈们的建议下，我在慌乱中匆忙逃离广州。身份证不能用，飞机动车坐不了，只能选择大巴，到了天河客运站，发现大巴也要查验身份证，于是只能在站外询问，终于找到不需要登记就能乘坐的渠道。但这也要拼运气，如果路上遇到警察查车，我就走不了了。
　　逃亡是对滥捕的无声抗议，是不服从、不合作。我无法束手就擒，不承认当局有如此这般执法的正当资格，我要增加他们作恶的成本，虽然我自己也要为此付出与家人被迫分离、生活无着的代价。
　　感谢民间抗争网络的存在，当党国巨大的暗网笼罩，探子抓手穷追不舍的时候，江湖同道们也积极关注着海祭一事，随时等待提供帮助。至今，我对于这些兄弟、伙伴的恩情厚谊仍深感于怀。
　　因海祭事关重大，有动员、复制、模仿的潜力，我们分析案件当由公安部指导督办，广东省厅协调部署，江门市公安具体负责执行。所以，离开广州是不够的，得逃离广东省境。
　　可是逃往哪里呢？想来想去，要么是我出生长大的福建，要么是读大学时候的浙江，最后我决定一路向北，先就近去福建。
　　经过一夜全程高速，22日一早，我就来到了厦门市，先前已联系过了未曾谋面的网友戴振亚先生。为安全起见，戴哥继续驱车将我安置在临近城市郊区的访民朋友家里。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暴力的逼迫而离家，这本应当是一趟美好的旅程，因我借机得以看见这片国土上各样人等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勇气和良心未然泯灭的反抗者们。
　　访民L姐家在漳州市郊的海边，是带个小院的两层红顶小楼，这是我落脚的第一站。L姐和婆婆长年在外上访，最近又去了北京，男主人C哥坚守后方，在家里养鸽子贴补家用。
　　闽南靠近台湾，又因语言相同，家家户户能收看台湾的电视节目，耳濡目染之下，他们对上街、举牌之类的公民权利已然脱敏，不像内地人那样陌生乃至恐惧，对这些话题、行为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对台湾的时政娱乐节目如数家珍，熟悉不同政要、明星之间的区别，但那都只是对岸的风景而已，电视上的民主社会生活场景与此岸的现实冲突太过剧烈。
　　C哥家也是因为土地被强征而上访，多数村民都认清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纷纷缴械投降接受廉价补偿，少数硬骨头被软硬兼施各个击破，L姐是其中反抗最激烈的人之一，她带着全家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诉冤之路。地方政府为了维稳，对他们一家进行监听、跟踪、盯梢，甚至在他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
　　跟我以前接触过的多数访民不同，C哥一家对种种不公的待遇已习以为常，虽同样有怨言，但是少了悲愤、绝望，更多是无奈、忍耐和因抗争而来的自尊和乐观。
　　从我后来走访的几户同道，包括我自己在广州的遭遇，可以看出，在家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已经成为政府压制抗争者的标准动作。因着相似的经历，每一个反抗者都能在苦难中很快找到彼此的共同语言，迅速地熟悉、信任起来。
　　我开始录制安全视频作为被捕后的公开声明，讲述因海祭逃亡事由，主要表达三点：将通过妻子委托辩护律师，不接受官方指派律师，身体健康、热爱生活、不会自杀。
　　在C哥家避难仅两三天，我发现自己用电脑上网的时候自动登录了国产软件百度云，因为担心行踪暴露给主人家带来不便，我就迅速转移到下一个落脚点。
　　逃亡的过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证，不能用实名制手机，不能随便拨打家人的电话（为免被反向追踪），不能回家（为免被蹲守的警察直扑），要避开警用摄像头（避免被拍到及人脸识别），跟联系人还要做到来去双盲（不报告真实往返目的地、行踪）。这是一种黑暗而又压抑的生活，为了给自己打气，我将这些过程都当成游戏打怪升级的环节，而这种状态就姑且称之为逃亡模式。
　　在逃亡模式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隐私的悲惨状况，在云极权的时代，我们无所遁形。隐私权本应是自由的堡垒，是我们免受公权侵犯的自留地，如今却成了全能政府予取予求的公地。
　　第二站到了福清何宗旺先生家里，他是一位坚定的维权者，多年在北京经商，结交过胡石根等民主人士，曾因为参与现场围观声援被拘留过。何哥乐观地相信党国会在一两年内倒台，届时必然会天下大乱、处处暴动，他在经济上积极为此做着准备，将存款兑换成美元，积极囤购物资，甚至打算买些农具作为家里防贼防盗的武器。
　　难能可贵的是，何哥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能理解、支持儿子的维权事业，老人家满头白发，牙齿快掉光了，背有点驼，但腿脚还算康健。她也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混乱了，看到了能管一点是一点。每当何哥给她打开手机放各地官逼民反、人民群起而反抗的视频，老人家都会非常开心、兴奋，觉得充满了希望。倒是何哥那十八岁出头的儿子对此并不感冒。
　　第三站是广受尊重的游精佑先生家。老游是桥梁高级工程师，因在福建三网民案中入狱而声名鹊起，他更是一位敬虔的天主教徒。何杨拍摄的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更令游精佑在民间广为人知、美名远扬。
　　因长年风里来雨里去，游精佑皮肤显得黝黑，他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讲话带点福州长乐口音。老游为人大方豪爽、乐善好施，每次福州公民聚餐，或者外地朋友来访，他总是第一个抢着去埋单，大家总得拦着劝着他别急，要AA制。因为被当局搞掉体制内工作，加上女儿出国读书成本高，老游的生活也时常捉襟见肘，有时候他手头不便，就会偷偷跟同桌相熟的人说，帮忙先代付。
　　老游有圣徒情节，对人的不足和罪性尤其敏感。正因为自身的高洁、严谨、自守，在三网民案中蒙冤受屈被枉判后，他心情尤为压抑悲愤，与福州马尾当局势同水火。
　　在我一个晚辈眼中，他是福建的良心，或者说福建良心的代表，是我们的民间省长。
　　在他家避居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老游和他太太陈老师的恩爱，可以看出，在老游的保护下，陈老师一直保持着年轻单纯的心性。陈老师虽然也知道老游做得很多事情都不是坏事，仅仅是行公义好怜悯，但也不免担心他再次将自己陷进去。有一次在饭桌上不小心说到了三网民案，他俩都很自觉点到即止马上打住，显然陈老师对那段经历还心有余悸。
　　他们时常会一起读经，每次回乡下，都会相约去神父家里坐坐。他们全家因着笃信天主，家中弥漫着和睦、祥和的气氛。有一天刚好赶上弥撒，我还跟着一起去教堂感受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作为基督徒，我自然觉得亲近。天主教将基本的教义融入仪式之中，使得每一个参加者，哪怕是陌生人，都能定期、快速地领悟到基督信仰的真谛，进而决定接受与否。
　　老游家面对着一大片农田和远处的连绵山岭，风景甚好。每天吃过饭，老游会带着他的妻子和我一起去散步，他会告诉我，哪一片小溪是他小时候放牛的地方，他在哪座小桥上落水差点溺死，附近在建的高铁站将如何遮挡视线。
　　离开老游家后，我回到了家乡莆田，转到维权人士林国贵家暂住。林哥在网上自称农夫、农民，其实是个生意小有成就的企业家，我们在网上认识多年但未曾谋面。在那个靠近南少林的村子里，他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通过精研村民选举方面的法律，竞选上了村民小组长，更带领村民们在与政府部门博弈的过程中，罕见地保住了集体土地，堪称不小的奇迹。
　　林哥相貌堂堂，身形魁梧，祖父还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十九路军军人，是英雄门第。他有着典型莆田商人的精明，足智多谋，口才绝佳，又有谈判的天赋。
　　因为合法经营的采石场被政府强行关闭，林哥失去了每年收入上百万的生意，无奈赋闲在家。尽管如此，因为能力突出、维权有成，他广结各路好友，上门拜访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很多朋友经他点拨，都有模有样地跟政府、开发商周旋起来，通过维权手段去抗争，时常有意外的收获。
　　在他的引荐下，我一下子又认识了好多莆田本地的活跃公民，迅速搭上了线。没想到，自从北京许志永在新公民运动中明确提出公民同城聚餐的概念以来，公民同城圈不仅遍及一二线城市，更延伸到莆田这样的三线小城。
　　惭愧的是，我虽然多年前就知道莆田有这么一帮同道朋友，但是每次返乡都是来去匆匆，反而事到临头才打上交道。好在同为抗争者，大家彼此相处起来倒是一见如故，毫无挂碍。每认识一个新的同道，都令我十分快慰，更觉得民间有力量，充满着希望。
　　告别林哥后，我又在福州多处逗留。其中一站是外号木匠的陆建阳先生家里。陆哥是个雕刻匠人，也是职业经理人，是福州圈子中活跃的公民，有车，从不沾酒，标准的圈内车夫，所以不少外地路过的朋友也都熟悉他。
　　陆哥长着一张大圆脸，浓眉大眼，常常自嘲自己出生的地方是手撕鬼子的故乡：浙江抗日基地（横店影视城）。虽然在福州定居多年，但是乡音未改。他本来只喜欢在网络上打口炮，后来经不住游精佑鼓惑：“看你在网上发言挺激进的，要不要线下见见？”就这样，他入了公民圈。
　　自从在他家住过之后，陆哥很嫌弃我残留的莆田男遗风，每次都要嘱咐我：学会自己做饭，给老婆多做做饭。
　　像陆哥这样的公民们多数都在网络时代觉醒，更因互联网相知相识走到了一起，一起被国保喝茶，一起参与到各种送饭、围观之中。
　　骚扰一遍福州的老友们之后，我还是决定回莆田老家，回到最危险、最容易被发现、被追捕的自己家。
　　我是夜里天黑之后才到的家门，老妈跟我简单交谈几句就自顾自打电话去了，我上楼之后听到她在电话里跟亲戚说，今天有派出所的警察拿着一张纸，过来问我那读小学的侄子认不认识上面的人，侄子还小，认不清人，就说不认识。我一听，坏了，肯定是来找我的警察，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跟老妈摊牌，讲明情况。
　　我告诉她，因为跟一些朋友在海边悼念民间反对派的领袖，得罪了共产党，现在他们要来抓捕我。老妈大字不识，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闽南沿海一带，听完之后一头雾水。她对于政治上的事情更是一片空白，难以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为了能让她理解，我只能用她以往经常看的莆仙戏戏剧的方式告诉她，刘晓波是个大忠臣，忠国爱民，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现在被朝廷陷害了。我也是忠臣，只是忠于老百姓，不是忠于朝廷，我反对共产党迫害刘晓波，所以就去参加悼念他的集体活动。
　　后来她每次一提起这个事，就跟我说毛主席多好多好，为了打江山全家都死了，刘少奇就是没有当皇帝的命，都过去几朝几代了，就没必要再提这些事了。呵，她可能错把刘晓波听成了刘少奇，还以为儿子攀上了刘少奇遗留的人马，卷入了共产党的高层政治斗争，她还真是高估了我。
　　不过这样也好，她要是知道儿子支持的是时时处在被迫害、被打压、被消声，无处出头的政治反对派、民主阵营，以她的实用思维，恐怕更难以接受这种看上去没有任何希望、机会的赔本买卖。她的世界很直白，你做这事，图的是名还是利，做了之后你是有名了还是有利了，如果两样都不沾，你为啥要做，傻也不是这么个傻法。
　　那天，她最终还是部分理解了我所说的事，知道儿子没有伤天害理，没有作恶，虽然很傻很天真，但也是一腔热血、充满正义感。也许她从我渴望被理解的眼神里看出，我是坦诚的、认真的。
　　她叹气到，谁不知道共产党坏，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比你有钱比你有势的人多得去了，他们为什么都不出头，他们都没被欺负么，他们就是比你聪明，没你这么傻，你以为你站出来有用，你们有多少人啊。都知道官少，老百姓多，但是老百姓什么时候能拼得过当官的，老百姓是不会齐心的，你们是扳不倒共产党的！
　　她又说，无官不贪，哪有一尘不染的，换做你当官不还是一样，只要他能办事，能解决问题，给他贪点有什么，人家也要吃饭也要生活，共产党干得还是可以的啦。
　　她还说，我当年就不应该供你读大学，你是读书读太多读过头了，人太过实在，太老实了，不知道拐弯抹角，人家说东说西忽悠你你也听不明白还当真。人心隔肚皮，黑的暗的人多了去了，你都不够人家一口吃下去，你家事都理不了还想理国事？你去参加悼念，那其他人去了么，你这方面的领导、前辈、朋友都去了么，他们干嘛不去？你还是安安稳稳好好工作，我也不要求你发财，我也从来没跟你开口要过钱，你只要安心工作我比啥都好，一辈子都要为你操心，你也成家了，现在小孩也快有了，你现在出了这个事，老婆小孩怎么办，把建华（我妻子）一个人放在广州你放心吗？
　　这下老妈可真说到我的痛处了，在因海祭被迫逃亡的日子里，我最牵挂的就是还在怀孕中的妻子，每天一个电话也不能缓和无法陪伴左右的煎熬。
　　有一天晚上，我睡在朋友提供的一处房子，在瓷砖地板上铺上竹席直接睡。睡着睡着梦中想起华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心就剧烈刺痛起来，醒来后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她说自己刚刚也心悸刺痛了一阵子，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同心。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心急如焚，为了避免被追踪，我还不能太多联系她，也没有熟悉又安全的朋友可以代我去探视她们。想到这里，我就对迫使我无端端要逃亡，逼迫我们家人分离的国家暴力痛恨至极，就像我痛恨他们害死了刘晓波还草草强行将他火化、海葬一样，他们真是铁了心，不惜一切代价要与民为敌，极权政府真是国之大患。
　　老妈又说起家族里亲戚文革时候的遭遇，她感叹到，这可能是祖宗风水的问题，每一代都要出这种事情，以前那个族叔当造反派失利后来还在家里躲了一年。
　　我看她有点惊慌失措，就安慰她，没事的，因为这件事进去最多也就关一个月，我已经有朋友被关过而且很快就放出来了。何况我也自己提前委托好律师，到时候律师会去看守所会见我的，有情况他会随时跟你们通气，而且我进去虽然谈不上好吃好喝，至少不会被欺负被人打，你就放心吧。
　　她还真的想把我藏上一年，我们都商量准备叫建华回莆田生产了。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海祭这事避不过，晚面对不如早面对，还是早点进去坐牢好，早进早出，这样还能赶上宝宝出生的日子，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步棋走对了。
　　于是，我决定浮出水面，该干嘛干嘛。我不告而别，买上去广州的动车票，准备回去看大着肚子独自生活了快两个月的妻子。
　　到火车站取票，过安检的时候，警察叫住了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
　　……
　　我数了一下，在48天逃亡路上，我先后辗转落脚过16个不同地点，平均每三天就得动一下，居无定所，吃遍百家饭，苦闷辛酸，几度情绪接近崩溃，在自己的国土上仓皇流亡。


作者入狱前（左上）、逃亡中（左下）、取保获释后（右）

　　入狱
　　2017年9月5日，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我到莆田火车站准备乘车，自投罗网，直面令我失去正常生活的海祭之事。
　　排了很久的队取票，没事。
　　过安检，“滴”，机子响了，安检员叫过来执勤民警，时值厦门在开金砖会议，火车站警察比平时多了很多。
　　被警察叫住之后，我反而平静了，该来的终于来了。
　　他问我是不是信用卡欠债，或者有什么生意上的纠纷。我说都没有，反正一会儿你就明白，你先请示看什么情况，我就坐在一边等着，你放心，我来了就不会走。
　　一个同乡镇的年轻干部刚好也在参与金砖会议执勤，他简单问了我哪个村的，因为犯什么事，就给我接通了我们村干部的电话，让我给家里通个气。因为这样，我家里就第一时间知道我被捕了。
　　那时候，我手机还没有被控制，趁这当口，我又给妻子、母亲还有一两个可信的亲友都去了电话。我说应该很快会被转交给广东江门警方，但是具体程序怎么走还不清楚，请妻子照事先计划帮我联系好律师就行。
　　值班的民警将我转交给火车站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对我被捕的反应很惊讶，他说，人家被捕都是害怕、恐惧、逃避，你的反应却很反常，是很生气，像是被冤枉的。他照例还是一番安慰，没事的，乖乖配合我们，搞清楚了就没事的，现在很文明，国家不会冤枉你的。
　　当时我心里就呵呵了，党国可一点没冤枉我，党国抓我我既愤怒但又不觉得意外。我平时在新闻上没少看到党国所谓的执法，但是公权、刑事程序的滥用真的临到自己头上，我还是不能淡定，至少这第一次淡定不了。理性上我能理解怎么一回事，感情上无法接受。
　　清点扣押物品，简单地讯问，确认身份，然后他们就说准备送我去体检，再送到莆田第二看守所。我说你要是不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签的。
　　然后我就又给妻子打了一次电话，告知我现在何处，将去往何方，过了一会儿，广州的王爱忠先生就打来电话关心，他让我放心，有很多人在关注你。
　　随后，我的手机就被没收了，我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独自面对黑幕后的世界——真正的体制。我相信上帝掌管人心，若非祂允许，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失。我相信，无论去到如何幽暗的境地，祂都与我同在，保守我免受环境的逼迫和伤害。
　　我心安然，我知道，到了这个境地，我想再多也没用，也什么都做不了，如刀俎上的鱼肉一般。平时萦绕我的焦虑、苦闷、彷徨，此时都自然放下了。
　　体检过后，我就被铐着押解到莆田二看，经过五道铁门，繁琐的签字、按指印手续，我的看守所生活就开始了。按游戏、体验的心态，我称这个阶段为坐牢模式。
　　进所不能穿有纽扣、针头、钉子、带子的衣裤，他们把我裤子上的带子剪掉后，还让我把运动鞋都扔了。
　　每个进看守所的人首先都要进过渡仓，然后再分流。一般来说，在过渡仓大家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监规、熟悉看守所的生活作息。除了监规，每个管仓仓头都会给本仓制定一些额外的小规矩，二三十人挤在三十多平的仓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则，肯定会乱成一团。
　　所里本来是禁烟的，但是不知道仓头哪里来的本事，还是搞到了一些，每天起床后睡觉前点上一两根，有时候还分一两根给表现好的小弟，或者把没抽完的烟屁股给小弟抽几口过瘾。所里烟有限，大家都习惯了一根烟轮流抽，反正都体检过才进来，大家也都不介意间接交换唾液。
　　按照进仓先后顺序，仓里人一般分三个等级，仓头和他的副手是第一等级，协助仓头维持秩序的小弟们是第二等级，其他被管理的对象是第三等级，而新人、新疆人、西藏人、外地人、强奸犯又是第三等级里面最弱的。在罪名的鄙视链中，大家最看不起强奸犯，偷的、打的、抢的、骗的甚至杀的都看不起强奸犯，面对强奸犯他们都能生出一定的道德优越感。
　　仓头一般都是比较年长者，他们都会看人下菜，知道哪些人服管哪些不服管，一般年纪大的或者看着就不好惹的角色他们都不会随意敲打，会更注重分寸，或者干脆招安成跟自己一伙儿的。
　　打人是仓头的“执法特权”，小弟们也不能轻易染指。我在莆田过渡仓唯一一次看到打人，是一个“强奸犯”，其实应该说是涉嫌猥亵的嫌犯，没有把水杯放整齐，因为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仓头就狠狠踹了他一脚，还扇了他两个耳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自然如惊弓之鸟，如履薄冰地守好规矩。
　　看守所到处都有摄像头，本来是没有死角的，但是我听说他们如果真的想打人，就会一堆人围成一圈，将挨打的塞到大通铺下面半米见方的水泥洞里面，轮流踹。因为歧视新疆人，准确地说是维族和其他长得像维族的人，所以说是新疆人是必打的。
　　进所当天一般都要向仓头报告姓名、籍贯、涉嫌罪名，仓头会登记在册，我进仓的时间已经是傍晚，连晚饭点都过了，所以就等到第二天登记。
　　他们吃夜宵的时候，因为都是本地人，我就大着胆子跟矮个的副仓头借点吃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给了我一盒酸奶一个面包。后来我知道他还是当官的，是个建委主任，因为涉嫌贪污被抓。过渡仓的仓头是一个富裕村的村支书，也是村集体公司的董事长，说是因为生活腐化被抓，我一直没搞懂这到底是什么罪名。这个仓的三号人物是我老家所在区的原区政法委副书记，手下还分管公安民警，他是因为监管的警用摄像头大量被检查出问题，所以被以渎职抓捕，后来，他还很信任地向组织上交出三十多万收受的好处费，事后为此后悔不已。
　　因为在仓里相对学历高，所以很容易就跟他们第一等级打成了一片。他们总是叫我“大学生”、“眼镜”或者“忠门”（我老家所在的乡镇）。
　　每一个进仓的人都保持一套生存哲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很少有主动挑刺的刺头，也不会轻易有人敢于挑战仓里的等级秩序。
　　仓里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吃饭、睡觉、做操、搞卫生、背监规。一天要搞好几遍卫生，到处都被擦洗得干净、整洁、发亮。
　　莆田二看的放风场很小，就是仓外十几平的一个小院子，顶上都用铁条焊住，管教有时候经过上面会蹲在铁网边上跟你聊天，你得抬头仰视他才能跟他对话。看惯了美剧里面能跑步、打球、健身的操场，这里的放风场哪叫放风啊，顶多只能透透气。
　　每天吃得都是糙的米饭、烂的面条，还有“水上漂”，就是面上浮着一点薄油的清汤，里面带点紫菜、白菜，偶尔有一两片肉片还是那种平时你在外面吃都吃不到的最差最腻的那种，白肉连着一些看上去像瘦肉吃着又像皮的肉糊。时间久了，在押人员个个都面带菜色、营养不良，据说平均每天几十块的囚犯补贴都被克扣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比美国人权好五倍。所方往往美其名曰，你就是来坐牢的，坐牢哪有舒服的。呵，读书的时候只听说过自由刑和死刑，还从来没听说“营养不良刑”、“缺医少药刑”。
　　仓里每天晚上都要轮流值班，每班两小时，两个人一前一后站着，听到谁有声响就得过去制止他，以免影响到别人。蒙头睡的也要叫醒，曾经有人在大冬天盖着被子睡，在被窝里偷偷用毛巾想自缢，后来实在憋不住气呛出声才被发现。
　　这么多人睡在一起，打呼噜、磨牙、说梦话的声音总是此起彼伏，基本上你要马不停蹄走来走去提醒人。偶尔响声少的时候，我会抽空赶紧看几页书本杂志，其中有一本朱明勇律师写得刑辩案例集《无罪辩护》我尤其爱看。
　　虽然是新人，但因为是本地的，里面的人也都不敢把我怎么样。我也比较顺服，不会刻意去坏规矩。一个美国国籍涉嫌偷渡的广东大叔，一个几进宫的偷茅台酒的小偷，我们三个都是新人，自然就聊得比较多。小偷也是广东人，长着一双小眼睛，鬼灵精怪的，他熟悉里面的规矩，做事总是积极主动，很有眼力见，他给了我不少在里面的生存建议，也是他教会我结线圈来拔胡子，用方便面袋子的光面扎镜子。
　　有个本地的老乡是涉嫌商业欺诈进来，他听说我被抓的理由后骂道，你真是吃饱了撑的，太傻了，因为这种事白白要被关一个月，一点都不值得。他说现在你因为悼念那个人被关在这里，外面有几个人知道，可以说没人关注你，关注这个事。
　　不过瘦瘦高高的仓头老先生不是这么看，他觉得我做的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需要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因为这，吃饭的时候，他还特地给我多加一点辣酱。后来我碰到的几个仓头也都像他一样，有阅历，有见识，他们能当上仓头也确实是实至名归、理所应当。
　　我总是告诉他们，过两天我就走了，最多不超过三天，广东警方就会来提走我，我不会呆很久的，到了广东那才是我真正的主场。不过这种祥林嫂似的自我安慰几乎每个被关的人都会说，他们就打击我，你看那谁谁也说刚进来马上就出去，现在老婆孩子估计都跟人跑了。被关的人最痛的点就是，老婆孩子跑了，有的人就算表现得满不在乎，也多是掩饰而已。
　　不过，第四天早上，江门就来人了。那天天气比较阴沉，铁门哐当一声打开，“卓玉桢，出来”。我赶紧把蓝色号服脱下，他们不允许我带走留念，急匆匆跟同仓难友们道了一高声“大家保重，祝福大家”，我就跟着管教穿过道道铁门出来了。
　　一见到江门来提解我的警察，我就觉得他们特别亲切，不知道为什么，广东警察身上总有一股比外地警察更平和、更文明的气质。他们分别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还用一根麻绳捆住我的手铐，拖着我往外走，出了武警站岗的大门，在看守所门口挂牌的地方拍照留证，再驱车前往莆田火车站派出所办理移交手续。
　　出发的时候，我跟莆田火车站抓我的民警喊了一声：“兄弟，后会有期”，他一听还很不好意思，瞬间满脸通红。不知道为啥，被他们抓捕的时候，我总是自然而然高昂着头，挺着胸，觉得自己比平时更加高大英武，非常自豪，很有一种作为人的尊严感、满足感。
　　江门方面过来提解我的人有四个，他们开着一部丰田大路霸警车，领头的是个矮个子姓李的。李警官一上车就提醒我，他们不负责办案，只负责把我安安全全送到新会，案情方面他们不会问也不会管，我只要配合好，一路上大家平平安安到达就好。
　　一路上我跟他们聊个不停，还哼唱了好多首歌。他们还笑话我，你人都被抓了，感觉心情比我们还好。
　　我却觉得，他们既作为公权力的工具被滥用，反过来，也成为成就民间道义的道具和陪衬，从这个角度，我确实是比他们开心，我开心的是我能为义受逼迫，能因声援尊敬的晓波先生而入狱，能以此向先生致敬，向同胞们作民主自由的活见证。
　　途中，我还特别唱起林昭女士的短诗，“生命似佳树，爱情若丽华。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还有一首，“生命有涯，自由无价。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中华圣女那份高洁的心志、牺牲的博爱、无畏的勇气，但是我想，只要我能做到林昭、刘晓波们的万分之一，便足矣。
　　到了新会看守所，在外面办案区拍照的时候，我一直大笑着，笑得合不拢嘴，笑得快岔了气，笑整件海祭大抓捕的荒唐，笑党国的黑色幽默，也笑自己身处的奇幻大时代。台湾美丽岛大审判有一张庭审照片，其中受审者个个表情不一，有淡然处之的，有坚贞不屈的，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施明德的开怀大笑。我想，那天在新会看守所门口，如果后来人能看到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拍下的画面，我一定笑得比当年的施明德更灿烂。我可能全身每个细胞都笑开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经过交接，清点物品，采集身高体重指纹掌纹血样，很快就进入紧张的夜审。经手讯问我的警察姓肖，是个看上去比较正派的警员。他带着他的学生实习警察就打算开始对我进行讯问，我告诉他，依照法律规定讯问时必须有两名警察在场，如果没有另外一名正式警察我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先是叫那学生警察给我出示了实习警官证，我不同意，争辩了一番。最后他气冲冲地跑出去打了一会儿电话，叫来了另外一名警察，还让他带上警官证给我查验。肖警官还算是比较守法、讲道理的。
　　肖：“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拘留？”
　　我：“不知道”
　　肖：“你因涉嫌2017年7月19日晚，在江门新会崖门海边拜祭刘晓波，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所以被我们警方网上通缉，现在对你进行刑事拘留。你是否承认以上事实。”
　　我：“我不知道警官您所说的事情。”
　　肖：“你7月19日晚上有没有来过新会崖门海边？”
　　我：“我不记得。”
　　“请问刘晓波是谁”，我反问道。
　　肖警官无奈地笑了起来，一副你小子可真会演的表情。
　　“刘晓波是1989年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作家，多次被我国政府判刑，曾经发起过《08宪章》，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近期因肝癌晚期在保外就医期间病逝。你不知道他么？”
　　“我认识他，也很尊敬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所说的7月19日的事情。”
　　“行！零口供是吧？敢做就要敢承认嘛。”
　　……
　　讯问就在这种“不知道”、“不记得”、“不清楚”中一直胶着着。眼看毫无进展，肖警官让我核对过笔录，提出修改意见，签字确认过后，就将我送出办案区，送进隔壁的看守所。
　　给我体检的女医生跟我说话，让我站过去退回来，命令我脱衣服的时候就好像对着一个物品一般，满脸的冷漠麻木，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不把嫌犯当人看。
　　领了一件号服，一个塑料碗，一个塑料汤勺，我二十多天的黄竹坑（新会看守所所在地）生活就开始了。
　　新会看守所分三个监区，每个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夜里刚进去的时候，看着边上武警岗哨塔楼打过来的探照光，有一种走进香港电影中的监狱的感觉。
　　肖警官把我送到1监区9仓门口，进去前，他嘱咐了我一句，“卓玉桢，你在里面要好好配合管教，不要跟人打架，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我请他通知妻子，我已经被送到新会看守所了，他要了电话答应会尽快通知到。
　　管教让我蹲着钻过铁链子，再转身解开手铐，“哐当”一声，黑色的大铁门关上了。我一进仓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都在睡觉，一个瘦老头模样的人给我拿过来一条被子，把我安排在他旁边的铺位睡。这个铺位是一号位，靠近仓门，远离厕所坑位，还不用睡地板，跟莆田看守所待遇简直天壤之别，在莆看，我一进去只能睡瓷砖地板。这个瘦老头长得很精干，叫邱建胜，是9仓的副仓头，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尽管我知道仓头、副仓负有打听嫌犯秘密的职责。
　　新看管仓头叫轮值员，轮值员一般穿绿色号服。新人进来照例还是要登记，仓友们对我这个大学生都很好奇，一问才知道是因为海祭刘晓波进来，他们说，之前你同案也在这里待过，所以你放心，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原来，佛山的秦明新先生已经先我一步来过了。仓友们普遍对秦明新印象很好，觉得他有文化、有涵养，通晓四国语言，外贸生意做得很大，说因为海祭被共产党迫害坐牢非常可惜。他们说秦平时应该生活条件很好，过不惯看守所的苦日子，刚来的时候一夜白了头，好几天吃不下牢饭，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放开吃。妻子听说他出事第一时间从新疆飞过来，也已经为他聘请律师了。他曾经告诉仓友，他还有小孩，为了老婆孩子他不能死在这里，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活着出去。他的勇气激励了好几个心情抑郁的同伴。
　　这边的放风场比莆田二看大很多，有三四十平，空气也好了很多。晴天的时候，我会撩起衣服晒太阳，享受日光把皮肤晒烫的滋味，仿佛这样可以晒掉牢狱的霉气。过渡仓的生活很无聊，除了吃饭操练洗漱睡觉，平时大家就三三两两坐着背监规、聊天。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聊天，每个新人进来都会被围观慰问过一遍，大家对彼此的背景，犯了什么事了如指掌。实在无聊的时候，我还会唱歌，把自己一辈子会唱的歌，包括光会调不会词的，全部哼一遍。我好久没有这么喜欢唱歌过了，平时不喜欢去KTV那种场所，唱歌基本上只在教会才唱。我总是唱歌也感染了很多狱友，有的还跟我说听我唱歌能扫掉心头的阴霾，但我还是自知自己有多么五音不全。
　　看守所有个陋规，进出仓见到管教要蹲着，这虽然是为了保障管教和在押人员安全的措施，但实在是侮辱人格尊严。讽刺的是，所方要求我们背诵的监规里面赫然有一条，尊重在押人员人格权。刚开始，我还跟管教顶牛，我说我是政治犯，我不下蹲，后来想想，也没必要每一个环节都跟他们死磕，太消耗精力，就不再勉强。我的重点还是在应对讯问，顶住压力，坚持零口供。
　　我是周五晚上进所的，周末不能存钱，到了周一一有人给我存钱进来，我就赶紧填购物单买了很多吃的，主要是方便面、粉丝、豆浆精、榨菜、老干妈、牛奶还有纸笔之类的，这边能买的水果只有苹果一种。我以前本来不爱吃苹果，在看守所生活过之后，我觉得苹果是最耐吃、最营养的水果了，没有之一，堪称水果之王。
　　在看守所里面，没有家人存钱，没人会见探望的囚犯是非常受鄙视、受排挤的。还好，我刚进来就有人给我存钱，接着北京的张磊律师就来会见了，所以我在里面处境不算差。我也尽己所能地将自己能分的食物分给别人吃，因为我刚进来头两天也是靠蹭别人的，大家讨论的话题不少也跟吃有关，谁食物最多最丰盛，谁谁老吃别人的又从来不买，谁谁跟人要吃的真能拉下脸之类的。
　　9仓轮值员L哥人高马大，脸圆圆的看着挺和善，他因开设赌场抽水被抓。他人比较大方宽厚，体谅大家都是落难，共处一室不容易，只要你不做的太过，他都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轻易去追究处罚大家。
　　副仓邱建胜是个小毒贩，他每次贩毒前都要算一下，自己这次的量被抓住会被判几年，他贩毒总是小量多次，把可能坐牢的时间都算在内，平均下来每年的收入只要合算他就干，轻易不做过量过头，很精打细算。
　　熟悉后，我了解到，他还是八九民主运动的无名英雄之一。当年北京六四开枪，消息传到江门地区，五邑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群起围攻市政府，邱建胜激于义愤，也跟着朝政府大楼砸石头，砸掉了好几块玻璃，因此以反革命暴乱罪名被判刑九年，最后坐了七年多出来，刚进去的时候他才十七岁。他说，自己对共产党那口气一直下不去。
　　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后来贩毒我不说，但是八九年你去砸政府，是良心义举。公民有反抗暴政的武力自卫权、革命权，面对屠杀手无寸铁无辜者的政府，你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是正义的，不是见不得人的，是值得大大褒扬表彰，为子孙后代铭记的。
　　邱哥小时候是孤儿，从广西被拐卖到江门，到了江门人贩子可能被抓了，就把他一个人放在出租屋，他等了很久不见人就自己出来找饭吃，开始在江湖上浪迹，还拜了一个义父。他说，自己当年拉起来的帮派兄弟没几个善终的，很多不是死在打打杀杀的路上，就是坐了牢，还有病死的，没剩下几个。
　　看守所里像邱哥这样的江湖故事比比皆是，每次都听得我唏嘘不已，底层的血泪常常令我哀伤心痛。虽然他们是罪犯，但他们也是普通人，很多看不到上升希望，甚至没有正常生活机会的普通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铤而走险走上歧路，想打一场翻身战，结果却令自己更加沉沦。
　　邱哥非常聪明，他一天书都没上过，却识字，下得一手好象棋，说话做事有板有眼非常服众。他坐过好多次牢，很多知识、技能都是在坐牢的时候学会的，对他来说，劳改场（监狱）就是他另外一个家，更是一所学校。我刚进来第一天听他训话就被吸引住了，他讲话很平实，听起来很有道理很舒服，也不咋呼，不浮夸，感染力十足，让你不自觉就能接受进去。他是那种很有悟性的人，对人性有很深的洞察，真是一位江湖豪杰。
　　有一个年轻的贵州小哥，因为打架进来，他拉着我说，自己小时候看到共产党抓计划生育，把自己叔叔家里的牛牵走，家具搬走，爷爷去拦还被计生干部一把踹开。他只能留着眼泪看着那一幕，什么都做不了，从那时候起，他就非常痛恨共产党。他说，你这么有文化，还敢跟共产党斗，我真的很佩服你。
　　一个湖南邵阳的矮个子小伙，长得像凶猛版的一休哥，因为偷盗电线被抓。他跟我分享自己之所以变得敢偷、敢抢，甚至敢杀，就是因为一次极端的饥饿体验。亲戚带着十几岁的他出来打工，因为家里有事，也不打一声招呼人就走了，把他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他人小，被饿的头昏眼花，实在没办法撬开房门跑了出来。后来，他在路上看见一只鸡，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追着跑，追到以后把鸡脖子一拧，塞进塑料袋就逃。他连毛都不拔，就着火把那只鸡烤了吃，鸡肉上还连着黑乎乎的毛。从那以后，他就什么都敢了。
　　他说，不管自己给谁打工，除非自己的腰包饱了，否则老板的腰包别想饱，意思是回扣必须要拿。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透出恶狠狠的凶光。
　　他总是说，出去后干一票大的就收手。后来，他还让我帮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悔改了，对不起她，请她寄点钱过来云云。我就一再逼问他，那你之前说的干一票收手还干么，直到他勉强答应出去不再偷我才肯给他写完信。
　　9仓的张姓管教有一次找我谈话，因为辩不过我，就瞪大眼睛，声音高了八度地对我宣布：“你触犯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就要接受惩罚。”提到国号的时候还一字一顿加重语气。我以更凶的眼神瞪着他怼回去，“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违反自己制定的现行法！”
　　后来，所长找我谈话，说管教报告我对政府怀有深刻的仇恨和敌意。在9仓待了一周左右，因为总是跟管教犟，一直不肯写悔过书，我写给妻子的信件都被没收扣住了，接着就被调到33仓去劳动。
　　所谓劳动就是强制劳动、强迫劳役，在国际上是被禁止的，但在中国的监狱、看守所却普遍存在。监规还要求在押人员熟背系列问答题，其中劳动部分的标准答案是，“因为我们觉得无聊，所以向管教申请参加劳动”、“劳动没有任务，自己想干多少干多少”，以应对所谓的上级检查。然而，当被问及这种强制劳动的法律依据的时候，管教一般都会告诉你，这是公安部的要求，全国统一的。
　　新会看守所的劳动内容主要是扎塑料花，红色、紫色、绿色的小花，花枝、花穗、叶子，每个人每天都有任务量，一天一般1400多枝，任务完不成要么晚上要多值班，要么不能吃早餐。
　　塑料花上面的价签显示，一枝定价1.99~3美元不等，应该是出口去美国。如果美国的厂商会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进行人权、生产环境等方面的溯源、标准审查，如果他们的消费者发现自己使用的产品来自遥远、压抑的中国牢狱工厂，是囚犯们带着老花眼镜，眯着眼，在一片刺鼻的气味、粉尘中，用破皮成茧，老茧上又长出新茧的粗糙双手没日没夜的加工出来，不知道他们还会再买么？每一朵花背后都是刑囚的血泪，每一朵花都是血花。
　　但是，仓友们不一定都这么想，他们经常会劝慰你，干点活挺好，时间过得快，否则天天无聊干坐人会废掉的。他们忘了，强迫劳动是以我们被限制通信权利、剥夺阅读学习进修权利以及运动锻炼的权利换来的，是以我们的身体和智识为代价，在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将我们逼入最卑微的地步，让我们为最彻底的剥削而自我安慰、感激涕零。
　　他们有时候看着粗糙枯干的双手，也会觉得，坐了牢还要给共产党卖命，很不值得。但是他们宁愿用鄙视别人来反衬自己仅存的存在感、优越感，宁愿私下斗气斗狠，哪怕发动一场仓内的小规模“政变”、“暴动（打群架）”，也不会站出来，乃至一起站出来向管教们争取一丁点的基本人权，这一点生态、心态，跟外面的大监狱是同构的。
　　外面的社会大监狱，全民被党国绑架，形成一个巨大的互害生态，每个人都自觉充当极权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不觉得自己充当了帮凶、帮闲，没有主权意识、权利意识，没有责任感、爱国心，麻木不仁，随波逐流，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们。面对不公不义的现实，要么掩面不看，要么粉饰太平，无视自己作为无权者的卑微境地，但凡有所抱怨嗟叹，结果无不是将责任期待交给别人，将骄傲自义留给自己，真是一片充满罪恶的索多玛、蛾摩拉。
　　面对四壁高墙，生活是苍白灰暗的。有个广西小伙叫阿智，他总喜欢双手不停扎着塑料花的同时，跟大家讲自己的风流史，大家都被他一个接一个黄段子逗得笑个不停。囚犯们除了冷若冰霜的送药女医生，平时都看不到个女的，偶尔有女仓的囚犯被提审，远远地走过，哪怕只是一个背影，都会引来所有人行注目礼，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个异性都显得美不胜收。
　　仓头阿亮跟我聊得最多，他也是个传奇人物，自己开工厂制毒卖。阿亮五十出头，个子小小的，目光灼灼，人显得很精神，霸气十足。他酷爱文学，对很多作品如数家珍。听说他被判了死刑，但是我从来不跟他提这个话题。听别人讲，他接到判决书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看完就躺床板上睡觉，差不多睡了三天三夜，也没人敢去叫他。三天之后，他就像没事人一样，该做工做工，该下棋下棋，因为是管劳动的监工，该吼谁他还是照样吼。
　　他会跟我聊梅艳芳和黄雀行动，聊中共高层权斗，聊他几次未卜先知地知道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人事变动。这些他跟仓里其他人都聊不来，有些他说了别人也听不懂，哪怕是副仓头，因此我和他有聊不完的话题、思想。
　　我前后被警察提审了七八次，被看守所方面谈话谈了五六次，除了律师会见之外，这些应该算是坐牢期间最有意思的事情了。每次铁门口响起自己名字的时候，被叫到的人总会兴奋莫名，能出去见见人，甚至抽上一根烟，总比在仓里枯坐着好。
　　看守所副所长姓陈，是经历过文革的老革命，他总是循循善诱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反省、悔过，重新做人。他还将刘晓波类比秦桧，说刘有“三百年殖民论”，是汉奸，你去悼念汉奸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他一直回答不了我，就算刘真的是罪犯，凭啥悼念个罪犯也得把吊客关起来。
　　我说你经历过文革，还不知道政治迫害是怎么回事么，现在还要我们年轻人来重复轮回你们的命运，他就辩解说，你不是思想犯，你是行为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你这么干的。是啊，世界上的国家都不允许悼念“罪犯”，呵。
　　张磊律师每次来会见我，都会告诉我一些外界的消息，比如高智晟失踪、李明哲彭宇华开庭之类的，后来他还带来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江门公民梁庭柏先生因为到看守所给我们海祭同仁存钱，被警方传唤了8小时，手机还被扣了一个月，真是无妄之灾。
　　有时候，我会想，同一个时间点，外面的朋友们会在做什么呢？上班？为我声援？或者也被抓捕了？
　　有时候，眼前会浮现妻子的面孔，又会想起壮志未酬的晓波先生和软禁中的刘霞，为他们一家忧伤不已。先生充满亮光的眼睛仿佛在天上注视着我，勉励着我，他好像在跟我说，前路漫漫，但是孩子啊，心里不要失去平安。
　　知道不远的隔壁某一间关着我的同案，武僧马强，这令我感到安慰。不过没几天，律师来就告诉我马强被释放了，取保押送回北京，我感到又开心又失落，只剩我一个在里面了，可我还不会是最后一个。
　　有一次提审的时候，刚好雨过天晴，阳光晃眼，我抬头看了看蓝天，跟警察说：“现在觉得外面一切都好美，看一眼都是奢侈，以前怎么都没注意到呢。”
　　警察说：“你老实交代了就能出去了，就不用待在这里了，这是你自己选的啊。”
　　“我的选择是做一个人，你们不肯让我做人。”
　　……
　　释放之前两天提审尤为密集，他们先后向我出示了崖山海祭现场的照片、香港有线的现场直播视频，还有四五十页关于海祭的网上言论、联署声明，尤其是推特上的。
　　他们还跟我宣读了部分同案的笔录，想诱使我相信已经有人指认了我的参与，但是我坚持除非亲眼看见，否则不会采信他们的说辞，结果他们一直都不肯给我看。
　　除了质疑他们对海祭进行刑事立案乃至全网通缉的程序合法性，我始终坚持零口供，既不承认有所谓犯罪事实存在，更坚持现行法规定的自我辩护权。我一再地提醒他们，警察的职责乃是维护社会正义秩序，打击犯罪，而不是打击良心、良知，不要让自己堕落成滥用公权者的打压工具。
　　经过办案警察和看守所两条战线的持续威逼利诱无果之后，他们不再坚持要求我写悔过书，只要我做保证。我想了一下，这个可以接受，就拟定了三点：一、保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做善良公民；二、保证不到江门地区滋事（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曾经到江门滋过事）；三、保证出去后不就海祭一事接受媒体采访。
　　接着，两个警察中职位较大的梁警官看了一遍我手书的保证书，让我对着读了一遍。“现在，你还有什么感想。”
　　“我脑子一片空白”
　　梁警官兴奋地大拍了一下双手，说：“这就对了！”
　　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羞辱我，尤其是留下书面和视频证据，以备在应对公众质疑的时候可以防人之口。
　　写完保证书，经过一天的等待，9月28日晚，黑色的大铁门“哐啷啷”打开。
　　“卓玉桢，释放。”
　　我一下子没听清楚，好几个仓友在用粤语重复着，“卓玉桢，释放”。等仓头亮哥过来叫我，赶紧穿衣服走人，我才回过神来。


孩子满月

　　回家
　　四个警察押送我，连夜开车往莆田送，领头的是审我最多的肖警官，跟来时不同，我们一路相对无言。
　　本想给家里挂个电话，肖警官说担心大半夜太影响家人情绪，不让通话，我才作罢。知道妻子和母亲已经得到通知，今夜估计也是无眠，碍于仍在人家屋檐下，还是低头忍耐，等到家再说。
　　在镇派出所交接、道别过后，他们扣了我的身份证，要求随时报告行踪。我就自行回家了，到了院子里，母亲看到我突然出现，一愣，欲言又止。
　　按照忠门这边的风俗，坐牢回家的，要先在家门口摔个碗才能进，寓意跟过去一刀两断、斩草除根。但是我走太快，老妈还来不及，我就进大门了。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她骂我、责备我，没想到，对她来说，我能平安归来，她开心多过生气，虽免不了一顿数落，但更心疼我的受难遭遇。后来妻子要给我听老妈先前发来的语音，说她一直在哭，我就不忍心打开听，我也不是铁打的人。
　　经过向派出所申请和交涉，我回到了一别两个多月的广州，见面的时候，我跟妻子久久地拥抱，小家伙把她的肚子顶得凸凸的，他们都说这是男孩的兆头。
　　妻子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她一个人很怕回家，除了要面对房东逼迁，还要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只是希望，我们一家所承受的苦难，能给更多的同胞，能为子孙后代承担点滴的自由代价，我相信这点滴代价，将来的人们必看为宝贵。
　　在逃亡跑路的途中，有一天晚上我在苦闷之中辗转反侧，想起一路上遇到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一个个面孔浮现眼前，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有五六岁的小女孩，想着他们，想着我自己那还在母腹之中的孩子，我又感到欣慰，自己能有份为他们、为众人担当时代的黑暗，从而透过这抗争，看到微弱的希望之光。
　　经上说，“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割。”
　　10月18日，我儿卓启泰出生，顺产。
　　10月20日，晓波先生百日祭，国保跑到医院维稳，我不明就里，还以为是因为十九大。
　　至此，我的海祭故事告一段落。写就本文的时候，海祭案先后有11人被捕及背保，他们分别是：卫小兵、何霖、汪欣菊（网名汐颜）、刘广晓、李舒嘉、秦明新、张肇强、马强、我、黄永祥，黎学文，现仍有一位同案在囚、一位在逃，分别是詹惠东（网名校长）、余其元。
　　更有一位同仁，卫小兵先生，遭遇了我们坐牢的人最害怕的事，他获释不久，因有司阻挠，未及见面就收到了父亲离去的噩耗。承祭事余波，卫伯伯的逝世给党国再添罪状。
　　海祭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为自由而接力，为公义而战。
　　海祭未完，晓波不止。


写作不易，且赏且珍惜

（注：文中所涉主要相关人物信息，均已征得其本人同意披露，或采用化名处理。